作者：独孤岛主<br/><br/>2014-01-13<br/><br/>来源：infzm.com<br/><br/>沙叶新多次在访谈中提到九十年代初第一次与“天王巨星”谭咏麟见面的场景。他无法想象，一个流行歌曲的演唱者，竟然风靡到令魔都上海的无数时髦青年在锦江饭店门口痴心守候，彻夜高歌。这段老派知识分子与流行文化深怀戒心的相遇，如果没有那部《假如我是真的》，那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场景。<br/><br/>1980年，沙叶新与同事李守成、姚明德写了《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但没能公演，不料它令一年后台湾制作的电影版获得奇观性的轰动效应。在第十八届金马奖上，由王童导演，谭咏麟、胡冠珍主演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最佳剧情片、男主角及改编剧本三项大奖，成为台湾戒严时代政宣片最后的疯狂。它充满了急不可耐的焦虑，和对对岸政治的虚妄想象。<br/><br/>胎死腹中的《骗子》<br/><br/>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沙叶新，身处百废待兴的1978年，被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话剧《陈毅市长》。这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编剧，在这部承载特殊政治使命的剧作中，以布莱希特式的独白建立了陈毅的内心世界，在当时的中国剧坛，这样的尝试颇为离经叛道。时任上海人艺院长的黄佐临力排众议，支持沙叶新的剧作理念，令他在一片质疑声中得以坚持。后来也正是黄佐临的鼎力支持，令备受政治压力的沙叶新获得“总书记亲自批复”的入党境遇。而当时的沙叶新并未能料到，他会在一年之内，写出另一部在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违禁之作，他更无法料知，此剧的遭遇竟在海峡对岸催生出一部奇特的改编电影。<br/><br/>《假如我是真的》最早是以《骗子》为名写作的，剧作直接灵感来自当时发生在上海的真实事件。一位名叫张泉龙的上海知青假冒中央高干的儿子，招摇撞骗，试图以骗来的关系网将自己从农场调回上海。这个事件的细节也非常丰富：为了能够建立有效的关系网络，张泉龙不惜在同学（他的父亲是一名领导）家里干杂活，凭借超强的记忆力，他记下了同学父亲提及的所有人脉信息。由于直接骗倒了政治文化界的一批显赫人物，张泉龙事件成为那个时代耐人寻味的一件奇闻。<br/><br/>1978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纷纷请愿想调回城市，各地皆发生激烈抗争事件，如上海知青徐玲先死亡案便是一度轰动的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泉龙的案例便不再是单纯的讹诈，反而背负了更多社会意义。《骗子》塑造了招摇撞骗的下放青年李小璋，他从容骗过某市的文化局长、组织部处长以及市委书记，化身中央高干之子，差一点获得了开后门得来的上调令，此剧写成后立刻引起巨大争议。<br/><br/>1979年8月，话剧在内部连排时已然获得包括王元化等文化界人士及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沂等人的叫好，后来几次排演还引发了“为党抹黑”的负面反响。最终，剧本以《假如我是真的》之名在《上海戏剧》发表，令上海一时纸贵，并获得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等人将其搬上银幕的邀约。<br/><br/>《假如我是真的》里的李小璋之所以走上行骗的道路，乃是因为他的女友周明华怀孕，面对周父冷言冷语及周怀孕后可能遭遇的一系列恶果，这位身在农场、前途迷茫的聪明青年方寸大乱，只得铤而走险。而骗局的发端，竟是安排在剧院演出《钦差大臣》这一出极具反讽的俄国戏剧之夜，该剧是讽刺普通文官冒充钦差大臣而骗过市长大人，不仅骗吃骗喝，还得以同市长的夫人与女儿调情。这出戏上演当晚，李小璋目睹剧团赵团长为干部放行，而拒没票群众于门外，兼之偷听到某部长不能来的消息，于是在电话亭给剧团打了个冒充电话，走上了行骗的不归路。剧中有句响亮的台词“假如我是真的呢”，矛头直接指向横行的特权，而剧中“张老”在为李小璋辩护时，问到一个当时看来无比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经历过“四人帮”迫害的干部们，在重新开始工作后，自己又被腐败特权打垮了呢？<br/><br/>1980年初，中国剧协、作协与影协为此剧召开联合座谈会，支持与反对的两种声音针锋相对，最后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那句“这个时期，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作品，归根到底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而一锤定音。沙叶新就此以为此剧上演不成问题，不料突然爆发的阿克苏知青事件令它的排演再陷僵局。随后举行的剧本创作大会上，态度转变的胡耀邦代替沙叶新下了结论：“至于剧本怎么办？我觉得好办。讨论后，如果作者自己觉得不成功，需要认真修改，那就自告奋勇：‘改不好我赞成不演。暂时停演。’”<br/><br/>被胡耀邦代言的沙叶新最终没有修改剧本，直到1991年出版的剧本集中，收录的仍是此剧原稿，他庆幸地说：“多少大作家都改了，巴金、老舍……我一个小编剧，没改。”《假如我是真的》始终停留在内部排演的阶段，未能获得公演机会，《骗子》最终胎死腹中。<br/><br/>一瓶茅台的警世通言<br/><br/>1981年10月30日晚，高雄中正文化中心，由永昇公司出品的《假如我是真的》包揽第18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同时竞逐最佳剧情片的《皇天后土》与《假如我是真的》皆是立足大陆社会现实行其政策影片之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份属目的明确的政治讽喻，而后者则将沙叶新的剧本再做进一步改动，使其成为一出喜剧打底的时代悲剧，从头到尾并不刻意强调口号，从而转化为某种程度上颇为符合原作喜剧特点的呈现方式，辅以一定程度的情节剧元素。其制作水准无疑较前者为高了。<br/><br/>作为日后“台湾新电影”另类旗手的王童，他在这部导演处女作中展现了一种凄苦的幽默。影片开首便是农场生活，李小璋借劳动典型拍照调侃了农场生活的古板，用一种戏谑方式传达出更为刻板印象的“傻乎乎”人物形象。片中农场知青个个穿戴干净，似乎并不符合时代背景，除了墙上的标语与看似荒芜的土地之外，处处流露出对大陆生活的一种盲目想象，其情形颇似今日的“朝鲜画中国”。<br/><br/>影片用了许多附加性情节来凸显喜剧性下的政治讽喻，比如农场郑场长夜间偷听邓丽君的盒带（音量似乎大得夸张了一些），墙上的领袖肖像背后竟然是邓丽君画像等，这些细节都是沙叶新原作没有的。<br/><br/>王童的《假如我是真的》，选择李小璋自己兑的那瓶假茅台作为叙事线索，堪称神来之笔。这瓶茅台，由茅台瓶、低等酒、红蜡烛组合而成，经过赵团长、孙局长、钱处长，最终回到了“高干子弟”、片中化身为“李长城”的李小璋手中，而各人之间为了私利互相请托的关系网络，也经由这一瓶“给尼克松喝的，加了补品”的假茅台而一览无余，最后在李小璋被押往监狱的路上，摔碎在地，由大特写及加强的碎裂之声制造出“功亏一篑的震撼力”，想来是话剧舞台所很难达到的。<br/><br/>电影对片中人物身份不加掩饰，在沙叶新的剧本中，根本不曾出现任何一位真实存在的领导人名字，皆以“张老”等代替，而影片直截了当冠李小璋假冒的“父亲”以副总参谋长李达之名，这正是张泉龙一案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它体现了张永祥与王童急欲树立政治批判立场，另一方面，却暴露了创作者想当然的心态。片中赵团长猜测李小璋的父亲身份，连着说出几位“中央首长”的名字，这些名字中不乏在1979年前已经逝世的人物，不免让人贻笑。<br/><br/>细节之外，影片对原剧本另有重大改动，在剧本原有的人物结构之外，加上了女演员乔虹及王副市长这两个人物，前者意在从私生活角度揭露大陆高官的腐化，且女演员对世态炎凉的洞察颇似《海上花列传》中长三书寓的“先生们”，后者则被塑造为典型的一介莽夫，更在剧作中承担了打通“老战友”（即被李小璋冒充为父亲的那位）电话，起到了捅破玻璃纸的关键作用。他们令影片讽喻色彩增强的同时，也使其彻底变成惯常的通俗剧作法。对于骗局的拆穿，沙叶新的剧本中，其实是有一套环环相扣的逻辑：郑场长假正经半天，向已经获得上调令的李小璋示好，也试图求得离开农场的机会，被拒绝后，将写就的举报信寄了出去，这才引发剧末公审时，“张老”那一段义正言辞、针对社会不正之风的讲演。但在影片中，整个过程演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br/><br/>《假如我是真的》不断利用搭景及近景拍摄的方式，来呈现一个力不从心的上海图景。李小璋坐在公车上，眼望窗外的桥与河，就成了外白渡桥，而布景搭建的外滩景致，也只停留在一个镜头的一闪而过。在刻意营建的弄堂场景中，李小璋穿过玩耍的孩童与围观电视机的人群，进入到逼仄的周明华家中，这些都是王童想努力表现的上海生活空间，但因为太过虚假而沦为失败。<br/><br/>当时两岸关系紧张，影片编剧直接署名张永祥，影片头尾皆以字幕强调“根据苏联名作家果戈理舞台名剧《钦差大臣》改编”及“李小璋的下场，正好警戒一些抄小路走捷径，不肯脚踏实地的人作为借镜”，完全逃避了改编自大陆剧本这一事实，而此片在香港遭到了与《皇天后土》一样的禁映命运，亦为香港在两岸政治拉锯中的地位作了微妙注脚。<br/><br/>该片的演员阵容相当强大，谭咏麟以此片获得迄今个人演艺生涯中唯一一尊影帝奖杯，玉女胡冠珍更是不在话下，还有戏份不多但威严自在的“周明华之父”常枫，及后来在侯孝贤《悲情城市》中气场爆棚的雷鸣，他们皆在全片并不正常的意识形态氛围及对大陆人物的刻板印象中，相当落力地演出了那个时代官员与百姓截然不同的生活面向，有时令人觉得仿佛在观看一部大陆电影。<br/><br/>尽管影片整体走向由讽刺喜剧最后转成一出时代悲剧，但与沙叶新原作相比，《假如我是真的》比较注重一种通俗剧意义上的悲凉共鸣，片尾李小璋以残镜割腕而死，墙面上有“假如我是真的”血迹斑斑的字样，此时邓丽君歌声响起，作为一部全明星商业制作的影片，一出充满吊诡意识形态面目的社会批判作品，它们合二为一，如同那瓶落地粉碎的假茅台，似真还假，余音缭绕。<br/><br/>如果不是因为《骗子》或《假如我是真的》无法上演，作为电影的《假如我是真的》也许并没有出炉的机会。假如两者都是真的，也许便没有了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看似轻描淡写却又不得不提的一笔，亦不可能有开篇提及的那次十余年后作家与明星的会面。那个时代，那样的人和事，《假如我是真的》恰似新电影之前的彷徨，塑就了注定不完美的电影身份与美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假如我是真的》未出世就已死，却在海峡彼岸，得到转生。这种转生，曾被原作者本人认为是符合原著的。今人恐怕无法想象，1979年9月27日的静安区文化馆门口，《假如我是真的》剧本发售，它在十余分钟内就售出几百本。在不曾上演的话剧与充满疏漏的电影之间，只有这个场景，是真的。<br/><br/>本文原载由 magasa 主编的《虹膜》电影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