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吐槽科研经费制度——师道沦丧，还是被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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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4 13:03:13

南方周末 特约撰稿张维记者张瑞实习生陈霞 他找到自己的学生，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给学生一点提成后，再收归己有。 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点名批评，将“科研腐败”这个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又推到了舆论的前台。 这一话题的背景，是至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与之相对，则是中国科协的相关报告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 《人民日报》曾将“挪用”的手段，归为“贪、吞、套、骗、假”，虚列预算、用假发票套取资金，以劳务费、差旅费的名义骗取，在近十年来曝光的科研违规中，屡见不鲜。 随着科技部长对科研经费管理“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时，无论政府还是公众，都开始用更冷峻的目光注视中国的这群“堕落”的“高级知识分子”。 当肃杀的气氛传到高校，却引发了教师们的反弹。 在东南某985高校，2014年6月，学校专门向教师传达了“反腐”的精神，告知最近风声很紧，提醒他们要严格遵守经费使用规定。话音刚落，老师们反而炸开了锅，纷纷指责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管得太多；不是“师道沦丧”，而是被逼无奈。 安徽一高校的校办主任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他的愤慨，“现在的制度，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卡死”在纸面上 未来四年的研究行程，在一秒钟之内被“未卜先知”。 第一次申请上国家社科基金是六年前，南方一所985高校副教授王亮记得，当时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与立项通知书一起来的，是一份《项目预算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确立了学术研究的“课题制”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课题资金，高校教师申报的研究形式，这类课题被称为纵向课题。此外，国内外各种组织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的科技项目则为横向课题。历经二十年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费管理办法，其中之一，就是严格填写项目预算表。 王亮说，为了保证不出纰漏，学校社科处专门组织新立项老师统一学习如何填写。那个夏天，燥热的会议室里，老师们先用铅笔试填，再用钢笔抄上去，汗渍濡湿了一个个的前胸后背。 一个填写的诀窍是，要填得满满当当。在预算表上，经费被分割进“会议费、专家咨询费、差旅费、国际交流费、设备费”等十一大类，老师们被告知，每一项最好都填上一点，“显得你做得很规范，要是不预算上，就会觉得你没有做事一样”。 但王亮没有经验，不知如何下笔。按照要求，差旅费一栏必须填写调研次数、人数、目的地和每次调研所需经费数额。这让他犯了难，“我哪里知道未来四年，我要去哪里开会，去哪里调研，又和谁一起去？” 看他为难，派来指导的老师只好帮他写上：“北京上海各2次2人，广州1次2人，合计1.9万。” 未来四年的行程，就在一秒钟之内被“未卜先知”。他曾想只填一个总额，但被告知那样不规范，不会被批准。 这一“合乎规范之举”，在随后的四年，却成了埋伏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实际的出差地远不止三个城市，差旅花销大大增加，占到了总资助额的50%多，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用其他类别的预算资金填补。2013年5月修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项目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经费支出预算使用资助经费”，这是严重违规行为。 “我有什么办法？”王亮只能庆幸自己没被发现。 但被发现的明显更多，在《国家社科基金年度报告2013》中，通报的预算违规现象，就包括多起“未经报批擅自调整经费预算”。 以前不是这样的，王亮记得，1990年代时，课题预算不需要列举每一项具体怎么使用。当然，“那时候的项目经费也不多，最多也就五千左右”。 “2006年以后开始变得严格。”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军民回忆道，这一年是中国科研体制建设的一个节点。 当年，一场震惊世界的科研骗局被曝光，中国学术界颜面全失——号称中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芯片，“汉芯”，被证实只是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样用砂纸磨掉，重新刻上“汉芯”标志。这一拙劣而异想天开的学术造假，在3年时间内却没有被发现，反而顺利通过一系列的评审、鉴定，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四十多次，累计骗取无偿拨款突破1亿元。 2006年6月，科技部公开表示，将认真吸取“汉芯”造假事件的教训，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根治学术腐败。 这年底，科技部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与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商，成立了国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 2006年8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到“严格规定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和“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 自此，经费管理规则被细化，强调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的全程预算管理程序，严防科研腐败。 科研经费就是从这时候起，逐渐被“卡死”的。 刘军民说，这也是为了加强监管，是“不得已做出的规定”。 但王亮则将这归因为“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使得管理趋于僵化。 福建一所知名大学教授林婷经历了同样的困境，当预算中差旅费已经花完时她被通知，由于恰逢中央“八项规定”，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一点都不能改，她只好取消去外地参加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但现在各方面都要管，你用谁的砂料，这些都要过问。”王亮说，这种“纸面上的严格管理”只是徒然增加双方的负担。 “这是对老师的极其不信任。”对此，林婷有自己的解释。 “像防贼一样”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这样的疑似“不信任”还体现在报销制度上。“课题制”的科研形式，需要教师采用“事后报销”的方式，用发票凭证领取科研经费。相关的规定称得上“事无巨细”。 不止一个学校规定出差必须住店，若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还有学校要求出租车发票上须注明起止地名，否则也不能报销。而在苏州大学，新的规定则是汽车油费必须要有过路费的发票单才可以报销。 类似的故事多有发生：一位老教授，香港一所大学请他去演讲，对方安排了住宿，结果回来报销机票时，被学校财务拒绝了。理由是没有住宿的发票。老先生做一番解释，也无果。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一个高校教师感叹，财务人员越来越像安检机器，层层审查，处处“刁难”，报销越来越困难。为了几千块钱，逼迫老师四处奔走，费尽思量，低声下气，斯文扫地。 在广州读博士的李元见证了这一幕，他参与了导师申报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去财务报销时，总是难免挫败，财务人员总能轻易找到问题：签名不规范，贴票不规范，发票是连号的，票据是假的（这最让人发懵）。一次，拿着3万块钱的票据只报销了2万。 已毕业的医学博士王杰回忆起一次设备采购经历至今觉得无奈，“前几年学校建立了一个招标系统，超过4万元的设备采购只能由校方经手”，这有效防止了教授从商家那里拿回扣，“不过这个过程太折腾人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实验室要买一个二氧化碳培养箱和超低温冰箱，前后跑了大半年”。 “像防贼一样。”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撰文痛批这一点，赢得了许多高校教师的赞同。 但吊诡的是，高校教师们也确实在用自己的方式“违法违规”，显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 按照国家规定，课题经费按年划拨，每一年没有用完的经费，需要收回，并影响到下一年的拨款额，这与对行政部门经费的管理一致。 每到年末，行政部门的“突击花钱”，也就变成了老师们的“突击报销”。 李元记得，每到年底，学校财务部总是人满为患，害怕错过了报销机会的老师们，揣着收集而来的各种发票，誓要将经费报销得一分不剩。这些发票，可能来源于学生，可能来源于发票富余的同事，也可能是买的，后者真假莫辨。这已经催生了一个身处阴影中的市场，受访的老师们提到，自己的邮箱总能收到那么几封推销发票的邮件。 王杰说自然基金项目极少出现钱不够花的情况，“花不完的基金，一些人会以预付款的形式把钱报下来，比方说有五万用不完，就打五万块存到某公司去，这些钱留着以后慢慢用。”至于对这笔钱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就全靠老师们自觉了。 “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钱报出来。”李元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你不把经费花完，人家会觉得你没办事。”王亮坦承，这其中，当然有着糊弄的成分。 但更让老师们认同的原因，则是另一个，“主要因为制度不合理，只能利用漏洞，不然科研就可能无法开展下去。” 中山大学教授林可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年11月份让我把钱报完，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我明年3月才干，那怎么办，那只能把钱先报出来。这样操作当然是违规的，但也没有办法。” 刘军民承认，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这是今后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位中央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如何平衡“严格管理”和“科研活力”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才能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pic=http://images.infzm.com/medias/2014/0724/81410.jpeg@660x440] 高校科研项目（纵向）经费使用环节流程图。（曾子颖/图） 套取劳务费的红与黑 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洗衣机、冰箱的钱时，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另一个将老师由君子变成小人的，则是在科研中，是否应该认定教师的“劳动报酬”。 “我辛苦为人类创造知识时，人家财务人员告诉你，你不得从科研经费中提取报酬。”王亮说，这是最让他生气的。 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因为高校教师已经通过学校安排了相应的经费（包括工资和福利），因此不允许直接在项目中列支此类人员的人员性费用。 这一点，在相关管理人员的介绍中，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例如美国，拿满全年12个月工资的高校教师也不允许从课题中获得报酬。 “你看看人家美国教师的工资是多少，我们的是多少。”王亮对此不以为然，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全球的大学教师薪酬排行中，中国的大学教师平均工资排名倒数第三，而刚开始工作的青年教师工资，甚至全球垫底。 “靠工资根本没办法生存。”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对此感同身受，作为讲师，他一个月只有5000块的工资，但房租就要花去2200，在他回国的第二年，他的孩子出生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课题经费中套取。 从德国回来时，何渺获得了学校给予20万安家费的承诺。但入校后，才被告知，这20万如果以安家费的形式发放，要收取25%的税，人事处工作人员建议可以选择用横向课题立项的方式避税。他觉得这事儿“很拧巴”。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洗衣机、冰箱的钱时，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王亮采用了普遍为之的方法，他找到自己的学生，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给学生一点提成后，再收归己有。 人人喊打的套取行为在高校教师眼里，却有着红与黑的两面。 一方面，他们看不起中饱私囊者，“系里前几年从美国引进了一位教授，刚回国就申请到一个八千万元的科研项目，以行内眼光看用不了这么多钱，也没见出成果，教授们私底下都叫他李八千。”广东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博士说。 但对于那些“为了推进科研工作采取的灵活性手段”，有受访者表示，“要相信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是自觉的，不会放开拿，拿多拿少，真的也只能靠自觉。” 对于高校教师的自觉，福建某重点高校青年教师章羽说，“不是管得严就能解决了，你看纵向经费管得这么严，也没见人少拿，横向经费管得那么松，也没有多拿，这说明教师还是有自觉的，不是严不严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拿的问题。” 章羽补充说，“一方面是教师觉得没有收到应有的报酬，另一方面是不灵活处理课题难以进行。” “这个制度，就是让人造假。”王亮说得有些痛心疾首，也有些无所谓。 逼良为娼？ “要考虑申请课题了，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你要接地气儿。” “如果不是为了职称和考核，我根本不会申请课题。”王亮接着说。 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教师普遍身处的现实，职业的上升通道，与能否申报上课题，以及课题的重要性，直接挂钩。 所有教师，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被卷进科研的洪流中。 以王亮所在的学校为例，若要升上教授，必须主持一项国家级的科研课题，或者能为学校拉到8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 来到这所大学之前，他已经在另一所大学授课多年，他喜欢教学，对科研兴趣乏乏，当了十一年的讲师。但年岁渐长，毫无所成，他不得不正视原来的“消极”。当年一起读博的同学毕业两年后就评上了副教授，就是因为课题做得好。王亮决定要“有点上进心”——申请课题。 后来，他真的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级社科课题，这并不容易，以2013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共受理有效申报28678项，但最终只立项3826项。 “可能是我课题里有‘和谐’两个字，那年正好撞上了。” 而他发现，申请到了国家级课题真的好处多多，即使教学或者发论文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差，学校也不会追究。 事实上，由于申报成功的课题数量，将直接影响学校的科研排名，各大高校总是最积极要求教师进行申报。 每年，作为一所985高校，王亮所在的大学都会召开一次盛大的申报课题动员会，学校领导在台上讲话，说要办研究型大学，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是衡量一个学校科研水平的标志，大家都要申报。在学期进行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会把每个学院争取的科研经费、项目立项成果都张榜公布，进行排名，排名靠后的学院会受到校长点名批评。 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身处的学校只是一所普通的省属高校，科研实力并不出众，但越是这样，学校领导越是希望能够申请到课题，给学校带来荣誉。 在任何场合，只要碰到领导，何渺就会被叮嘱，“要考虑申请课题了，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你要接地气儿”。 学校领导则在开会时不止一次发出豪言，对于有希望的申报题目，学校会做好“后续工作”，“该跑北京跑北京，该走专家走专家”。 当何渺首次听闻“后续工作”的提法时，他觉得很奇怪，“就像学生去考试，你说考得怎么样不重要，‘后续工作’才重要一样。” 何渺觉得奇怪，但校领导则言出必行。今年，一个有希望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校领导就真的去了北京，找评委、请托、游说，反而是课题的申报者，待在学校里无事可干。 2014年3月，何渺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了，他也得在申报的道路上奋进，他联系了自己在德国的导师，征得对方同意后，联合申报，希望能借助老师的名气，一举拿下一个国家级的课题。 他将申请的表格翻译成德文，发给老师。一个月后，老师却回复要退出联合申请，理由是填报这样的表格让他感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审查，他不信任这种被对待的方式。“老师感到不舒服，觉得伤害了自尊。” （因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亮、王杰、林婷、李元、林可、章羽、何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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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4 16:43:21

远观：“诱奸”的博导和溃败的大学 本文转自《财经》微信号，更多文章请关注ID：mycaijing 学校教育作为每个人迈向社会前的预备，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所以，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几乎所有人对于维护大学的尊严和神圣都抱有热切的期待。但是，大学的生态无疑又是脆弱的，它首先要求一群有高度自律和充满知识智慧的教师和一群有着深切求知欲望的学生，两者在一起共同构筑一个研习和传播人类知识的共同体。 以最为知名的希波克拉底之誓来看，这应该是最早最有力的对职业做出规范的文本，其中对新入门的医生，明确提出：“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并作为终身的职业。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这也成为了很多西方大学的基本规范。 理想高远，但遮不住残酷的现实。近日，诸多被曝光的事件又在不断地冲击着这个社会起码的坚守。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2007级一名博士研究生以@汀洋为名在微博上举报其博导吴春明长期“诱奸”女学生，并透露了诸多细节。以发表论文相诱惑，以保研问题相哄骗，以不能正常毕业相威胁……如此种种，读来让人触目惊心。而不知真假的知情人消息，如吴春明所言的 “连睡几个都没搞清楚”，以及所承认的 “和女生开房的发票在国家课题里报销”，更是挠痛了网友们的嗨点。 看其履历，吴春明生于1966年。他本、硕、博一直在厦门大学就读，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皆在厦门大学完成，现在未及50岁的他已是特聘教授、博导，说明他在厦门大学这个江湖里具有强劲的生存能力，能够在这一个地方掌控学术资源。但观其学术成就，专著不过二三部，可谓成绩寥寥，观其校方发布之履历，以兼职、课题和各类官方奖项自我标榜。 此次事发之后，吴春明未置几词，厦门大学历史系虽然终止其教授委员会履职，并将考古专业重要事项直接收归历史系，可谓是一举而两得。随后，校方迫于舆论之压力，不得不成立专门工作组，暂停其招生和指导研究生。 但是，在学校调查还没有任何进展之时，122位厦大学生以“吴春明指导过的所有研究生”之名于7月14日发出公开信力挺吴春明，声称“‘@汀洋’在微博中指控吴老师利用导师之便对众多女生行不轨之事与事实不符”，“实在令人寒心。”同时盛赞自己的老师学术上，是“东南考古第三代的中坚”，教书育人上“关心学生的生活、就业”，“总是在最关键的环节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 这种行为引发诸多观者质疑。网友质疑之一是，发公开信挺吴春明的学生，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与“导师”的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毁俱毁，证词缺乏说服力;质疑之二，话语虽略粗俗，但道理却着实直接明了，“这122名学生怎么那么清楚吴春明裤裆的事儿?还能一起站出来联名保护?”“他搞不搞女人，学生居然能知道，难道他们每天24小时监视该博导么”? 当然，学生们维护自己“老师”的心情可以理解，而作为学习历史的人，应该懂得秉笔直书，应该懂得坚持“文直”、“事核”的原则。而非通过这种“抱团”的方式，来显示他们在这个事件博弈中所能体现的“分量”。 另外，吴春明的学生，真的尊重并关心自己的老师，何不呼吁学校公正调查，或者鼓励吴春明以@汀洋诽谤之名报案呢? 恐怕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方式就是通过写公开信来给校方施压，并攻击举报者。这种“抱团”的方式既无助于公正的调查，也无助于提升吴春明的知名度，只会让他继续在风口浪尖接受舆论的鞭挞。 此外，女研究生的关于博导诱奸的举报之所以赚得网友的信任与同情，也在于类似事件在中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已经不是第一次曝光了。扪心自问，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谁人不知道学校里的几件“丑事”呢，哪个学术圈子里不会有几件“丑事”作为酒桌上的笑料长期传播呢? 君不见，在过去的数十年，学术抄袭、学术腐败屡屡爆发，甚至是呈现“窝案”态势，然而，真正被严肃处理的学术不端行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真正严肃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的学校，更是寥寥无几。而换到吴春明事件，要指望厦门大学调查并公布真相，也实在太难。如果举报属实，这要给自诩辉煌的厦门大学蒙上多大的阴影，这会使力争“精英”、“世界一流”的厦门大学似乎没有台阶可下。 学校调查往往流于“糊涂僧断葫芦案”，还因学术界还是一张私人关系网，师生情谊、同门情谊、同事情谊……私人关系用于公事之中，导致校方处理这类事件时，抹不开情面，只能“和稀泥”。 究其深层原因，今天中国大学在自诩学术成就和学生培养辉煌之时，不掩它们孱弱的底色和本质。虽然自1977年中国大学系统回到轨道以来，中断多年的学术和大学教育得以重新开始，但是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缺乏完整学术评价机制的背景之下，中国大学呈现出一遍野蛮生长之势。尤其是90年代开始高校大跃进之后，经费、课题、学校规模就成为体制推动大学前进的核心治理术。 学校开始加速官僚化和利益化的进程，学校管理层大部分已经堕落为低俗的、低级趣味的官僚。加之，市场经济的大潮激荡了一代人的心灵，财富和权力的欲望让他们脱离象牙塔，开始对人生俗事充满渴望。他们的知识成为了他们饭桌上自我炫耀的资本，他们的学校职务成为了他们在体制内和官员进行攀比的筹码，他们的学术职务成为了他们在体制内谋求课题的玩物，并且乐此不疲。 不止于此，他们开始“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壮大自己的学术领地，并将其山头化。现今的大学，充满着宗派的色彩，他们像运作关系一样运作着学术，进而扩大自己在政、学、商界的再生产，争取更多的官员学生，获得更高的学校行政职务，谋求更多的学术职务，攫取更多的学术经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他们无疑垄断了主要的学术资源，搭建起了共同进退的学术联盟。如此一来，他们在社会上搭建起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他们在学校内建立了“霸主”地位，他们在自己的学科里建立了“我代表本学科的真理”的社会事实。这样，撼动他们比撼动体制内的“大老虎”还难。 而年轻的一代学者，他们一部分还能沉潜学问，但是大多数却对学术“霸主”们充满膜拜，对他们表面光鲜的职务、恣意妄为的行为充满着渴望;当然，他们在私下的酒桌饭局上也总不忘充当批判者的角色。 所以，校方遇到这类事情，总是充满了“维稳”官员一般的智慧，能用资源、经费、岗位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学校的行政管理层充当了并非光彩的角色，他们并不急于解决问题，而是要先理顺关系;他们并不急于树立正常的价值，而是要先理顺背后的利益;他们并不急于保护弱势的受害者，即便是自己的学生，而是要先保护好有权有势的同盟者。 社会对学校的神圣有着很多的期待，但是中国大学却用现实告诉社会：贪婪和欲望不止是社会的产物，学校甚至可以比社会更加堕落。 学校作为社会再生产、作为社会更新重要的场所，他对社会未来的生态有着重要的影响，对社会秩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社会腐烂了，那么大学一定发挥了先锋的作用，如果大学充满了潜规则，那么我们的社会还会好吗? 因而，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的大学体制，这个局面必须被终止;我们也不能不反思我们的学术体制，他不能再成为“权势者”的江湖，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更大的溃败。 来源: 财经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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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3965758316544	● －高校教师吐槽科研经费制度——师道沦丧，还是被沦丧？	6959字	1楼	大雷神	2014-07-24 1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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