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牌－大江东去科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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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向普选的巴别塔

2014-06-28 12:27:37

张洁平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6月27日 “欢迎来到香港的心脏。” 蔡东豪一个箭步跨到马路中央。红灯亮起的时候，这里有几秒钟的静止。就在这几秒钟里，这个50岁的精电国际行政总裁完成了对身处之地最贴切的描述：“中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方，你站在马路中间，前后左右十分钟的步行半径，就可以迅速找齐一个投资公司所需的全部人马。” 这样的效率不仅确保了香港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可撼动的地位，也营造出一个功能复合与密集程度堪称举世无双的城市空间。 香港中环是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首选的地区总部所在地，平均每一秒钟就有350万美元的外汇交易在这个全球密度最高、租金最贵的摩天大楼群中发生；这里是香港的政治中心，政府总部、立法会、终审法院、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所在地；这里也是公共交通的中心枢纽，有4条地铁线、142条巴士线、9条渡轮航线一刻不停从这里出发或者穿过，去往包括机场在内的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然而，密集的高效也往往意味着脆弱。封住几个交通要塞，就可能令这区区几平方公里的“心脏”瘫痪。这正是最近几年在香港流行的意象：“占领中环”。 作为政治与商业权力的中心，抗议运动对于中环而言，本不是陌生事。从60年代反天星小轮加价、70年代保钓运动，一直到1989年，香港百万人上街声援天安门学生的示威游行，都在中环的各个广场发生。2011年10月，香港左翼人士受“占领华尔街”启发，发起反资本主义的“占领中环”行动，他们在汇丰银行总行楼下的公共空间安营扎寨了11个月，直至被警方清场。尽管这场行动的诉求在香港极为小众，但“占领中环”的意象却由此深入人心。 反资本主义的左翼青年被赶走半年之后，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占领中环”运动拉开序幕。这次“占领中环”以民主普选为核心诉求，发起人强调，如果北京不让香港落实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就发动占领中环。与此前所有在中环发生的游行示威不同，这一场“占中”不只是要占据具有象征性的局部空间，彰显群体意志；更首次提出要阻塞交通要道、令空间运转瘫痪，进而对整个中环区域实现真正的“占领”。 一、 “在香港，只要有近1万人聚集在中环，即使纯是静坐，阻塞交通要道，就足以瘫痪香港。”早在2010年4月14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已经在报章专栏中构想了这样的图景。当时，这只是他理论推演的一部分。 这个构想的背景是2010年的香港政改商讨。这一年，在争取民主普选的道路上走了近30年的香港民主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分裂。 回归之后，受制于基本法的政制安排，香港民主派尽管在体制外占据主流，却无法在体制内赢得多数议席。十多年下来，“永远的反对派”身份既给了他们在体制外运作的道德光环，也消耗着他们实际的政治实力。2007年，全国人大决定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可以首次由代议制选举改为一人一票普选制。这个在民主派看来“迟到”了10年的承诺，却带给他们更大的分化。 可以相信北京吗？北京有诚意带给香港“真普选”吗？还只是按照他们的喜好筛选过候选人之后，再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的“假普选”？或者，问得再直接一点，北京一向不喜欢的民主派人士，能够不受制度性排挤，有平等入闸参选的机会吗？ 这些问题成了通向2017普选道路上，每一轮政改讨论都必然争拗的焦点。而北京从不清楚表态。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会改选，是2017前最后一次面对争拗的机会。根据全国人大的规定，普选的具体方案在程序上需要由特区政府提出，立法会2/3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因此，2012年选出的特首，将直接负责带领特区政府提出2017普选方案，2012年选出的的第五届立法会，则对这一普选方案有直接的表决权。因此2012的两次选举格外引人注目，而启动这一年选举咨询的2010年，香港政府则称之为政改的“起锚期”。 以争普选为最重要目标的民主派，到了2010年的“起锚期”，意见已经分化为相当典型的两派：一派认为，没有北京对2017是“没有筛选”的“真普选”的最终承诺，一切所谓“循序渐进”的“改革”都是妥协、背叛；另一派则认为，在争取对“真普选”终极承诺的同时，也必须珍视每一次阶段性改革的机会，给普选铺一条“改良”之路。前者被视为“激进民主派”，典型的政党代表如2006年成立的社会民主连线；后者则被视为“温和民主派”，典型代表如最老牌的民主党。 面向2012选举，这两派采取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应对。激进派不追求2012选举的细节设计，而将全部能量投入在逼迫北京承诺未来的“真普选”。他们的方式是发起立法会“五区总辞”，即在议会内每个选区派出一名议员辞职而后重新参加补选，在民间则以“实现真普选”为议题号召市民投票支持，试图造成“变相公投”的效果，向中央宣示民意。此法在民间引起巨大争议，不光招致建制派与北京的严厉抨击，也遭到“温和民主派”的杯葛，最终效果冷淡。而另一方面，温和派的民主党则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谈判。他们自1989年与北京决裂以来，首次愿意与京官在中联办“闭门会谈”，游说北京接受民主派提出的改良方案，最终收获阶段性成果──在2012的选举中改良了港府提案，增加了立法会民主直选的议席；但2017年香港是否能最终走向无筛选的“真普选”，北京却不置可否。 按理来说，这已经是香港政改路上难得的进步——水火不容的双方愿意各让一步，求得共识，促成进展；但吊诡的是，这“进步”却没有给民主派加分，反而令它元气大伤。一方面，力主谈判的民主党被部分激进派强烈指责为“背叛”、“卖港”，激进派甚至为此专门成立政治团体“人民力量”，四处狙击民主党，造成民主派空前的大分裂；另一方面，民主派内讧不断，但无论激进或者温和路线，都未能争取到北京对“真普选”的实质承诺或表态，令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 其结果是，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民主派的议席比例却并没有增加，只是勉强保住了1/3议席。从直选议席的得票来看，民主派的支持率亦首次跌破多年来稳定的六成。 对民主派来说，这一役无疑是惨痛的教训。回归之后15年，他们的政治实力和威望已经下滑到无法消化与北京的“妥协”，同时也缺乏创意和足够的支持讲“抗争”。而2012一过，下一站，便是2017。 到此刻，局势已经变得清楚：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民主派握有立法会中三分之一的否决票数，北京则有最终不批准方案的权力。如果民主派与北京无法达成共识，那普选便无路可走。然而，经过2010，民主派与北京之间的博弈空间已消耗殆尽，民主派的支持者不会再买“妥协”的账，而无所顾忌的“抗争”又可能葬送唯一的机会。 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民主派面前已经没有“改良”的空间：“以前争普选被否决，可以说我们退后，我们等，但没人会说民主已经失败。可是2017说了要有‘普选’，这次就是要出来给一个方案，说这个就是我理解的、我要的民主，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成，就是失败。”正是这“最后一战”的死局，把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最紧张而又无力的状态。 还有什么路可以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拉倒”之前，重新造出谈判的空间？和很多学者、评论人一样，戴耀廷也在报章专栏里给出自己的分析和提议。在写于2010年的两篇专栏文章《社会行动的八种方法》、《下一波社会行动：胁之以势》中，他认为，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旧有的“温和”或者“激进”行动模式都已失效，需要更进一步的“胁之以势”：即用更有破坏性的行动对执政者产生真实威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获得“谈判”或“说理”的筹码。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构成“威胁”呢？他受2010年泰国红衫军在曼谷市中心静坐抗议的启发，产生了前述的构想：“10000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说：“最初就是想要划一条底线，这个底线要比普选‘拉倒’更低，要是一个更加无法收场的局面。谁也不想这件事发生，那么理性的各方应该做的，就是比底线好，而不是向着底线去。在这个过程里逼着大家去找到共识。” 谁也没想到，这在当时看来是狂想、也完全无人问津的言论，三年后，竟成了这座城市的中心意象。 二、 在香港，如果你关心公共事务，也许会在各类公众论坛中见过戴教授。这是个温吞到不太容易被记住的形象：圆圆的脸，随意的西装衬衫，说话时身体前倾，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闪光，耐心而腼腆的表情，是再典型不过的大学老师模样。他的发言条理清晰，但少有警句或生动故事，不温不火，听久了也容易困倦。 戴耀廷的专业成绩很好。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学法律系就读时，他曾是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里两名学生代表之一；1989年毕业后，他做过民主派大佬李柱铭的议员助理。无论是早期参与议会实践，或是后来回到学院教书，香港与中国的宪政改革、参与式民主一直是他研究的核心议题，学术成果亦普遍受认可。香港中学教材中，关于“法治”的十六字定义便来自戴耀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除了定期撰写评论专栏、参加一些松散的支持普选的学者联盟，他并不常出现在行动者的队伍里，即使有，也是在后排。 所以2013年1月16日，他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着实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相比三年前提出“万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戴耀廷在这篇文章里更进一步提出“公民抗命”，他称之为“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并详细列出计划：“以现在的形式看，北京政府会让香港有真普选的机会并不大”……到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包括意见领袖在内”的“一万人以上”，“违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变立场”。行动违法，行动者明了这一点仍坚持进行，以贯彻法治的最高理念“以法达义”；但如果被捕，不抗辩，甘愿坐牢，是为“公民抗命”。 “这就是‘占领中环’，”他说。 整篇文章几乎没有使用修饰性词语，读来却惊心动魄、图穷匕现。与三年前相比，这已经不只是理论推演，而更像是吹响号角的行动宣言了。 仿佛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舆论静默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星期后，戴耀廷的电话突然频繁响起，从此再没有安静过。采访邀约如雪片纷至，旧雨新知也络绎登门，他们说，戴耀廷在香港抛出了一枚“深水炸弹”。 戴耀廷却对这炸了锅的反响有点懵：“我完全没想过会有这么大反应，两三年前我就说了中环的事，一直都是没人理的……”在两个星期后的又一篇专栏中（2013年1月30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他甚至写：“很对不起，写了‘占领中环’一文，令大家都不能再回避香港民主宪政转型的问题，谨此致歉。但我也是在博弈中，别无选择。”他坦言自己是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搞并不很清楚，更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组织力的领袖带领这个运动”。 走上门来的记者，问题步步紧逼：怎么“占领”？谁来领导？在2013年2月3日的《明报》上，戴耀廷被“逼”出了这样的回答：理想的领袖应该德高望重，可以缩小民主派内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环，以免参加者激情多于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师、陈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选”，自己会参与，但“一定不是组织者”。 朱耀明是在看报纸时，见到自己名字的。“啊？我一看，有没有搞错？戴耀廷没给我打电话啊。我明明已经退休了。”去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他又气又笑地对我说。雪白的头发在风里扬起来，线条硬朗的脸上依然能看到年轻时的英俊。 香港人都亲切地叫他“朱牧”。作为一名数十年来一直走在民主、人权行动第一线的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在民主派中备受尊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朱耀明曾参与策划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雀行动”，协助超过400名流亡者经香港获得欧美国家政治庇护；他也一直积极于香港本地的民主运动，在港英时期争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选议席的“八八直选”，回归后创立泛民主派的“民主发展网络”……30年下来，用他的话说，“真是什么都做过了”，却又是“一事无成”：六四事件看不到平反的希望，香港的民主之路也从来不由港人说了算……谈不上心灰意懒，但08年一场大病之后，朱耀明终于决定退休。谁知偏在此刻，碰上晚辈点将——戴耀廷结婚时，朱耀明还是他的证婚人——偏偏还用了“公民抗命”这四个字。 “什么都试过了，唯有这个还没做过，”70岁的朱耀明笑起来，他的嗓音深沉而充满蛊惑力，现在又添了些伤感：“在我的年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争民主的运动。公民抗命是我唯一还没有做过的事。陈健民和戴耀廷我都熟悉，作为他们的长辈，我想我愿意陪他们走这段路。” 尽管在戴耀廷这里，“占领中环”作为一场运动的开始充满巧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不是一种有计划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是政治的意外情况”；但对于被他点名的朱耀明和陈健民来说，决定加入则来自更主动而清晰的人生选择。 朱耀明在参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个人生命史中看到了“公民抗命”的意义所在；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陈健民，则以社会学者的眼光，在“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的历史棋盘中看到“占领中环”的位置，进而定位了自己的角色。 “2010年你已经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激进化的趋势了，如果这次政改失败，下一次改革的时间就要等到2022年——按照我理解，这代人，不可能等到2022年，”陈健民讲起自己的焦虑时说，“接下来会怎样？中间人的声音越来越弱，极左和极右都是一些法西斯的声音在斗。你要看到自己的家这样撕裂吗？到了这点，我一下子有很清楚的这种感觉，觉得不能看着我住的这个家，下一步走向我不想看到的方向。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是往前看的，我看到未来让我担心的状态，所以现在就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最初在报纸上看到戴耀廷的“檄文”，陈健民也被这认识了十年的老友吓了一跳：“戴耀廷一向温和到极点，想不到会提出这么有冲击性的方案，完全超乎我想像。”在巴黎出差时，他接到朱耀明的电话，才得知自己被点了名做“占中”召集人。“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加入，”陈健民接受采访时说，“仿佛听到召唤。”他并未怎么犹豫的决定，反倒让朱耀明有些惊讶了。 在香港，和朱耀明死硬抗争派的形象不同，陈健民一向是民主派里坚持与北京沟通与商谈的代表。2010年他是和民主党一起与北京谈判的主力成员，也曾在报纸上与“激进派”论战，并因此不被许多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信任。 他从不讳言，2003年之后，每个月都有“北方来的人”向他收风（探听香港的局势消息），官员也好、学者也罢，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我不想北京听到的全都是传统左派的声音，说民主派勾结境外势力这种，这不是事实，只会加深双方的不信任，我才一直努力去说，为什么香港需要民主改革，为什么让香港民主也不会威胁到中国……” 在香港的民主派中，恐怕少有人比陈健民更了解中国大陆。作为耶鲁大学著名转型民主研究学者Juan Linz的门徒，他从90年代开始在广东研究公民社会，做民间组织调研与培训，熟悉最草根状态的中国；他也曾做过中国民政部的高级顾问，深谙“体制”的含义，善于在游戏规则之内争得最多的空间。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除了几年一度回身参与香港政改的讨论，十多年来，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放在大陆：“我的研究都在大陆，花时间建立中心，培训的对象也是大陆NGO，用微博比用Facebook都多……我以为自己怎么样也不会舍下在大陆的工作。” 但也就是2010年之后，令戴耀廷焦虑的快速变化的香港时局，同样困扰着陈健民。就在2013年戴耀廷发出“占领中环”倡议之前，陈健民和他的香港朋友们也公开宣布，不再接待来自北京的“中间人”，全面停止与中央对话。“谈了10年，口都干了，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而直至他决定加入“占领中环”，在大陆的工作也逐渐切割和一一移交，以免给同事带来麻烦。“就是一下子的决定。我一下子知道我的家，现在面临最关键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放弃，”陈健民说。 他明白“占中”需要在此时此刻发生，而对自己角色的选择，则异常冷静：“今天的香港仍然同时需要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两条路线都需要的时候，我只会考虑，自己在某个环境下做什么产生的影响最大。今天我跳进戴耀廷这个‘激进’计划中，以我以前那么温和主张对话的形象（突然改变）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会造成一种压力，帮助这条路线建立得更好。我还是期待有人去谈判，可是这次我不能做了。”戴耀廷和陈健民都深知，温和的人走出来，站在激进一边，才可以让原本温和、激进相对立的光谱重新洗牌，形成新的政治空间。“我们守住这个激进的位置，可以让更激进的人变得边缘。而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是，即便我们不谈判，也至少不会去攻击谈判的温和派……”陈健民说。 “公民抗命”、自我牺牲的激进定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就势而为——这正是“占领中环”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它街头运动的地方。而这种策略理性和运动本身召唤出的激情所形成的内在张力，贯穿了整场运动始终。 2013年3月27日，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发表两个多月后，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个人首次以“占中三子”的身份，宣布共同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让爱与和平”五个字是陈健民提议加上的，他说：“对不起，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很肉麻的字眼。我们就是那么土，主流社会才觉得我们这群人不是乱来的。我们最后一定要占领的不只是中环，是占领整个主流社会，整个主流社会支持我们才有意义。这也真的是这场运动的起点：对香港的爱。” 2013年4月开始至2014年5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五次调查显示，支持以“占领中环”手段追求真普选的民意稳定在25%左右，而香港浸会大学政改调查所得的支持率数字则在38%（两个调查所得的反对“占领中环”的比率均超过50%）。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接受采访时认为：“占中牵涉到一种非法的手段，非法之后又接受法律惩罚的公民抗命，在香港政治文化里算是非常激进。这种情况下，超过25%甚至30%的支持率已经相当高，反映出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是很心急，或许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三、 然而，来自两边的抨击从未停止。以北京控制的《文汇报》与《大公报》为阵地，连篇累牍的社论批评占中是“假和平、真暴力”，“境外势力资金支持”、“勾结台独势力”，要将香港“引向动乱”。保守派成立民间团体“帮港出声”，认为占中教唆青年人犯罪，牺牲香港法治精神，是疯狂的举动，要替“沉默的大多数”出声反对。另一边，更激进的立场则从一开始就攻击“占中”是“投降主义”、“只想谈判，没有打算真的占领”……有激进派成立“占中后援会”，称“会全力参与占中”，“怕占中运动当中有人会受了不应该接受的妥协，出卖港人，中止行动”，更要“监察占中”。 “到底什么时候占领啊？”过去这一年半时间里，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都会问戴耀廷这问题。到后来，甚至发展成打招呼的开场白。 戴耀廷的标准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占中是为了不占中”：是要透过对抗产生未来的紧张，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一旦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人达成共识，在2017实行真普选，占中便无须进行；而如若真要发生，答案则是：当“最后时刻”到来，如果没有“真普选”，我们就占领中环。 这句好像法庭戏对白的话，结论清晰，但两个前提都暧昧不明。 第一个前提“最后时刻”，“占中三子”认为，是香港政府拿出最终普选方案交给立法会表决的时刻。但这个时间并不确定，可能是2014年底，也可能是2015年初。而现实中，随着北京与香港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大，社会情绪愈演愈烈，是否一定要以此作为运动的起点，占中的组织者内部也存在巨大争议。 前提二更值得深究。界定一个普选方案是“真”是“假”并不像PX项目开工还是停工、服贸协定通过还是撤回这么直接明确。在没有普选的时候，上街游行喊出“我们要普选”很简单；而到了真正要一条一条设计普选方案时，“真普选”就无法只停留在政治口号，而必须落实在方案的每一个细节，作为具体的判断准则：普选“真”或者“假”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其中有没有模糊的空间？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最终承受这个结果的人，又可以接受多少？ 正是这些问题，具体化了“占领中环”运动的细节——“占领”之前，必须先“商讨”。 发起人戴耀廷强调，“占领中环”不是目的，而是最终万不得已的选择，反而是决定要不要占领的前提——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才是运动存在的意义：香港该不该有民主？该有什么样的民主？这民主应该落实为什么样的普选方案？而如果争取民主的过程要付出代价，你愿不愿意？愿意付出多少？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要每个人为自己做出思考和选择。戴耀廷说：“不同的人在‘占中’看到不同的事情，有人只有兴趣讨论怎样占领，催促占领，但对我来说，前期去做一个公民教育、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才是更重要的。让大家在这个过程里更深地去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让人民的运动在这个环境自发地产生，或者不需要出现……这本身正是一个‘民主文化’建立的过程。到最后无论‘占领’本身成功与否，其实香港已经因其而改变。” 民众要怎样集体讨论复杂的普选方案问题，并形成一定的民意共识？借用自己喜欢的美国学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概念，戴耀廷给“占中”的开头与结局之间，设计出一整套环节，就叫“商讨日”（简称D-Day）。 两位美国学者所针对的问题是，在不少现行的民主体制中，公民对于重要的公共议题通常缺乏全面了解，只凭借对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选举很容易被媒体宣传左右。他们引入民主协商的环节，设计一整套严格的商讨方法，令参与者在获得均衡全面资讯的基础上讨论议题，从而形成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意，并将这种改善后的民主形式称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讨式民主）。 戴耀廷将这套方法借用到孕育民主过程中的香港，希望民众透过理性讨论，首先对普选议题全面了解，进而共同参与制定2017年特首选举的方案。 在跨度一年的时间中，“占领中环”运动分别在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举办了三次大型商讨。三次商讨日的讨论主题循序递进，由“占领中环运动的核心议题是什么？”进入到“如何令占中运动有效达成争普选目标？你心目中特首选举方案的原则是什么？”再到最后一次，“选出你心目中的普选方案”。每次商讨都持续4-5个小时，讨论前会分发参考资料，讨论开始时先邀请中立人士在大会阐述议题、简介资讯、明确目标，而后以10至15人为单位分小组讨论，最后聚合意见。 在商讨的基础原则上，戴耀廷也邀请了学术机构做出设定。比如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通过民调，发现市民对普选应该“符合国际标准”的认可度远远高于《基本法》（满分10分中，前者为8.4分，后者为4.6分）；这令占中运动确认：普选“符合国际标准”将是他们的底线诉求。2014年3月，香港大学法学院召集世界各国的法学专家，共同对普选的“国际标准”做了具体的界定，并据此对已在香港社会公开发表的29个普选建议方案公开审议，选出其中“符合国际标准”的15个。“占领中环”的第三次商讨日便以这15个方案做基础讨论，并当场票选出支持率最高的前三名。 戴耀廷希望以“占中商讨”为平台，可以得出有共识、有说服力的民间版普选方案，并交由整个社会公投，获得民意授权，作为最终与北京抗争或是谈判的基础。为此，他对程序的逻辑孜孜以求。然而，一个动态的、高度政治化的、正被巨大焦虑笼罩着的社会毕竟不是无菌环境的实验室。具体实践下来，现实与理想的实际差距之大，令“占中”饱受争议，几乎陷入要收官的境地。 “占中”的初衷是尽力弥合民主派中温和力量与激进力量的矛盾：一边以“公民抗命”的底牌吸纳激进派，一边以理性商讨的过程团结温和派，同时争取主流社会支持。来自主流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越大，“占中”平台所选出的民间普选方案就越温和，和北京越有谈判的空间，而不致于让普选进入彻底的死胡同──与彻底的“激进派”不同，“占中三子”从来就没有放弃谈判的可能。 然而，在全力动员之下，三次商讨日的出席人数却从来没有达到戴耀廷的预期。第一次700人，第二次1500人，第三次2500人，与戴耀廷“万人商讨”的计划相去甚远。而且商讨日的参与者绝大部份是占中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戴耀廷最初设想的，可以尽可能包容不同光谱与立场的人参与讨论。商讨者的均质化可能导致商讨结果的均质化——问题在2014年5月6日的第三次商讨日后爆发了。 这一次商讨日的参加者经过讨论，初选出3个普选方案，在6月22日交由全港市民公投，三者选其一，使之成为谈判桌上“占领中环”运动向北京的最终开价。而“3个普选方案出线”的设置，是经过精心计划的。陈健民解释：“各派别提出五花八门的普选方案，其实主要就是三大类，公民提名、多轨制提名，以及扩大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成份；我们本来希望各类方案都可入选到最后三强，让光谱阔一点，有更强代表性，也可以令622有更好投票率。” 在3类普选方案中，公民直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是最激进的一种，不仅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官员多次明确表态“公民提名不可接受”，且香港大律师公会也在政改咨询意见书中反对该类方案，认为它违反基本法中要求“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规定；多轨制提名的激进程度次之，扩大提委会民主成份的方案则是民主派中最温和的提案，被认为是走“中间路线”，亦是民主派与北京可以谈判的底线，代表性的方案有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所提的“香港2020”，以及公民党汤家骅方案。 然而5月6日初选结果，前3名出线的方案都是“公民提名”。温和方案无一例外落选，且票数很低。这一结果再次引爆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温和派质疑“占中”运动被激进派绑架，要把政制发展推向死胡同，陈方安生公开表示：“投票非香港全部市民的合理缩影，亦不能反映社会各种不同政治取向”；激进派则攻击温和派不尊重民意，拒绝认清现实。 争扰之中，6月22日的公投显得前景黯淡。试图通天的巴别塔，最后倒塌于修建者自己的无法交流、分崩离析。这个寓言随时可能发生在筹备了一年多的“占领中环”身上。 5月28日，陈健民在接受电台访问时甚至表示，做好了失败的准备：“我们三个人讨论过，如果622投票连10万人都没有，我觉得是失败。我们应该出来向社会道歉，承认我们对这个运动没有领导力，大家要重新想想下一步怎样走下去。” 四、 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星期后，国务院发布了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 白皮书对“全面管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硬表态激起了香港社会巨大的反弹。其中针对2017普选，白皮书首次将“爱国者治港”的要求写入正式文件，明确了在普选的谈判桌上，北京的底线就是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至于“爱国爱港”的具体意涵，参与白皮书起草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可以参照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的说法：“不与中央对抗”。这依然是个含糊的概念，但民主派人士均相信，这一条“底线”，足以将北京通过制度设置，将不喜欢的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而违背了普选应该“普及”、“平等”的国际标准。 接近四分五裂的民主派立刻团结在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之下，而原本不被看好的622投票，则成了在阴影之中港人表达不满的重要象征。 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陈日君6月14日至20日发起了“毅行争普选”的活动，82岁高龄的他由每天早上8点走到晚上8点，行遍香港角落，走足7天84小时，呼吁市民支持普选及622投票。陈日君的义举引起社会震动，“占领中环”等37个民间团体随即加入，将白天的行程扩展到晚上，变为7天7夜不间断毅行争普选。与此同时，设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电子投票系统从6月15日测试期间就开始受到黑客强力攻击，一度彻底瘫痪，“占中”只得紧急筹款，在全港各地区增设实体票站，并将投票日期设置为从6月20日延长至6月29日。 白皮书的强硬、黑客攻击的傲慢与曾被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日君的坚持，刺激了许多一直以来的沉默者。 Doris是在企业工作的普通职员，平时很少关心政治，“你知不知道，政治、宗教、足球，这三样东西在香港是朋友聚会的话题毒药，都不讲的，讲了容易吵架。香港人每天很累啦，上班要讨好老板，OT没有人工，回家要凑仔功课，好不容易聚会，当然不会聊政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白皮书的嘴脸，好难看。我好担心香港。”她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游行，而第一次参加，就是通宵的毅行争普选队伍。凌晨1点在深水埗她跟我讲这些话，说6月22日，一定会带全家人出来投票。 6月20日当天，电子公投系统恢复，开放投票仅12小时，就有超过40万人投票，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截至6月23日，已经有超过70万香港市民参与了投票。 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香港特区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强调投票没有法律基础，是完全无效的。 而民间流传最广的回应，来自香港著名音乐人、作家林夕。他在报纸专栏中写道：“既然不可能通过，去投票，有意思吗？有，预知被宰的羊，临刑前也要大声喊救命，才死得有尊严，才能向世界警告豺狼有多恐怖。那一票，是要表白冤情：‘我是被谋杀，不是自杀，我死不甘心。’” 投票结果将在6月30日最后出炉。无论结果如何，超过70万人对一个中央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给予民意授权，这已经将北京与香港民主派之间的压力逼至顶点。

长沟流月去无声。

天衣居士

5686548309737472　小　大 5686548309737472　3楼

（三）抗命世代

2014-09-09 18:10:27

[pic=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files/2014/09/477x304xcn-zhangjieping-02-articleLarge.png.pagespeed.ic.tQ3vSfRIvd.jpg] 831集会上的香港学生领袖, 左二是周永康。 “现场的示威者请留意，这是警方发出的警告：你们正在进行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活动，违反法例第245章公安条例第7条规定，你们可能会被检控。” 凌晨两点，高音喇叭传出的严厉男声一遍遍地急促重复，压向坐在马路中间的每一个人。没有人动。人群也几乎没有起伏。五六百人静静地坐着，街灯明亮的暖光，照得每一张面孔都轮廓分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那么年轻。 这里是7月2日的中环遮打道。刚刚过去的白天，15万香港人喊着“我要真普选”、“梁振英下台”的口号，从烈日与暴雨中的维多利亚公园一路走到夜色中的这里，创下10年来这座城市游行规模的最高纪录。 与以往不同的是，许多人并没有就此散去。在游行的终点，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发起了“公民抗命后续行动”。这个由全港各大学学生会联合而成的学生组织，决定在不提前向警方申请的情况下，从7月2日零点开始，通宵占据遮打道直到7月2日早晨八点。不提前申请意味着行动违法，会面临拘捕乃至检控。而视此行动为“抗命”的人们并不打算反抗。 这也是自2013年3月“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以来，它所提倡的以公民抗命争取普选的行动理念第一次被实践。实践者，不是运动的发起人——他们认为“时机未到”，行动还缺乏理据——而是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 零点将至，周围的街巷里警察渐渐多了起来，大学生走上白天游行留下的主舞台，面对台下没有离开的民众，诚恳以告：“留在这里不是消遣，留在这里会被人抓，被人告，不是开玩笑的。这就是‘抗命’。如果决定留下，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保持冷静，互相守望，不做反抗。” 在后台的阴影里，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告诉我，香港争取了这么多年的民主普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干等命运降临。“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下一代也要生活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不走出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有改变”，他说：“如果还是在一个已经僵化的体制里去跟他博弈，实在很难有significant progress（大的进展）。时机不是靠等待，是靠争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和这个体制对抗，去拿回我们本来就应得的民主权利。学生就该是这股抗争力量中最重要的一支……今天走出来，我们学生，其实责无旁贷。” 他的黑色眼镜在汗水里东倒西歪，脸上还留着没有刮干净的胡茬，但讲起话来，却有一种同龄人少见的深思熟虑的平静。 周永康1990年出生，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三年级学生，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主席，4月才被推选为学联秘书长，7月2日就站在这里，参与和带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们预备好了承担责任，付出代价”，他抹一把汗，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表情庄严而紧张。 一、 一直以法治、秩序自我称许的香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激进的“公民抗命”成了全城都在讨论的话题，进而成了许多人孤注一掷的选择。 这是埋藏了30年的悬念揭幕的时刻。香港2017年到底能否如人大在2007年承诺的那样，争来民主普选？幕布背后是北京的答案，答案背后却牵动着这座城市累积多年的民情变化、世代更迭、以及人心向背。 8月初，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一份民调曾提问，“如果政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会造成政治筛选候选人，令不同政见的人不能够参选，你是否接受？”60%的受访者表示宁可不接受，希望立法会否决方案；而31%的受访者则支持拿到手再说。其中，18至39岁的年轻人中，不接受的比例高达80%。 如果比较2005年、2010年政改的相关民调数据，你会发现，随着香港社会等待民主的时间越长，人们的耐心越消耗，对北京的信任度越低，民意也越发趋向激进──认为如果没有真普选就宁可不要阶段性政改的受访者，比例一直在升高，到了2014年几乎比2010年翻倍，而且首次超过半数成为主流民意。年轻一代，就是这部分民意最重要的基石。 同时，以公民抗命为核心行动理念的“占领中环”运动，根据2014年1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Michael DeGolyer所做的调查，得到38％的香港市民支持，54％反对；而在21至30岁的年轻人中，支持率竟然高达69％。 正是在民议如沸时，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给香港将要实行的普选定下框架──与其说是“框架”，不如说是详细定案：明确规定选举的提名委员会人数按照此前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设立，由工商界、专业界等四大界别构成，在这个人数分配设置明显亲北京和工商界利益的架构中，有意参选特首的人必须要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才可能成为候选人，特首候选人数目定于2-3人。而特首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的定义，即是“支持结束一党专政人士不可接受”。 自香港政府从去年底启动普选咨询以来，从政党到民间，从建制派到民主派，香港社会提出过30多种完整的普选方案建议，而人大决议的这个结果，比所有的民间方案、包括被民主派视为最保守的建制派方案都更加保守。这个方案意味着，不受北京信任的参选人无论民望多高，都会被提前筛走。研究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Larry Diamond回应香港《南华早报》时称，这样的所谓“普选”实际是伊朗的操控式选举，“坦白讲，他们甚至都懒得假装民主”。 按照法定程序，人大决议之后，这个普选方案仍需由香港政府交回立法会表决，2/3票数通过，才可定案。因此，人大同时表明，如果这个方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则2017年特首选举会继续沿用2012年的代议式特首选举产生办法；而2017年之后一直到未来，香港若要实行普选，都必须遵循人大这个方案，决议长期适用。 对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人大记者会直播的香港人来说，这一刻五味杂陈。 最感悲愤的是一直以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在有关民主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他们一直站在“香港人要什么样的普选？”和“北京会不会给？”两个问题中间，希望取得最大公约数，既维持与中央的良好关係，同时也推进政改，最终达到一个北京可以接受的真普选。在香港政坛，温和民主派与开明建制派，正是这种“中间路线”最主要的倡导者，也代表着民意主流。 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便是“中间路线”其中一员，他过往的温和立场甚至常被激进者攻击为“卖港”。在人大决议宣布之后，汤家骅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忍不住哽咽，他情绪激动地说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自己“难以接受、非常失望、非常痛心”，也看不到还有任何可以谈的空间。 “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占中”主张只有到了最后时刻，如果没有真普选，才占领中环；并把“最后时刻”推至普选方案最终定案之时，把“真普选”的定义放在民主派最温和的底线“符合国际标準”。戴耀廷一直希望在一个激进的行动想像倒逼之下，可以尽可能拓宽谈判空间，他甚至预先为北京可能出台的中间方案，做好了与激进民意沟通的准备。 然而，“最后时刻”不由分说，轰然而至。 “占领中环”运动在人大决议后发布新闻稿：“我们非常难过地说：今天对话之路已经走尽，占中必定发生。”25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坚称会发挥立法会内1/3的关键少数票，在普选方案交由立法会表决时，集体否决这个方案。学生团体则表态，会以全港大学生、中学生同时集体罢课的行动开启“占中”的序幕。 此时此刻，显得最平静而决绝的是年轻人。 8月31日下午4点05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正在看直播的香港市民致以问候”时，24岁的周永康对着电视机竖起了中指。 他和50多个来自全港各个大学的学生代表聚集在学联办公室，收看全国人大记者会的现场直播。在这个被书、标语、横幅、黄丝带、喇叭，还有卷成一团的床单堆满的大办公室，当李飞的官式普通话响起，大多数学生只是一边低头刷手机，在电脑上工作，一边静静地听，彷彿那些话与自己身处的世界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人忍不住，比如在李飞讲到“过半数”、“爱国爱港”、“实现普选”等字眼时，学联常务秘书、香港中文大学三年级学生钟耀华低声骂道：“丢──”（粤语粗口），他的女朋友叶咏琳却在一旁不以为意：“有什么好‘丢’的，几个月前我已经‘丢’过了，这一刻反而轻松，因为答案简单明了：香港人，抗命。” 直播开始前，22岁的钟耀华在Facebook上写下自己的感受：“在一个有关港人命运的重大决定上，我们依然没有参与的份儿，居然要靠电视直播来迎候强加于身的命运。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一切如旧。这真是对香港人的羞辱。我们不要再接受京官的耳听面提，要出来夺回理属已身的政治主体性。今天是历史的新页，往后怎么写，得看我们的决心了。”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安排了这次聚会。电视直播结束后，大家纷纷交出手机，用纸袋装着，集体堆在厕所旁边的角落——这是近一年多以来学联开会的新传统，为了防止窃听——然后，学联的第一次罢课筹备大会开始了。在场的50多个同学，正是接下来即将在各个高校发起的罢课行动的主力。学联罢课筹备会议。在周永康看来，这像是一个仪式，是屈辱，更是奋进。和同学们一起收下“民主”的死亡通知书，也正可以一起丢掉幻想，“让现实颠覆幻想，逼使港人狠下决心另走一条生路”，他说。 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把今天的这群年轻人称为“主流的反叛者”，他说以前在香港搞社运的都是边缘人，但“现在走出来的很多都是精英学生，用的都是很好的技巧。他们本来应该站在社会里比较中间的位置，不是偏锋和激进的人，但却走出来公民抗命。” “好学生反叛，就反证社会已经出了大问题了。”罗永生感叹。 二、 相比中文名，周永康更习惯朋友们叫他Alex。和大陆反腐败运动的标靶人物同名同姓，让这男孩没少被身边同学开玩笑。“喂，周永康，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偷渡到香港来了？”“周永康，又上头条了喂！”他一律回个鬼脸，卖萌了事。“讲真，都不是很清楚周永康是谁……”这个周永康说。 他出生在中产家庭，爸爸是70年代香港大学毕业生，开明谨慎，常常告诫儿子“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妈妈年轻时从大陆到香港，强势干练，却因为见识过共产党残酷的政治斗争，一听见儿子说中共的坏话，就紧张得不行。 中学时，周永康算是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斯文沉默，爱读小说。他喜欢本土作家刘以鬯，从刘的短篇小说《动乱》里认识香港的六七暴动，“文学原来可以这样把历史记录下来，让后人跨越时空去体会”；喜欢钱钟书、梁实秋，“民国时代这么纷乱，民国人的生活态度竟然是这样的”；还有白先勇，“去了台湾的人对中国的想像，那种怨恨纠结，很有味道”……“文以载道”，这是文学吸引他的方式。他成绩很好，考进香港大学，读比较文学，兼修社会学。 在读大学之前，他对社会运动的参与，仅止于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集会。在中学的一次早会上，历史老师播放了一部有关六四事件的短片，一向风趣的电脑科男老师在课堂上边看边哭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关1989的影像，深受震撼。“六四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接触公共领域的门槛，我们绝大部份对政治、社会议题的关心，都是从六四开始的”，在7月的一次晚餐中，周永康告诉我。 每一个我在学联遇到的年轻人都这么说。“我怎么会接触政治？第一件事就是六四。每年的五月初，你看一下报章，都会开始讲六四，一直到烛光晚会，年年的报章都会报导，十几万人啊如何如何。我就在想，哇，十几二十万人就去那里坐着？打机不好吗？拍拖不好吗？为什么香港有班人这么执着的？为什么呢？然后就会去找六四是什么，北京发生了什么，香港的反应是什么。……对我来说，这就是启蒙。”这是钟耀华的说法。而中学不谙世事，到了大学通识课才开始恶补香港与中国公民社会知识的叶咏琳，参加的第一次社会运动，就是2012年香港市民为六四受难者李旺阳“被自杀”事件抗议的游行。 周永康说，对1990年之后在香港出生的他们来说，六四同时也是理解中国的起点：“每一年，到了六四那一周，重新看回那些画面，看当时学生的理想，都会很感动，很受鼓舞。而看到人性被那样粗暴地践踏，也会有强烈的情绪……有人讲六四事件很复杂，但是人民希望改变国家，国家却用军队来镇压，这一点黑白分明。坦白讲，我是从六四认识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再不会有什么好感。” 因为“不爱说话、喜欢读书”，进港大后，周永康加入了校内唯一一份文字媒体：学生会刊物《学苑》，并当选副总编辑。这一年，正是《学苑》创刊60周年。 作为本港历史最悠久的学生刊物，1952年创办的《学苑》关切时局，人才辈出，在港大内外都曾有过广泛的影响力，从60年代到80年代更是香港学运与社运的重要论述阵地。90年代之后，回归进程启动，怀抱理想的大学生很多都离开社会运动，投身新政府或者议会，希望在建制内实现一国两制所承诺的“港人治港”。《学苑》也随着学运的退潮而锋芒减弱，退回一本普通的校园刊物。 然而大时代的尘埃并没有落定。政治上悬而未决的半民主状态，在回归之后不过维持了五六年时间，就诱发了管治危机。非民选的政府和议会无法回应政治意识和本土意识都在觉醒的民意，民意转而诉诸街头，社会运动很快就在香港火焰重燃，并且越烧越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立峰和教授陈韬文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今天的香港已经称得上是社运理论所定义的“社运社会”。 2012年，大学一年级的周永康即使是在校园，也感受到了逼迫近身的政治气旋：港大学生会遭遇政治渗透与干扰，频频被指责为“染红”，而《学苑》作为学生会媒体仅能发挥监察作用，难以扭转局面。这让周永康坐不住了，他做了好几期有关新闻自由受打压、香港人政治觉醒的专题，仍然觉得“只靠文字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靠行动，如果没有人上去改革，学生会会堕落很多年……大学都是这样，又何况整个社会？”说到这里，他开了个玩笑：“原来这个世界只有鲁迅不行，必须得有孙中山。” 2013年，周永康竞选学生会，当选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并由学生会进入学联，因为在港大奋力与前任学生会抗争的成绩赢得了学联前辈和伙伴们的信任，2014年4月1日，当选为新一届的学联秘书长。 在香港，加入大学学生会，基本等同于半个身子跨进社会运动，加入学联，则整个身子都跨了进去。几十年来，以“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为基本理念的学联一直是香港学运与社运的急先锋，早期发动民族主义的保钓行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则与中国政府决裂，把原本“建设民主香港”的纲领，改为“建设民主中国”，一直在中国大陆的人权危机中积极发声抗议，以示香港民主化与中国民主化的密不可分。 加入学生会和学联之后，周永康买了好多教人怎么演讲、开会、甚至推销的书，有些是实战技巧，有些是心灵鸡汤，他看得认真，细细划线。因为一向喜欢写文不喜欢说话，突然要站在台上演说，激发群众的情绪，“实在是没有经验，不会说soundbite（容易被媒体引用的语录型句式），甚至连喊口号都不习惯”。 从中学时开始恋爱的女朋友Kawan也不习惯，她说自己明明爱上的是一个文学青年，一起读书谈心看电影，怎么突然有一天，男朋友就跑到舞台上，头绑白布条声嘶力竭地喊起口号了？在学联陪周永康开会的某一天，她手里一边帮忙编着抗议使用的黄丝带，一边严肃地告诉我，好几次站在周永康演讲的台下，她都悄悄跟朋友说，“这个人不是我男朋友”。 不过历史不由人选择。就在周永康正式接下学联秘书长的前两周，台湾大学生占领了立法院，太阳花学运拉开序幕，并狠狠刺激了正在民主困局中煎熬的香港。 当时正值香港2017普选咨询期，民间各路方案在媒体中激烈辩论，“占领中环”运动也因为行动缓慢、立场温和饱受激进派争议。3月23日，学联周年大会上，当时的学联秘书长陈树晖宣布，学生不再跟随“占领中环”运动的计划，将会独立发动、提前占中，“台湾的运动证明学生可以带领社会走得更前，香港学生亦不必要等待‘占中’带领，可以随时有理据、有时机就行动！”陈树晖说。 陈树晖提出的占中时间是7月1日。“当时其实是有点尴尬的，因为一周后我就下庄了（从学联卸任），真正要带领这件事的不是我，是确定要接任的周永康”，事后陈树晖对我说：“好在Alex和我在这件事上看法一致，非常有共识。” 在陈树晖看来，周永康虽然并没有什么亲身参与社运的经验，但性格沉稳，“一身正气，一脸忠臣”，在大是大非上立场坚定，是可以信赖的伙伴。 就是这样，一浪接着一浪，彷彿还来不及准备，又似乎不需要什么准备，历史在最重要的时候，把这些年轻人推到了最关键的舞台上。 三、 “我要真普选，不要有筛选！” “自己政府自己拣，自己香港自己救！” “没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没有理想，哪有抗争！” 带头喊了一轮口号之后，周永康走下台。我拉住他，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7月2日凌晨，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咸味，分不清是维多利亚港迎面吹来的海风，还是白天的酷热游行蒸发出的汗水。许多穿着学联黑色T恤的年轻人在后台忙碌着，打电话、装设备、对讲稿、吃盒饭，相互调侃一些只有圈中人才听得懂的笑话。没有紧张的感觉，尽管警察就在不远处一字排开。 “你紧张吗？”停顿了很久，我问。 “昨天晚上忙到三四点睡，躺在床上开始觉得不安……我没有办法identify（确认）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只是觉得有点不安。”周永康像是在回答我，又像是用词严谨地自言自语。他看着不远处那个震耳欲聋的舞台：“你不肯定最终会有多少人在这个集会里。有记者问我说，你们行动会有多少人，警方什么时候会开始清场。我的心情真是……如果今天学生走出来，香港人留下来的不多，警方迅速清场，这就是香港社会的现实状况吗？我们是预备好了要付出代价，但我们怎么期待在下一步，更危险的时候，香港人会有多少站出来？当年轻人走出来，到底老一代人，我们的政治领袖去了哪里？”说到激动处，他哽咽起来，沉默了。 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这些话的背景。 尽管3月底，学联已经宣布7月1日要提前占中，但真正的行动决定，却是行动开始前一周才定下来，而且到最后，也没有得到民主派阵营中大多数前辈的支持。6月26日，学联和民主派各个政党的代表、“占中三子”碰面开会，讨论5天后计划进行的公民抗命。这个会议上，学生们收到了许多反对和表示担忧的意见。有人觉得他们行动的理据不足：政府方案还没出台，北京也还没有一锤定音，这时候出来占中，是要反对什么呢？有人理解学生将行动升级的意愿，但担忧行动万一失控，可能给整个局面带来风险。“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与陈健民就有这样的担忧。他们刚刚发起的622公投赢得了超过70万人投票，这个数量远超他们的想像。在这个成功战胜了黑客攻击、官方媒体抹黑的全民电子投票里，79万香港市民投票选出自己想要的普选方案——均是北京明确表示不可接受的公民提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成绩，最先想的就是稳住它”，陈健民7月2日之后告诉我，他们担心学生的公民抗命，万一爆发冲突，反而会减低得来不易的市民支持，也给伺机已久的打压提供藉口。 学联的学生说，这场会面不欢而散。 周永康解释，意见不一致，是因为“大家的目标不同”：“学联希望争取到公民提名权，而不只是国际标准，所以必须要透过更多的行动去达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真普选，我们就占领中环──这个“占中”运动的基本构想，已经成了民主派争普选的共识及“最后武器”。在这里，真普选的定义是“符合国际标准”。大多数民主派都认同，“国际标准”与基本法、乃至广义的“爱国爱港”都并没有冲突，只要北京有诚意，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方案是完全可能的。 而年轻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点。学联和学民思潮提出，香港的普选不仅要符合泛泛的国际标准，更要争取“公民提名”，即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有直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权利。为了争取这一点，他们扭转了“占中”的行动模式：把谈判失败后的被动反抗，转换为一锤定音之前的主动抗争，就像他们在遮打道的夜晚喊出的口号：“没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在香港的现实政治里，公民提名是个不可能实现的选项──它的确不符合基本法中关于“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字面规定，北京也多次明确表示不可接受。为什么明知如此，也非要坚持？ 我分别去问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和学联的周永康。 1996年出生的黄之锋在2012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中学生社运团体学民思潮，并发起反对国民教育科的运动——反对派认为将国民教育科加入中学必修科目是洗脑工程的一部分——运动最高峰时，12万人包围了政府总部，迫使政府撤回了决定。在反国教运动之后，学民思潮投入政改议题，并首次提出“公民直接提名特首候选人”的选项。尚未成年的黄之锋对此快人快语：你给不给是你的事，我要不要是我的事，如果普选是一场谈判，公民提名就是我们的开价，我们难道不应该遵从自己的心意开价吗？ 比他大6岁的周永康讲到这点，沉默了好一会儿，慎重地说：“公民直接提名不仅是一个选举的制度安排，更是一个政治诉求。它把这座城市未来的决定权交还到每一个公民的手里，它象征着我们可以命运自决。” 他们两人都说，即便北京与香港民主派真的妥协达成了一个“中间方案”，学联和学民思潮这两个学生团体也会为公民提名抗争到底。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周永康说“命运自决”这四个字。此后两个多月，在不同的场合里，他越来越多地用到这个词。 在罗永生看来，这正是新世代的抗争者跟他们上一代人最不同的地方。罗永生是30年前的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也是在中英谈判期间，“民主回归”论述的主要倡议者。（参见《[pl=5141840424599552]摊牌（一）[/pl]》） 当时关于前途命运的思考，香港民间曾有三种意见。普罗大众的主流希望“维持现状”，即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即使主权回归，治权也依然由英国保留；以学者和进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界支持“民主回归”，以主权回归换得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另有极少数知识份子提出“命运自决”，时任《号外》杂志主编的陈冠中就是其中代表。 罗永生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很现实地看一国两制这个东西，所谓现实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中央接受的体系。‘中央接受’这个东西是从来都没有被怀疑过的。整整一代人都是这样。可是中央在想什么？每个人都在猜。问题就出现了。很多中间人觉得知道怎么去跟中央谈判中央可以接受，但万一判断错误，出问题了，民众就要跟你算帐，你没办法解释，因为你不是遵循理念，只是谈策略，只能站在中间成了千古罪人。新一代不一样，他们从来都没有中间人这个概念，他们是跟着理念来，自治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去追求，没有什么前提。”罗永生说自己这代人“每一个都是务实主义者”，“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大的理想去付出什么，而是争取活得更好而已”，而周永康、黄之锋这样新世代的抗争者，“没有旧的包袱，没有过去所有的挫折”，也许不实际，但反而“坚持了更纯粹的理想主义”。 6月30日，学联仍然宣布，7月2日凌晨占领遮打道。“占中三子”表示，因为时机不合适他们不会参与，也不会号召民众参与，但尊重学生的决定。 实际上他们站得并不太远。距离遮打道400米以外的24小时麦当劳，陈健民和戴耀廷在这里守了一整个晚上。他们紧盯着手机里的新闻视频直播，陈健民止不住地胃痛，戴耀廷则几次坐立难安，不断想要走出门去。 2013年初发起占中运动时，戴耀廷曾在很多场合说，希望这个运动能有更多“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站出来”，“为下一代争取一个公平公义的制度”，而不是总让年轻人冲在第一线，人生路刚启程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这话在当时甚至引起了不少年轻人的反感，黄之锋笑他是“家长心态”，“不尊重学生的公民身份”。说这话时戴耀廷或许很难想到，一年半之后，自己竟要面对如今这样的时刻：大学生坐在中环的马路上，以行动实践他所提出的“公民抗命”，等待被捕；而他和陈健民，同为占中发起人，同是大学老师，同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甚至同是30年前的学联成员，却只能“躲”在麦当劳，心急如焚地刷手机。 几次忍不住，戴耀廷想要走出去，和学生坐在一起，都被陈健民拦住了。“我理解他，心里太难受了”，陈健民说：“我如果是学生，现在也一定坐在那里……可是我只能跟他说，我们讲过不参与，我们必须守住自己的位置。” 戴耀廷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如果争取真普选是一场比赛，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既要比赛赢，又不能让对方输。意思就是，既要争取到真正的普选，又不能让中央为此感到“不放心”。所以“占领中环”不到最后一刻，必须按兵不动。这样的用心良苦，在年轻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们怕输。”在遮打道的深夜，谈起占中三子与自己这一辈学生的区别，周永康很精简地说。想了几秒后，他又补充：“毋庸置疑，是因为他们输得太多。” “他们相信在建制里的沟通，他们相信共产党是可以商量的。” “第二个不同是八九”，他接着说：“八九造成了两代人对占领运动想像的不同。那一年，他们确确实实是在电视上面，或者在北京的街上，见过坦克，见过军人开枪。我觉得这个图像，对他们那代人来说，始终都是很深的创伤。到了占领中环，他们会回想到天安门，会担心今天香港的占领运动，会不会面临同一个结局……” “你们就不会有这个担心吗？”我忍不住打断他。 “他们会批评我们：你都没有经历过八九，当然不会害怕。”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讲完这句，停顿一下，提高了声音接着说：“我会说，是，我们确实没有经历过八九，但不代表我们不明白，也不代表，因为有八九，我们就不再干。” 四周彷彿一下子安静下来，连风都停了。我低头摆正录音笔，屏住呼吸，期待着下一秒鐘就会喷涌而出的豪言壮语…… 只是沉默。一阵沉默之后，毫无预兆地，对面传来了抽泣声。 我抬起头，刚刚那个冷静、理性、果敢的学生领袖好像不见了，24岁的男生呜呜地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嚼着泪水，含糊地说：“……但是根本没有希望。” 四、 “浮城从5月到9月是‘风季’，这个时期浮城里的人都做同样的梦。在梦中，人们没有翅膀却浮在半空，只是默默地、严肃地浮着。” 这是香港作家西西1986年写在小说《浮城志异》里的话。“浮城”，由此成了这座城市自况的经典意象。 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媒体这样写香港：“1997年，浮城找到了生根的土地。”但是73岁的关信基告诉我，“正是1997，把这城市冻结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这位精神矍烁的小个子老人，在大学里教了38年的政治课，桃李满门，是本地最受敬重的政治学者之一。“1997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态”，关信基说：“一国两制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千秋万世？在这个‘计’中间，香港又到底是什么角色？这是97问题的核心。广义的97问题一直存在：97之前不确定，97之后‘50年不变’，反而延续了这个不确定。人在不确定下生活，思想、行为都会变化，会得过且过，赚快钱，冒险，移民。” 关信基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曾经对未来做过许多预测，“很多都想到了，唯有两点没有预测到”，他说：“香港是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不是抗争社会──抗争的人不需要离开，来香港就是要逃避，逃避的人是来找一个安乐窝，是追求安逸的。60年代中期人口结构开始慢慢变化，旧的移民老了，本土人士生长起来。本土长大的人在政治上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但我会假设他们受上一代熏陶，不会让他们变成激烈的人。但我没有预测到的是，政局的变化，可以让人由本来是温和的变成激进的。我也没有预测到香港的经济动力会消磨那么快，社会流动结构会变成这么窄。这些都会逼出一个不一样的新世代。2014年，1997出生的人17岁。我很肯定地说，新的世代已经出来，并且开始发挥作用。” 新的世代能让浮城扎根吗？根又扎在哪里呢？ 再次见到周永康已经是7月2日傍晚，遮打道之夜14个小时以后，香港岛南面一个临时拘押所旁边。太阳毒辣，他和同学们刚刚获保释出来，在一个晒得冒烟的篮球场上召开记者会。 他嗓子哑了，但已经恢复冷静的表情。他对记者们说，学生在遮打道的行动只是今后一系列抗命行动的开始，“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下一代也要生活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不走出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有改变……我们期望为这个社会加多一点勇气。如果这勇气可以令到其他香港人站出来，这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历史角色。” 这是漫长的一天。警方凌晨2点半开始在遮打道清场，在几十家传媒和数百名民众的围观下，一点点拆开静坐者紧握在一起的手，平均四个人抬走一个人，用了整整6个小时，一直到天色大亮的早晨8点半，才抬走了坚持留守的511个人。整个过程没有爆发任何冲突，双方和平克制，引得在场的台湾社运人赞叹连连。被捕者中间，最小的14岁，最大的78岁，可以统计到的在校大学生有82人。巴士分批将他们运送到临时羁押中心，他们的罪名包括：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及协助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这也是不久后，真正大规模的“占领中环”发生时，抗命者会面临的罪名。晚上9点半之前，所有的被捕者均被释放。其中486人收到警告信，警方保留检控权利；25人则取保候审，其中包括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何俊仁和梁耀忠──曾在行动之前表达过种种忧虑的他们，还是在行动当晚来到了现场，与学生们坐在了一起。 叶咏琳和钟耀华也经历了凌晨的遮打道，秀丽清瘦的叶咏琳坐在了抗命者的队列里，钟耀华则承担了支援工作。叶咏琳告诉我：“我会觉得历史来到了，历史在我身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前人的努力，我们享受过香港小小的自由，但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东西，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我们是香港人。” 被警察抬走前半小时，她谈笑风生地说，已经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而第二天，夕阳里的篮球场上再见面，她眼睛更亮：“今天我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我还可以做得更多。” 钟耀华一直在警署门口等她。他热爱学术研究，却常常被女友直接了当的行动打动。几乎30个小时没合眼，这满脸憔悴的男生说自己全心全意为女友骄傲。 钟耀华说，自己从来没有抱希望，认为香港的这一场公民抗命可能“成功”。“但是每一代人，都要为历史的传承留下点什么。很多前人的经验、所做的事，是影响到我今天所做的事的。我们今天讲民主，大家追求民主的意识这么高涨，难道不是因为2003年五十万人上街吗？难道不是因为当年八九六四，北京的学生争取民主，一百多万香港人上街支援，然后支联会二十多年来坚持做纪念活动吗？我自己是1992年出生，都是没有经历过89的一代，但我自己回想，自己反抗的资源、精神、参考都是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是在做这样的事，要为下一代留下反抗的资源。而这一次是属于香港自己的。” 在抗命的现场，周永康收到了爸爸从海外发来的英文电邮，有鼓励，更多的是担忧。爸爸跟他说，他不希望成为“占中父亲”。 “占中父亲”？我一愣。 “爸爸想到了‘天安门母亲’”，周永康说。 盛夏的阳光彷彿还停留在那个篮球场上，冬天的雪花，已经倏忽而至了。 8月31日的人大决议，把学生们基于理想的“占中”预演，逼向整个占领中环运动的“最后一战”。这一次，是来真的。 8月31日当晚，在维多利亚港瑰丽夜空前竖起的巨大白板，上书两个嶙峋的墨字：抗命。占中运动发起人陈健民在数千人的集会中说，这是香港民主运动时代的结束，“抗命时代”的开始。在把话筒递给年轻一辈的学联与学民思潮代表时，他说感谢学生两个月前遮打道的行动，感谢他们让香港看到一场漂亮而有尊严的公民抗命，他说自己这代人曾经想站在学生前面，为他们遮挡，但现在，他们站在一起。接过话筒的周永康又哭了。他说，30年前的香港大学生，如果知道“民主回归”的“民主”，是今天全国人大给的这么个方案，一定不可能接受，那么历史就会重新写过。而他这一代人，不愿意，也不能再重复历史的错误。 在几天后一次与台湾媒体视频连线的记者会上，周永康用流利的国语说出了几个月来在心里酝酿的话：“未来香港不会再有年轻人相信‘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来不会再提‘民主回归’，提出来的必定是‘命运自决’，香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要怎么走下去。” 这座在政治上从没有过“命运自决”空间的城市，怎样“命运自决”呢？周永康告诉我，他并没有想清楚，但确切地知道这一条漫长的路，自己和伙伴们，正站在起点。 他说下一次公民抗命，如果不用带头喊口号，他会带一本Doug McAdam的《自由之夏》去马路上看──那是讲1964年的美国，1000个大学生如何在最保守黑暗的地方投入了黑人民权运动。他们付出了牺牲。但这几个月的行动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点燃了整个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一场运动对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影响，当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放在历史里来看可能就是彻底改变。我知道这场公民抗命，会深深影响我们的一生。”周永康说。 正如《自由之夏》中所说：“你感觉自己将参与这历史性一刻；在一区域中，整体生活模式里很深刻的某项东西即将要转变……你正在……创造历史。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全然无私无我的，但你也同时发现了自我。”

永忆相逢千万好，江湖。归渡扁舟去也无？

5141840424599552	● －（一）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	9303字	1楼	天衣居士	2014-06-18 18:50:56
5639026912526336	◆ －（二）通向普选的巴别塔	12413字	2楼	桃花仙	2014-06-28 12:27:37
5686548309737472	◆ －（三）抗命世代	14304字	3楼	天衣居士	2014-09-09 18: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