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J·席勒 2014年04月12日<br/><br/>人们做出的经济决定真的理性吗？经济学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分歧，上个月（指2013年12月——编注），这些分歧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周(Nobel Week)的活动中突显了出来。<br/><br/>还有一些相关问题：我们能否假设，所有的经济决定和市场价格，都可以用数理经济学家传统上偏爱的精确方式建立模型？或者，我们这些否认这种模型的人，是不是都有些情绪化？<br/><br/>这并不完全是学术问题。它很基本，其答案几乎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投机性行为引发的市场起落——比如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前的状况——是人们对新信息的理性反应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昙花一现，或者泡沫？经济行为中肯定有理性、权衡的元素，但如果在对经济行为进行解释时，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这些元素是起作用的，这合理吗？<br/><br/>尤金·F·法玛(Eugene F. Fama)、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我曾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三人在演讲中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法玛在演讲中总结了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他坚决支持存在理性经济决定的说法。在他列举的证据中，股价的每一次变动都是对股票分割消息的反应，而利率的变动则“包含了对通胀的合理预期”。<br/><br/>汉森似乎持中间立场。他在演讲中说，一些“扭曲的想法”帮助解释了一些关于金融市场行为的看似不合理的事实。他强调了包含理性因素的数学模型，但也考虑了动物本能、相信会发生小概率事件和过度自信等情况，而我认为这些情况或多或少都是不理性的。<br/><br/>我自己的演讲似乎把我放在了和法玛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我说，股价的增长大多数是不理性的，但我不认为我像某些人想象得那样极端，因为我仍然支持自由市场，相信创新能够让它更好地运转。<br/><br/>我们三人中，我最愿意吸收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非理性或无理性行为理论。这些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br/><br/>我研究了前人的诺贝尔奖演说，这个话题并不是头一次出现。从他们的措辞来看，许多诺奖得主——包括1978年获奖的司马贺(Herbert Simon)，1988年获奖的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2009年获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2009年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都怀疑经济参与者是否能够像传统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br/><br/>可是，很难对这些讨论加以总结，这是因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定义“理性”。2011年获诺贝尔奖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提出，如果按照广义的定义，无视事实的行为也是理性的。理性的人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并且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无所不知。他们必须决定对哪些东西予以关注。<br/><br/>西姆斯的观点意味着，忙碌的人们因为觉得自己没时间，明知会犯错，但仍不去偿还欠款，这可能是理性的。<br/><br/>但如果人们觉得还账这件事太烦了，这种行为属于哪类就不那么明显了。有些漫不经心的行为更加难以归类。如果一个人认定自己没有时间仔细阅读报纸，来判断是否应该在市场繁荣时买房子，于是根据道听途说和主观情绪做了决定，那该怎么算？<br/><br/>这类问题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政治学中存在同样的矛盾。在谈论政治的时候，人们看起来总是带着某种情绪——甚至是非理性的。在1996年合著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病理》(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一书中，政治学家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描述了同事“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的激烈辩论”。<br/><br/>另外的一些学科正在以全新的方式探索这些问题。大脑成像技术正在提升认知神经学对注意力的理解，展示那些让我们能够像现在这样处理信息的生理结构，让西姆斯理性无视理论的一些抽象概念有了物质形态。这项研究找到了我们思维方式的物理结构，有着让人喜爱的具象性。<br/><br/>神经科学也展示出人类情绪与人类自认为理性的行为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关联。在1994年出版的《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一书中，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提到了哲学家笛卡尔的忠告，那就是在理性思考中排除一切情绪干扰。达马西奥调查了研究结果，大脑中的情绪通路与负责理性分析的通路是彼此相连的。<br/><br/>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的神经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得诺贝尔奖——曾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了一些在玩经济和金融相关游戏的人。他总结了自己和许多同事的研究结果，发现理性的决策和情绪化的决策之间存在诸多关联。当一名参与者为了攻击对手而做出一个明显经过权衡、理性的决定时，与情绪和社交有关的通路也被激活，这意味着，这个决定并非完全是理性的。<br/><br/>这不光是人们是否理性的问题。它还关乎如何更好地描述人类复杂的行为。也许有一天，对非理性的更广泛定义将与理性的某个定义趋于一致，并对真正的人类行为做出解释。我打赌，真正的进展将来自经济学之外——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来自信息科学和计算机工程。<br/><br/>罗伯特·J·席勒(Robert J. Shiller)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教席教授。<br/><br/>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月19日。<br/><br/>翻译：王湛<br/><br/>＝＝＝＝＝＝<br/><br/>考虑到人的时间成本和思考成本，仍是理性的。只不过是有些人的时间成本或思考成本太高，于是选择了一种不思考的理性。

所谓理性思维就是出门看地图 有地图的时候当然可以有路可循 当进入新领域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瞎猜了 靠gut feeling了 这就是理性的缺失了

这是信息缺失，不是理性缺失。没有地图时瞎碰也是符合理性的。

照你这说法 那所有的不理性都可以用信息缺失来解释 实际上如果人能做到全知的话 自然也就只剩下理性了

非也，理性是有信息会不会利用的问题。比如，有地图但不肯看，偏往死路上走，这就是理性问题了。[edit]2014-04-14 13:21:55.070568[/edit]

有地图不看 偏往死路走 貌似是非理性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说的“理性问题”。

牛顿在力学原理上理性无比 但是涉及到第一推动力 他就因为信息缺失 无法保持理性 将之归因于上帝了

我看到很多心理学书籍都认为人的大部分决定是不理智的。这与进化有关——当原始人还在原始丛林和草原中挣扎活命时，常常要遇到各种强大的捕食者。此时，人尽快在条件反射下做出决定——是战，还是逃，抑或是惊呆（女性面对突发险情经常有这种情况）——往往会决定人的生死存亡。<br/><br/>我顺便解释一下，在与猛兽的遭遇战中，理性深思熟虑往往是不可取的。有时候，连惊呆这种我们一般看来是最不可取的应对对于保命来说也能起到奇效。这是因为捕食者（包括人类）在面对一群猎物时，往往会优先关注快速活动的目标——鸟类是典型例子，所以昆虫往往有装死的天性；青蛙等部分爬行动物甚至进化出只能看到移动物体的视觉特性。所以（尤其是怀孕的）女性在人群中一起遭遇捕食者时，条件反射性的惊呆能够起到段时间内隐藏自身的效果。反倒是逃逃停停，打打逃逃的人会必死无疑。<br/><br/>在这种进化的背景下，人脑在快速处理突发信息时，第一优先往往是所谓“直觉”。这当然是非理性的。至于理性思考？大脑保持时刻进行理性思考的代价太高，容易被进化淘汰（比如因为边走路边思考，精神过于集中容易遭遇交通事故之类）。此外，也有医学案例表明，如果大脑受伤，使“不假思索”的大脑非理性思考区域功能异常，会导致患者几乎无法做出（比如午饭吃什么、午饭后是出去散步还是午睡等等之类的）任何决定。[edit]2014-04-14 21:06:19.952307[/edit]

这捕食者，，也不理性啊。。

可不可以理解为之所以不理智的直觉可以保命是因为其他人也是大多非理性的 所以反而负负得正了 如果天敌会理智思考 比如人类 那么动物就只有灭绝了

进化就是这样，捕食者不理性，所以被捕食者不理性恰好能活命。<br/><br/>但也有特殊情况。在非洲，一些族群中的羚羊、猴子经常会去挑衅狮子之类的捕食者，让双方混个脸熟。有趣的是，当捕食者熟悉这些刺头后，确实会在捕食过程中优先跳过这些刺头。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捕食者了解这些刺头比起其他的羔羊来说，更强壮、聪明和勇敢，所以去捕捉刺头的成本太高，不如抓别的。—— 当然这种情况在人类社会应该是相反的。这个例子该说明人类理智还是刺头和捕食者理智呢？

灭绝倒不会，被捕食者后代的行为模式估计会发生变化。毕竟除了人和猫头鹰，所有捕食者都不会捕猎超过生存所需的猎物。无非是捕食者捕食的个体由逃跑的变为发呆的而已，估计被捕食者群体的数量还是相同的。

人类出现后干掉的那些物种应该都是理性的牺牲品吧 只是后来这理性进一步发展 认识到共生的重要性 才减缓了灭绝的速度<br/><br/>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理性思考绝对是低概率事件 所以环境还没有建设出与之相符的配套设施 这样 有理性思维的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了

恩，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楼上从不用标点是理性还是不理性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