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弱者的武器——“谣言常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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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弱者的武器——“谣言常谈”之一

2015-06-12 11:56:02

尽管谣言已经被严重污名化，但本讲内容并不准备为谣言去污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我《谣言九论》中的《命名的政治》)，而是想谈谈通过谣言认识我们身处的国家这个问题。就算是谣言被严重污名化了，但透过这层污名，我们仍然可以触摸到谣言背后的深层中国。 首先提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人在传播谣言? 一般人看来，谣言是无根据的消息，因此，传播谣言都是些不负责任、知识低下者。俗语说“谣言止于智者”之类，也在说明传播谣言的人至少是缺乏理智的。但我告诉大家，这个说法是有严重问题的。传播学学者周裕琼对2003-2011年间219起谣言的统计分析(见《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基本上颠覆了这种先入之见。 看了周裕琼的统计数据，我也大吃了一惊。在谣言传播者群体中，大学生是最大的传播群体，占25%;第二大群体是职员，占20%。所谓职员，就是国家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等，那些被称作白领的人。这两类群体的总和是45%，接近一半水平。这个群体的社会层次比较高，属于社会中间阶层;他们的知识水平也较高，并非那些理解力低下的阶层。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岁，这个年龄阶段即我们所说青年时期。 这个统计数据很有意思，需要我们略加分析。为什么谣言传播的主要群体是这些具有一定知识与理解力的青年群体?而不是所谓的社会底层?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关心则乱——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共识网曾有一个报告，共识网与《领导者》杂志，《财经文摘》均能找到相关文本，不多说。这里重点是想说明，传播谣言的群体也是对这个社会最为关注的群体，谣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关注，不管它的方式是什么。 就像在刚才的交流中所说的，真正对这个社会表示关注的，真正能高度介入社会进程的群体，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解谣言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自我认知来把握我们身处时代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谣言到底在传播些什么? 这个就要做一个内容统计分析。我这里以周裕琼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大块划分而不是详细分类。其中地震谣言是第一位。我们知道，2008年是一个地震高峰期，今年又是一个地震高峰期，地震谣言占据第一位属于必然。第二位的是针刺谣言。针刺谣言是什么呢?就是据说一段时间以来，街上行人会突然感觉被针刺了一家伙，但却无法抓住任何作案之人。当时报案的人很多，说是某些群体专门拿一种带着艾滋病毒的针，在人群中乱扎。而那些感觉自己被针刺的人，往往会觉得自己有身体反应，变得害怕，甚至极度恐惧。 第三位就是环境污染及流行性疾病类的。这类谣言集中在2003和2011-2013年，有两波高峰。而这也是打压谣言的两波高峰，但真正的打压高峰却是在今年。刚才我们说了，从2003年到2011年这七年时间中，其中司法立案的谣言总数是219起。但是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这么短短的半年时间，涉入司法案件的谣言就已经有500起了，比前面7年的总数还要多1倍多。 2011年到2013年之后，谣言中出现了一个最古老的类型，即政治内幕谣言，这是一个集中爆发过程。当然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有关，如十八大，领导成员的改选等等。谣言满天飞。这个古老谣言类型的复活，也说明谣言所具有的永久魅力。其实那时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就像我们参加政治局选举一样。后来发现，这个名单跟后来十八大选举出来的名单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内幕新闻。所以坊间流传笑话说，美国人在当天晚上就知道总统是谁，我们中国人就嘲笑说，那算什么呀，我们在几年之前就知道总统是谁。笑话也罢，谣言也罢，其实无非是通过这样的非正常途径，展现我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另一个内幕性谣言是关于官员腐败行为的。这些谣言涉及官员腐败的黑幕，大多是揭露性的，什么官员受贿，性滥性交易，跟什么黑恶势力结合在一起等等。这些谣言，事实与传闻混杂，很难判断真相何在。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个严重问题了。谣言正是表达了这种焦虑与诉求。 上面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谣言，是一个大类;第五类则是食品安全谣言。尤其是其中的转基因食品谣言。这类谣言，在2011年之前就有，但是在2011年到2013年间，关于转基因食品谣言成为一个新热点，估计每位同学手机上都会经常收到这些谣言。 这类谣言与另一个类型的谣言基本上相关，就是关于身体健康的谣言。在中老年阶层，这类谣言流传最快，最多。比如说张悟本谈绿豆的万能保健功能，然后全中国人民就开始抢购绿豆，原来六块钱一斤的绿豆变成三十块钱一斤，但还是有价无市，买不到。再如日本地震发生核泄漏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抢盐热潮，“谣盐”又形成一次大高潮。张悟本事件之后，还有什么抢购大蒜、生姜之类，大蒜突然一下全国脱销，原来是两块钱一斤，变成了二十块钱一斤之类。 另一类就是突发性事件，尤其是命案谣言，这几年呈急剧上升的趋势。突发性谣言这个谣言中包括自然灾害类的，但更多的是官民冲突性事件。比如说钱云会事件，最近就是临武一个城管打死果农的命案，还有广西军警开枪射击老百姓的命案等等。 第三，谣言为什么传播? 谣言为什么会传播?难道仅仅是出于恶意?出于无知?这样的理解都是强加的污名。其实，通过上面我们对主要流行谣言的分类统计，就知道，谣言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身处时代息息相关，谣言渗透我们全部的生活，人类根本无法摆脱谣言，在所谓的纯官方事实中生存。 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句话——“关心则乱”——谣言传播机制在这里可以部分找到答案。 我们先来分析转基因食品谣言。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显示，一项新技术要转化为产业，需要这项知识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先进国家，一项技术的转化不仅仅要通过市场这个筛选机制，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严格的知识体系内部的和国家安全控制这双重的检验机制。但这些均不够，社会自身的检验机制也起着重要的筛选作用，甚至可以说，社会对某一项新技术的质疑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权利。相关技术研发机构，需要通过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相应的知识信息，接受公众的检验，如果是国家重点推进的新技术，事关公民利益的，更需要公民的认知，尤其是其中可能产生的无法预知的后果与可能存在的危机，必须清楚地向公众做出详细报告，信息公布过程其实首先是一个接受公众质疑、检验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新技术普及与接受过程，是市场化的过程。 但像转基因食品这种涉及每个个体生命安全的重大技术推广，在咱们中国，却只需要通过国家职能部门的内部操作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身体，而这种内部操作又并非纯公益性公共服务性的，而是某个是巨大产业链中的一环，自然也是一个更加巨大的利益链中的一环。竟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种新技术就已经摆到我们的餐桌上，直接进入我们的身体，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过程。尤其是在技术灾难一再发生的今天，尤其是在转基因食品即便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知识界，都还存在着极为激烈的争论的现状下。 这就是为什么转基因食品会被说成是某个西方国家勾结国内利益集团对中国实施生化灭绝战略的谣言产生的原因。你可以质疑这种说法，但却无法回避谣言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以及这种担忧背后知情权被剥夺的抗争。也只有以谣言的形式将问题提到这种“生化灭绝”的战略阴谋高度，这些被消费的公众才会意识到危机，社会也才会关注这样的危机何以发生，并由此质疑职能部门的行为，并由此触及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公众的知情权与决策程序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跟知识的结构性控制有关。我们知道，在权力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要把一个新技术转化为产业，仅职能部门就可以做到，作为这项技术的直接消费者，我们公众是无知的。公众在知识、技术的暗箱里生活，过着一种沦为现代技术试验之下的小白鼠状态。但是在信息化时代，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这个技术本身，以及技术产生过程中背景知识和理论争论、冲突，不同理论之间，不同技术测量、评价标准会同时呈现出来。已经不是某个部门可以一手遮天的时代了，公众掌握知识的能力，了解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了，公众已经具备自我判断的资源，知识性的资源。这时，公权力以一种独断的方式推广某种新技术，以一种完全无视公众智商的暗箱式操作单项传播知识，而遮蔽这项技术背后更为复杂的情况，就必然会遭受双重质疑——知识的与权力的——谣言只是这种质疑声音的放大版而已。 谣言是掌握在公众自己手中的广播电台，是弱者的武器。 这个观点，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就已经说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公众不仅仅掌握了谣言这个古老的武器，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出现，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介入全社会的信息生产，而我们的管理模式却还是前现代的。这个断裂或错位导致公权力对谣言的极端整肃，这也为了解我们所处时代提供了一个视角——如何认知信息时代中个体化信息的发布?如何在一个信息多元时代，以一种多元化的方式处理信息权利? 这里分析一个谣言：钱云会之死。 浙江一个村主任被推土机压死了，很多人认为是利益集团跟官方勾结起来造成的一场谋杀，官方自然否认。司法机关介入后，经过现场勘查，认定这是一场交通事故而不是谋杀，但是民间不认可。民间认为，官方把当地监控里的录像篡改了;认为司法鉴定本身有问题，并且认定官方封锁消息，就是在制造打压民间的态势。此后北京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律师正式介入，以第三者的立场介入调查，证实了官方的司法鉴定，但是老百姓还是不认可，“谋杀”谣言仍旧在流行。 具体内容不详述，大家可以上网搜索。我关注的是，钱云会被碾压致死，谣言一致认为背后有着黑社会与地方政府勾结的阴谋。为什么“舆论”会如此高度一致?核心问题在官民冲突的日常化与结构化。这种状态已经成为公众的心理定式，不需要任何反思，相反的信息也无法动摇这种思维惯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谣言的传播有其结构性基础，而这种基础不改变，不管以多大力度打压谣言，都只能暂时性遏制，新事件一旦出现，谣言又会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泛滥。 在钱云会命案中，谣言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无论是民众的迅速聚合，还是当地政府的紧急介入，以及官方媒体、大众舆论的广泛介入，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是律师群体)以第三者的身份进行独立的深度调查，媒体的持续升温等等。如果我们采纳“事故”的说法，则这个悲剧会被淹没在无声无息的技术操作中。但是谣言将这个事故放大成为一个公共事件，甚至一个政治事件，由此成功地调动社会力量，介入调查。弱势一方也因此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议程设置”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传统社会中是被严厉控制的，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法动用这种权利——我用权利这个词汇，是想说明，信息发布、舆论动员是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需要官方认可。 这也是今天我要说的重点所在，即谣言在舆论议程设置中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它所起到的动员作用。在官民对比严重失衡，而权力直接威胁到我们每个人生存时，公众手中一方面被剥夺了组织力量，一方面又被剥夺了运用舆论的自由，这个时候，弱者就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没有别的出路。因此，上帝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武器——弱者的武器——谣言，就自然成为我们自救、维权的利器。 但这个权利却被打压，以一种比前现代更加野蛮的方式打压——我之所以强调它比前现代更加野蛮，基于两点考量，其一，传统中国社会，谣言得的基本的宽容，我在《谣言九论》中对此有过陈述;其二，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在一个每个人都拥有自媒体的时代，这种控制是只能称作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将打压者自身逼入一种尴尬处境，显得愚蠢而傲慢，不仅会导致其公信力的大规模流失，而且会成为公众的笑柄。 我强调这个，是想让大家明白，社会状态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我们的治理思维却停留在中世纪。如果不改变这种治理模式与思维，官民之间的严重对抗，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维度，不仅仅体现为利益之间的对抗，更体现为这种“死的拖住活的”，进步与倒退的对抗，而这也是传统中国停滞、倒退、甚至反动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对抗是没有妥协可能的，它不像利益冲突可以重新配置。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类处境，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对抗。需要改变的不是这个时代产生的新生活、新技术、新社会，新的更加自由与人性的生存状态，而是治理这个新时代的那种僵硬却自以为是的思维模式，改变那种独断、暴力且冷酷的权力结构。 “农村与法治研究会”的讲座录音(2013年12月)，2015年5月修改整理

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