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删节版原刊《南方都市报》 2015年08月23日<br><br>在大卫·冯·德莱尔的非虚构作品《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面世之前，一些美国通史著作中均有关于1911年纽约格林威治村三角女装厂火灾案的事件。这其中，既包括了加里·纳什等人编著的《美国人民：创造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也包括埃里克·方纳的《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这两部书，都是美国大学广泛采用的美国史教材。但其区别颇为明显：《美国人民》注重平等，强调美国人民对美国的创造作用，可称左翼史学的代表;《给我自由!》以自由为主题，展示美国人在不同时期对于自由的追求。两部极具代表性的著作同时都注意到了三角女装厂火灾，由此可见该案在美国民权史上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兴邦之难》由于专注这一灾难，提供的历史细节也更为丰富。如果没有制度的变革，多难就能兴邦。<br><br>背景<br><br>自由放任与社会达尔文主义<br><br>资本主义诞生之后，西方国家很长时间施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种资本主义有着极为冷血和残酷的一面，血汗工厂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历史学家们借用了马克·吐温的发明，将美国19世纪最后25年称为镀金时代。1880年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又被注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即社会达尔文主义。<br><br>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之后，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将“适者生存”的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他反对任何通过对经济世界的干预影响自然界的选择法规：“自然界将会淘汰那些不适应者，把他们从世界上清除掉，以此给适应者提供更多的空间。”<br><br>《美国人民》显示，斯宾塞1882年访美之时，美国商界、科学界、宗教界和政界领袖云集纽约，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迎斯宾塞的到来。斯宾塞的理论，使这些财富拥有者成为了“最有能力、最有远见、最具适应力的人”，他们称赞斯宾塞不仅创造了一个全新理论，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新宗教。钢铁大王卡内基，耶鲁政治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都是斯宾塞的追随者，他们坚持认为，贫困是生存竞争的产物，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即便不是不道德的也是无用的。《美国平等的故事》称，卡内基很快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他所属的阶级武装了起来，其主要的受益者表现出非凡的能力重塑环境(尽管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并未如此非凡)，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br><br>同样是在镀金时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 19 世纪下半叶，由于工业化推动，美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大城市纷纷涌现。但城市管理体制很不健全，造成极大的权力真空，作为政治集团的“城市老板”适时出现。他们把市内电车道、煤气管道的使用特权和建筑合同报给当地商人，以获取回扣和其他好处。他们把城市规划项目透露给关系好的房地产商人，他们向酒吧、妓院和赌场提供保护，保释罪犯并影响法官的判决，以此获得好处。作为回报，他们得到选票和对其党派的服务。《兴邦之难》中，纽约市的“坦慕尼社”即是如此。宋林丽《美国“城市老板”与政治核心集团》一文显示，“坦慕尼社”是纽约市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政治机器，也是“腐败城市政治”的代名词。<br><br>然而，与自由一样，平等也同样是美国宪法的价值观。《美国平等的故事》描述了六种平等：政治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宗教平等，机会平等，性别平等，受尊重的平等。《兴邦之难》中，纽约格林威治村三角女装厂火灾案发生于1911年3月25日，这一时期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而1900年到1914年是进步主义鼎盛时期。进步主义者认为，自由不能仅靠限制政府权力，还必须利用政府的权力阻止一些人伤害另一些人的权利。他们要求政府阻止大资本和大垄断势力危害公共福利。<br><br>案发<br><br>进步时代的平等思想<br><br>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邦之难》中的克拉拉·莱姆利奇在服装厂看到了资方对工人权利的压榨：工人上厕所都被盯梢，要匆匆忙忙;经常被克扣工资，稍有抱怨即收到嘲笑和冷眼;雇主从工时中扣除吃饭的时间，甚至“调整”时钟延长工时;每天下班的时候，工人都得在打开锁的出口处接受搜身，以防有人将产品或布头带出。为此，从东欧移民美国的克拉拉·莱姆利奇与几名工友成立了国际女装制衣工会第25分会，在遭遇流氓查尔斯·洛斯的殴打后仍不退缩。<br><br>同样不退缩的还有三角工厂的犹太老板布兰克和哈里斯。他们于1865年后先后从俄国移民到美国。在血汗工厂时期完成了原始积累，先后租下了艾什大厦的8、9、10层作为三角工厂的生产场地。布兰克负责销售和业务接洽，哈里斯负责工厂的布置与生产。1908年，三角工厂曾发生一场自发性罢工，但是以失败告终，为首者被逐出工厂。尽管如此，布兰克和哈里斯还是对罢工忧心忡忡，他们千方百计剔除工人中的激进分子，方式之一就是“内部承包”体制。此外，他们还成立了自家的“摆设工会”，一旦在工资单上发现闹事者的名字，就立即解雇。<br><br>1909年9月底，克拉拉·莱姆利奇在大街小巷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讲，鼓励工人另组工会。布兰克和哈里斯威胁无果，于是将另组工会者辞退。10月4日，工人们在工厂外的街头示威。布兰克还找来一群几女和假扮支持罢工的“工贼”破坏罢工。最后，坦慕尼社控制的警方拘捕了几名罢工者。黑帮头目斯潘尼什袭击了三角工厂罢工委员会主席乔·钦菲尔德，警方包庇了凶手。<br><br>在克拉拉·莱姆利奇即其他劳工领袖的呼吁下，纽约的制衣工人决定大罢工。工会提出的诉求是，加薪20%，每周工作时间为52小时，承认工会是所有制衣工人的谈判代表机构。大约500个厂家受到罢工影响，超过70家小工厂在48小时内让步，他们的工厂很快复工。布兰克和哈里斯联合了二十多名工厂主继续抵抗，签署了“不投降宣言”。其后，媒体对于这一轮罢工广泛报道，厂商们同意提高报酬和缩短工时，但拒绝承认工会25分会的地位，也拒绝只雇佣工会会员。这一提案被工会拒绝。工会此举被视为激进，遭到了《时代》周刊的批评。经过一段时间对抗之后，三角工厂成功抵制了闭关式工厂(只雇佣工会会员)。<br><br>三角工厂的火灾发生于1911年3月25日下午。星星之火从8楼燃起，几秒钟呈燎原之势。大约180名工人从狭窄的出口紧急逃生。当人们试图用灭火水管灭火时，他们却发现，水管喷口没有压力，就是不出水。烈火很快烧到大约250人的9楼和老板办公室所在的10楼。但是，往华盛顿巷的楼梯的门被布兰克和哈里斯锁住，消防通道的构思和设计都很糟糕，建造也粗糙至极。及时赶到的消防人员发现，他们对于火灾几乎无能无力。他们将云梯升到最高，但是离受困的人还有30英尺。大批民众焦急而惊悸地看到，50多名工人从高楼的窗口跳下，有的摔死之后面目模糊。这场火灾，导致了146人遇难。<br><br>原因<br><br>老板为什么不预防<br><br>在1911年时，工厂的消防安全已经早在整整一代人以前成为现实;事实上，工厂防火科学出现得还要更早。1835年，当罗德岛一位棉纺厂厂主撒迦利亚·艾伦发现，对自己这家防火安全系数极高的工厂，火灾保险公司竟然收取跟一般烂厂一样高昂的保费时，他实在感到忿忿不平，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将防火安全系数高的厂家捆绑到一起自保。<br><br>艾伦的互保机制将这一动力给颠倒了过来。由于成员们都要为每一次火灾买单，较安全的工厂就意味着可以交较低的保费，口袋里可以有较多的钱。到1880年代时，标准的新英格兰棉纺厂已配备了自动洒水车、防火墙和防火门(可以将火势限制在工厂的一定范围内，并给工人创造逃生的安全地带)。火灾不再是棉纺厂的致命威胁，其它地方也发展出另外一些安全措施，例如1911年在费城，商业大厦中封闭的防火楼梯取代了露天的铁质消防通道。所有这些发明——防火墙、防火门、消防楼梯，尤其是自动洒水车——对于曼哈顿的工厂主们来说，理论上都是做得到的。可实际上在整个纽约都找不到这些东西。1910年的一项研究倒很快发现，在纽约上千家制衣厂中，仅新高街上有那么一家工厂配备了洒水车。市政当局解释说，那些大楼的建造初衷是用于仓储，而不是工厂运营，所以何必安装防火墙、防火门?但曼哈顿防火安全的漏洞还是权力问题。把持保险公司的是那些政治上千丝万缕的保险经纪，他们赚大钱的方式不是通过降低风险，而是通过多卖保险尤其是高额保险。由于经纪人会在卖出的每一单保险中提成，那么保费越高他们赚得越多。安全的建筑意味着较低的保费和提成。经纪人帮保险公司将最高风险的保单分成零碎的小股项目，这样一来即便出大事，也没有哪个保险公司会遭到重创。<br><br>布兰克和哈里斯就是这一病态体制的最佳例子。很少有工厂主像他们一样付那么高的保险费，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得全城最有势力的保险经纪对他们俯首听命。三角工厂的情况用保险业的说法叫做“变质风险”，因为火灾对他们来说是常事——不仅是那些几个火星被掐灭那种有惊无险的小事。他们是“反复索赔”，曾获得过保险公司不少次相当可观的赔偿。而他们买各种保险都毫不含糊。此前的两次火灾，让布兰克和哈里斯从中索取了大约相当于现今的5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br><br>1907年，他们在附近莫瑟(Mercer)街开的戴尔蒙女装厂发生了又一起火灾。再一次，火灾出现的时间是在四月一天上班前的一大早。再一次，保险公司做出赔偿。又过了三年，又是在四月，又一场火灾——又是在戴尔蒙工厂，又是在没有人上班的时间，保险公司又是照赔不误。正因如此，三角工厂对火灾的防范并不是通过安全措施，而是通过购买越来越高的保险。1911年3月25日发生火灾那阵，这两个工厂主所持有的保险额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三角工厂内实物的价值。他们给整个工厂上了大约20万美元的保险，据估算，要比工厂的实际价值高出8万美元(换算成现在的价格便是高出140万美元)。<br><br>这种对火灾所持的管控而不是畏惧的商业态度，可以解释雇主们一些致命决策的来由。当布兰克和哈里斯于1909年申请提高火灾的保险额时，保险公司曾坚持要到三角工厂实地考察一下。哥伦比亚大学的防火专家彼得·麦基隆受雇来进行这项工作。麦基隆并不否认这家工厂的布局和整洁度，但他确实注意到华盛顿巷一侧的门“总是锁着的”，为的是限制未经许可的出入。这明显是麦克斯·布兰克的一个特殊的偏执行为：很多工人都记得他每次途经都要检查一下门是否锁着(可能是为了防止工人偷走成衣)。<br><br>这些紧锁的房门只能让麦基隆更加担心三角工厂存在的根本隐患，那就是他们在高楼里做工的人数太多。他尽力提醒这两位雇主，一旦发生火灾，能否迅速、有序的疏散将是生死攸关的事。麦基隆推荐了另一位专家波特来为这家工厂组织消防训练。1909年6月19日，波特致信两位工厂主，主动提供服务。但他从未收到回应。三角工厂火灾，让布兰克和哈里斯获得超过6万美元赔偿——相当于现今的100万美元。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净盈利：他们从每个受难工人上赚取了400美元。<br><br>思考<br><br>灾难怎样促进制度变革?<br><br>四天后，35万人参加了为三角工厂死难者举行的送葬游行，还有25万人站在路边默默观看了仪式。随后，布兰克和哈里斯被地方检察官以过失杀人罪被告上法庭，他们花巨资聘请了著名律师斯德沃为自己辩护。斯德沃娴熟的辩护技巧，加上法官科雷恩的有意偏袒，使得布兰克和哈里斯脱罪。然而，他们因此臭名昭著，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br><br>而坦慕尼社的老板墨菲拥抱了进步主义。他担心，当各种工会和各方势力联合起来时，民主党会在选举中丧失选票。一旦选举失败，对坦慕尼社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尽管他对“金主”继续趋炎附势，但是支持了变革的要求。火灾三个月后，坦慕尼社出身的州长迪克斯签署一项立法，成立了工厂调查委员会，新一代的坦慕尼社成员瓦格纳和史密斯领导了纽约州9个最大城市的调查工作。从7月到12月，平均每周召开一次公听会，超过200名整人提交了近3500页证词。到年底提出了15项新的立法提案，包括防火安全、工厂安检、妇女及未成年人的雇佣条例等等。其中8项提案得以理发。到1912年，调查委员会将工作扩大到45个城市，造就了1913年一系列新的立法。在三角工厂火灾发生两年之后，出现了大量关于消防安全的立法。爱什大厦曾经暴露的所有消防漏洞都有了相应条文归管。高层建筑都安装了自动洒水器;大型店铺都强制性进行消防演习;所有门不可锁死且必须向外打开……工厂调查委员会还大力促成了纽约州劳工部的换血重组。<br><br>正如《给我自由!》所披露的事实，三角工厂大火并非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火灾。此事发生7年前，有1000人在纽约还玩航行的“斯洛克姆将军号”游船的火灾中丧生。但是，三角工厂所发生的火灾过于惨烈，在民众心灵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以致20年后，罗斯福还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举例提起，说明政府为什么必须对工业进行管制。<br><br>毫无疑问，对灾难最好的警醒，莫过于通过良好的制度事先预防和禁止灾难的发生。本书以“兴邦之难”为书名，就事实而言有些夸大。即便在纽约变革发生之后，美国仍然出现了大量资方压迫劳方酿成重大事故的案例。然而，在三角工厂火灾发生之后，纽约州的确发生了空前的制度变革——这使得遇难者的生命没有白白消逝。<br><br>在劳方与资方的博弈中，美国政府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维护资方，以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正是在自由竞争的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布兰克和哈里斯从一无所有的移民，几十年里就摇身一变成为工厂的老板。然而，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人性的贪婪会以无以复加地泄放。阔起来的老板很快忘记了自己在血汗工厂遭遇的艰辛，开始对其他人克扣压榨，贪得无厌地积累财富而漠视工人权利。显而易见，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道德的说教无能为力，只有制度的约束才能强制力，阻止其过度的贪婪和对工人的压迫。<br><br>而坦慕尼社的转变，显然也因为美国相对健全的民主体制。在美国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任何个人和团体都可参与政治竞争，没有任何人和政党可以凭借暴力对权力长期垄断，只有通过合法的选举才能获得执政权力。变革发生之后的坦慕尼社虽然丧失了一些利益，但结果可以算是皆大欢喜——在此之前，慕坦尼社的大佬理查德·克劳克贪污腐败，当一位改革派人士于1901年当选市长以后，克劳克卷走贪污的钱财，流亡到了英国。<br><br>在三角工厂火灾之前，坦慕尼社依靠小恩小惠收买移民，以获得选票。当火灾发生之后，墨菲及其领导的坦慕尼社敏锐地看到了进步主义时代的大潮，并及时做出了调整。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坦慕尼社做出这样的决策虽然困难，但是明智。如果他们继续逆时代潮流负隅顽抗，那么很可能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一旦丧失权力，他们也就不可能从“金主”那里获得利益。正是因为对进步主义的支持，坦慕尼社成员史密斯后来通过竞选成为纽约州长，并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最后输给了胡佛，但坦慕尼社创造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政治高峰。它充分说明，美国的民主制度，既成就了个人的美国梦，也为希望掌握政治权力的的社团和群体留下了可操作的政治空间。<br><br>对民众而言，仅有激烈和持续的街头运动，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三角工厂火灾发生后，为工人维权的一些进步派人士看不起实用政治。有些人还参加过竞选，但是对乱糟糟的城市整治和政坛的争权夺利采取一种嘲弄的态度。而史密斯的提醒是，进步主义者别指望“跳出政治”来出台新法，政治就是关于法律如何产生出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民主制度之下，完善的法律和落到实处的严格执行才是劳工个人权利的切实保障。而《兴邦之难》告诉我们，美国的制度进步，是在巨大的社会代价和无数平民的牺牲发生之后，一点一滴的积累而发生。另一方面，民权的获得，从来就不是统治者、政府与资本家恩赐的结果，公民的争取和捍卫显然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