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灾难”，与自然灾难相对，是指特定时期由于人为因素、特别是由于体制因素、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或组织化、系统化的政治文化迫害造成的、给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造成全方位重大伤害、并波及大量受害者人群的集体性灾难。<br><br>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人为的，因此是可以反思、需要反思和应该反思的；后者是非人为的，它不是反思的对象，毋宁是祈祷的对象。<br><br>但社会灾难又不是一种自在的事实，而是一种文化和话语的建构，一种符号表征行为的结果。一个社会实际上发生了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灾变，但却并不一定被理解、建构为社会灾难，它有可能被建构为自然灾害，甚至根本不是灾难。比如：“文革”时期就很少有人把“文革”建构为社会灾难，即使在今天也有不少人拒绝这样建构。再比如“大饥荒”，明明是社会灾难却一直被建构为自然灾害。把社会灾难建构为自然灾害，就是在为灾难制造者、责任者开脱。社会灾难一旦被建构出来，就必然带着反思的内在要求。<br><br>这就突出了话语或言语行为在社会灾难表征和建构中的极端重要性。福柯认为，“性”话语创造了性，“疯癫”话语创造了疯癫，疯癫和性都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建构出来的。卡勒对此阐发道：“福柯认为性根本不是一种被压抑的自然的东西，而是一种错综的理念，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言论和书面文字——‘话语’和‘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所有这一切在19世纪共同创造了性。”（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127）这种书写，不仅是一个文学技巧、文学形式问题，而且也是文学的政治责任、伦理责任的问题。<br><br>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灾难频发的时代，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等，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有些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文革”等社会灾难进行了出色的书写和深刻的反思，比如杨继绳的《墓碑》，王友琴的《文革遇难者》，以及阎连科、莫言的一些小说，但总体而言，这种反思很不够，很多作品甚至根本就没有把“文革”、大饥荒等建构为社会灾难。下面我将结合一些具体文学作品对此社会灾难叙事的误区进行分析。<br><br>误区之一：妖魔化、他者化一小撮灾难制造者<br><br>社会灾难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涉及面广，参与者众，灾难程度深。它不仅制造了大量受害者，而且制造了大量加害者（比如“文革”时期大量红卫兵参与打人，大量工人、农民参与批斗甚至屠杀），毒害了大量普通大众，使他们道德堕落，良知丧尽，甚至把他们降低为动物。这些加害者不是什么异于常人的恶棍，而是一般的普通人。<br><br>但是有一类表现“文革”等社会灾难的文艺作品，却把卷入文革的人截然划分为“好人”“坏人”两种，把广大人民大众、领导干部塑造为明辨是非、心明眼亮、道德高尚、勇于和“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殊死搏斗的“好人”，把代表极“左”势力的“坏人”妖魔化、他者化，在两者之间进行截然二分，仿佛整个“文革”灾难是“上面”的一小撮野心家和下面的一小撮小丑在那里瞎折腾，与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民无关，“文革”没有对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系统、政治信念系统、人际关系系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和破坏。通过这样的“文革”叙述，回避反思“文革”、反思自我，大家共同推卸历史责任。<br><br>梁晓声的小说《知青》和同名电视剧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它建构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好人－坏人”、“我们－他们”、“人民-敌人”叙事范式，“文革”只是“他们”这些“坏人”“妖魔鬼怪”在那里瞎折腾。在梁晓声的《知青》等作品中，“文革”的极“左”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古朴民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在德性、人际关系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破坏。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即使在那时也依然是健康的。<br><br>“唯成分论”、家庭出身歧视在“文革”时期给很多人造成巨大的现实苦难和精神创伤，但《知青》通过周萍（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的形象却告诉我们：成分论或出身歧视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市场，无论干部还是群众，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老百姓，都根本不看重什么“出身”（除了个别被妖魔化、受到所有人排斥、语言和行为都如同外星人的怪物，如吴敏）。几乎剧中的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家庭出身”这个概念，都在抵制“成分论”，他们心中也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这根弦。这无异于说“文革”意识形态在当时根本没有群众基础。每个人对周萍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偏爱：赵天亮（出身革命干部的男主角）一见面就喜欢她，在那个男女授受不清的时代居然敢众目睽睽之下背她（因为她的鞋子走掉了）；刘站长一见到她就固执地认定这是“好人”，不遗余力地护着她；兵团女排长更对周萍说：“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目前许多情况都不正常。”这些人不但道德完美，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超乎寻常，几乎人人知道这个“不正常的时代”不会长久。看了《知青》，我的感觉是：正因为周萍是“资本家”出身，所以她才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喜欢和保护。<br><br>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文革”中的成分论、出身论正是如此不得人心且受到一致抵制，那么请问：它怎么又能给那么多的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呢？这场历时十年之久、几千万人遭殃、几乎全民参与的闹剧、悲剧，怎么可能发生呢？发生了又怎么能够持久？几个弱智的“捣蛋鬼”有那么大的能量吗？<br><br>值得注意的是，梁晓声是一个既有政治智慧也有叙事才能的作家，他很清楚：如果完全不在作品中描写“极左分子”及其所带来的灾难是说不过去的，这样写相反会遭到一致抵制而达不到回避反思的目的。于是他十分聪明地采取了这样的叙事策略：塑造极少数几个反面人物，并把他们妖魔化、他者化--他们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异类。《知青》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处理方面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把极“左”分子（知青吴敏、公社和县“革委员”个别领导）及其言行另类化、妖魔化、漫画化，把极权主义给个体与集体造成的伤害，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改写为极少数人实施的、与大多数人无关的莫名其妙的变态行为。这就把具有普遍性的、由极权文化与极权体制造成的社会灾难他者化、异在化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妖魔不但服饰与一般人不同，行为与一般人不同，语言也完全不同。整天背毛主席语录的吴敏就是典型，别人说的都是人话，就是她说的是“鬼话”，言行举止完全像一个特务和小丑，她在兵团女一班完全是一个被彻底孤立的另类。这样，吴敏等人仿佛不是中国人，是入侵的异族，是和“我们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两类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他们坏得不可思议，而我们人民好得不可思议。他们完全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文化培养出来的，不是这个社会和体制生长出来的人，因此，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荒唐之举，他们的种种恶行，他们造成的灾难，也就与当时“正常的中国人”无关，“文革”“左倾”仿佛不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内部、体制内部、文化内部生长出来的毒瘤，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反思。“文革”灾难是“天外来客”，不可思议，无法解释，之所以有“文革”，完全因为“个别人”疯了。<br><br>除了把广大知青、基层干部、人民大众在道德上加以美化意外，《知青》还极大地美化了当时的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电视剧中涉及到基层组织，无论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赵天亮插队的地方）的团组织和连组织，还是陕西坡底村（主人公之二、赵天亮的哥哥赵曙光插队的地方）、东北山东屯（女主人公周萍后来插队的地方）党支部，全部没有受到“左”倾势力的控制，而且想尽方法排除“左”倾势力的干扰，或保护“资本家”出身的周萍，或者与县革委会的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也就是说，电视剧告诉我们：“文革”时期我们国家的基层组织仍然完好无损，基层干部几乎没有跟着“左”倾路线跑的。<br><br>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本剧经常把极“左”势力对农村社会（以坡底村为代表）的“侵犯”描写成类似外族入侵的场面，比如公社革委会、县革委会的人到坡底村搜查所谓“反动书籍”的情节，就非常类似抗日电影中的“鬼子进村”，而坡底村人和他们的对峙也极似人民和日本鬼子的对峙：他们自觉站成一排，共同对付入侵的“敌人”。这是两类人的对峙、两种人的对峙，是外族入侵者和本土反抗者的对峙。<br><br>通过这样的修辞，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社会灾难（“文革”就是这样的社会灾难）就被表现为类似异族入侵的民族灾难，完全和我们民族内部因素无关，和我们的人民大众、党、政府、体制、文化无关，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br><br>如果我们阅读一下其他作家的更为真实的“文革”叙事，比如老鬼的《血色黄昏》，就会知道另一个“文革”和另一个“知青”的故事，知道知青当中像吴敏这样的“异类”是多么的司空见惯，知道多少军队和地方干部利用职权胡作非为（比如以回城或推荐上大学或招工为条件糟践女知青），比那个《知青》中的那个牛主任还坏一千倍；知道那些作出不可思议的打老师、抄家、批斗、告密等行为的人，其实就是“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时期普普通通的大多数，而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外来入侵者。他们就是中国的文化和体制培养出来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br><br>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理论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作恶犯错。杀人无数的刽子手艾希曼并不是什么本性就十恶不赦的魔鬼，而是一个普通人，是制度把他塑造为魔鬼的。艾希曼就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意识形态的洗脑使得我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恐怖主义又使我们失去了坚持正义和真理的勇气（即使我们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只有认识到这点，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文革”是一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土壤的、必然的、中国内部的灾难，反思这个灾难，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文革”时期没有做过坏事的和压根儿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的责任。<br><br>当然，梁晓声的这种“文革”叙事并不是孤立的，实际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的“文革”叙事一直受到主导意识形态关于“文革”话语的规约：1、错误性质：“文革”是极少数坏人利用了领袖的错误，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体制无关，没有对“文革”的根源做深入的反思，尤其是体制的根源。因此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完全没有自省和自我批判，仿佛自己只是单纯的受害者；2、“文革”的错误已经纠正，罪犯已经得到惩罚，“文革”已经过去了，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结束/终结-光明/开启叙事：昨天的噩梦已经过去，美好的明天已经开始：“曙光已经出现，航向已经拨转，大是大非正在澄清，四个现代化正在开始”（《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语，《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精选》第258页），“文革”反思已经没有必要；3、对党的错误的原谅和对党的英明决策的感恩，王蒙的“娘打儿子”理论（《布礼》：女主人公凌霄这样安慰男主人公钟亦成：“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怨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亲娘，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娘打错了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