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几位学者朋友先后提出“赦免论”，即有条件地赦免贪腐官员，以减少体制内阻抗，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瓶颈。<br/><br/>“赦免论”显然受到七十年代港督麦理浩“局部特赦令”事例的启迪：香港警界早年贪腐横行，1977年廉政公署成立后重拳肃贪，引发了著名的“警廉冲突”事件。麦督权衡利弊，颁布“局部特赦令”，指令廉政专员公署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特赦于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曾经贪污而未经检控的公职人员。<br/><br/>需指出的是，香港和大陆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港督特赦令的前提是“局部”，主要针对香港警界，而其制度保障则是香港的司法独立。南橘北枳，廉署制度有效遏制了公务员渎职贪腐，成效举世瞩目。而在司法不独立、党大于法的中国大陆，裁判员和运动员同属一党，很难给自己动大手术。面对普遍贪腐积重难返的官场，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又怎能指望赦免后贪腐不卷土重来？<br/><br/>近年在一些非公开场合，我曾谈过这样的观点：改革需要妥协的智慧，可考虑对以往的罪愆不咎既往，但须有若干前提：一、有真相才有和解；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三、恪守新规则，违约者出局。“赦免论”出炉后，我认同其为一种成本最小的改革设计，但貌似与虎谋皮，曾在一些论坛上质疑其可操作性：当今官民对峙的心态如同“秫秸杆打狼——两头害怕”，历史上执政党曾不止一次失信，凭什么让百姓相信中共说话算数？<br/><br/>就执政党内部而言，无论改革派或保守派，都有一条共同坚守的明确底线——我党永远执政。这就产生了一道思考题——谁来为“赦免论”担保？<br/><br/>在一党执政体制下，担保人与被担保人是同一人。当今除了大造豪华监狱，连废除死刑都可以讨论了，体制内在给自家人预先安排活路。既然体制是导致腐败大量滋生的温床，如何让公众相信，赦免后可杜绝腐败？如果说宪政是监督并消除腐败的保障，又如何让公众相信，一党执政体制可与宪政并行不悖？<br/><br/>中国人自古以来是个农业民族，缺乏商业民族的贸易传统和契约精神，难于形成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历史上统治者不断向百姓作出许诺，自订规则又自坏规则；百姓则要么做顺民，要么做暴民，唯独缺乏公民意识。这是历史不断陷入以暴易暴式王朝更迭死循环的主因。<br/><br/>宪政制度是社会契约的产物。百年前中国人推翻了皇帝专制，通过《临时约法》这个社会契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历经内忧外患后，1947年续订的社会契约——《中华民国宪法》，如今有效实施于台湾地区。<br/><br/>1949年，中国大陆订立了另一社会契约——《共同纲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给农民以土地，承诺私人资本长期存在。数年后契约被毛泽东废弃，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五四宪法代之，土地被重新集中，私人资本被消灭。毛时代结束，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以放开土地承包和民营经济与民更始，又产生了社会新契约——八二宪法。每次订立社会契约，都播下“共同富裕”龙种，结果总收获跳蚤：毛时代收获 “均贫”，后毛时代收获两极分化。<br/><br/>“赦免论”其实是一只气球，体制内心知肚明，主要看公众反应。支持赦免的学者，遭到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抨击。“改革红利”被贪腐官员和利益集团侵夺，公众至今未能公平分享；政治信用反复透支，执政党面临空前信任危机。在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无制度和公信力担保的情况下，启动赦免将不义之财合法化，极有可能引发动乱。<br/><br/>闭门改革不是真改革，没有人民支持，改革不会成功。要想重振旗鼓继续执政，与其赦免贪腐，不如清理门户：全体党员干部重新登记，不愿公开财产者，可选择放弃。出局后若不忿，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结社自由之规定，可另组一个“腐败党”来竞争。以此格局兑现当年“一人一票”的普选承诺，我预言中共仍会执政。<br/><br/>中国需要重新诠释“改革开放”——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历史终将结束一个时代，迎来一个时代。<br/><br/>2012年12月21日 风雨读书楼<br/><br/>《侨报》201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