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企业家 岳淼<br/><br/>核心提示：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是什么样的作恶力量，让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被逼出走长沙？<br/><br/>在应付无聊诉讼、个人毁谤问题上，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过去数年的做法是以德报怨，他一直对是非敬而远之—不解释，亦极少公开抱怨。不过，眼下他决定摆脱这一切。“结束这一切，只有靠良知回归，可人性之恶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梁稳根愤怒地对《环球企业家》说。在11月23日的早餐会上，绝望之下梁在内部宣布将公司职能总部迁离长沙。搬迁将在两个月内完成。<br/><br/>这一想法由来已久，至少在一年前，一些高管曾在董事会上秘密向梁如此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屡屡被梁否决，理由是“不给省里添乱”。迁走对湖南的震动显而易见。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湖南在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位跃居第一，主营收入占全国工程机械的比重接近1/3。梁稳根一手创建的三一集团拥有超过5.8万名员工，2011年营收高达802亿元，上交利税超过160亿元—这一数字在湖南省仅次于湖南中烟工业公司，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三一集团、三一国际）合并市值超过1500亿元。受惠于三一的样板效应，2011年，机械装备工业完成增加值占湖南省规模工业的比重超过25%，利润比重则超过40%。<br/><br/>在财富之外，梁稳根亦收获盛名。早在数年前，梁稳根就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热门人选—在旁观者看来，如此荣誉显然足以让梁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身处于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攻击称其早已病入膏肓，时日无多。“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梁说。<br/><br/>如此局面难免令梁稳根心生倦意。2012年7月10日至12日，梁稳根参加中组部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提升企业家影响力”专题研讨班时，就曾两次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及希望将三一交给国家。“别人发展是靠利益，我们是靠道义，道义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不知道。你以为我有钱，牛，能呼风唤雨吗？可事实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啊。”梁稳根说。<br/><br/>11月5日，三一再度曝出“间谍门”事件。中联重科称其采用技术手段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还从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物色情报人员。三一一名员工被抓，一名员工被监视居住。这一切令梁震怒不已。“他一直在忍，忍到最后有点灰心丧气了。”三一集团董事梁林河说。<br/><br/>16日，梁稳根乘火车前往江苏昆山秘密召集董事会，各位董事则由长沙等辗转而来。会议地点舍近求远，之所以选在千里之外的昆山而非长沙，如此行事乃是迫不得已—梁确信自己的行踪一直被监视。在董事会上，三一董事个个怒火中烧，梁稳根揶揄地说：“受欺负不丑，作恶才丑，三一要学会唾面自干，别人唾在脸上不要自己擦干，而应让风自然吹干。只有这样，对手才能解气。”<br/><br/>梁稳根曾在内部公开宣称三一在长沙已无任何秘密可言。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长长的露台上或者三一园区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梁林河说。<br/><br/>这并非耸人听闻。2012年8月15日，梁稳根曾秘密会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商议双方共同研制海洋工程装备一事。其行程及会谈内容均极度保密，知晓者仅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梁的贴身秘书等寥寥数人。但令人吃惊的是，第二周网络即大规模曝出其会谈内容，其对细节之了解令梁稳根本人也叹为观止。为此，三一内部曾进行长达数月的自查并未发现任何马脚。如此细节究竟如何泄露，梁稳根至今不得而知。<br/><br/>此事并非孤案。9月初，三一内部高层营销会议曾遭泄密。该会议由梁林河主持，其讲话被秘密录音，随后被整理成文字材料邮寄至各大媒体。攻击者称其9月混凝土泵车销售量仅为15台，其营收出现“断崖式下降”，而事实上，这一销售数字为200余台。为了澄清事实，三一曾不得不发布紧急公告。<br/><br/>凶狠打击<br/><br/>对于接二连三的攻击，梁稳根起初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可控制竞争风险。但在一年多以前，他终于意识到这次再也不堪其扰了—2011年4月19日，同城竞争对手一手炮制的“行贿门”事件，令三一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br/><br/>依照此前计划，三一重工拟于2011年4月20日上市聆讯发行约15.4亿股H股，三一将实现在港交所上市，募集资金达300亿港币。<br/><br/>《环球企业家》获悉，梁稳根曾在2010年4月即启动预案，其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前置申请文件就达四项，正式申请文件则多达28项。<br/><br/>鉴于此事重大，三一被迫将此行贿案件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事后公关机关经侦查确认该扫描件系伪造，并抓获犯罪嫌疑人。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湘政函[2011]181号、185号），澄清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br/><br/>但公函发布为时已晚，行贿门曝出的次日—2011年4月20日一天之内，三一股价跌幅就高达4.30%，创下2011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成交量高达28.18亿，亦创下当日沪深两市之首，三一市值蒸发近60亿元。<br/><br/>另一个受害者天山股份亦遭株连，20日当日，天山股份股价下跌4.46%，创下2月以来该股最大单日跌幅，天山股份单日市值蒸发7.08亿元。风波还不仅限于此。被伪造的行贿证据中，共涉及三一全国28个省市的318家客户、共计470人，不少人纷纷被带走调查。“这不是一般新闻事件而是法律事件，这是历史上对三一打击最为凶狠的一次。”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对《环球企业家》说。<br/><br/>攻击者的手法之繁多令人称奇。在三一参与江西宜春公路设备投标的过程中，宜春公路局甚至收到精心伪造的江西省纪委函件，该伪造函件继续捏造所谓三一行贿的情况，要求“各单位”严格控制与三一的业务往来。<br/><br/>三一重工财务总部副总经理刘华透露，“行贿门”曝出后，花旗银行、中信证券等中介机构要求对三一开展独立的尽职调查，其质询范围涉及三一会计师制度、业务模式、分公司往来信息、费用开销、公司内控机制、风险评估体系等诸多问题。为了最大限度控制风险、保障投资者及股民权益，双方为此成立了近百人的调查小组展开内部清理彻查，审计师甚至对2009年至2011年间每一张票据凭证的真实性、准确性、正当性逐一核对，经手审查的票据数以百万计。<br/><br/>由于H股融资失败，仅经纪佣金、证监会交易会费、香港联交所交易费三项，三一新增开销就高达数亿元。<br/><br/>更多的花费还包括律师费、审计费用、调查人员酒店差旅费用等，其数字亦有千万之多。一些远在新疆的业务人员和客户亦被迫辗转来长沙面对律师、会计师质询。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有关行贿门的彻查波及几乎全国所有省区，三一各职能部门被迫疲于应付此类检查。这一过程整整持续三个月，面访员工超过千人。<br/><br/>尘埃落定之后，三一重启H股IPO已是2011年8月末，期间恰逢欧债危机恶化及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影响，全球股票市场大幅下跌，香港恒生指数仅在三一管理层路演期间即累计下跌超过7%。由于H股发行黄金窗口期已过，梁稳根被迫取消该计划。<br/><br/>梁稳根坦言三百亿H股融资告吹是三一创业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一2011年营业额的37%。向文波向《环球企业家》透露，若融资成功，三一每年即可节省银行利息超过15亿元。<br/><br/>受此影响，三一涉及128.8亿港币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线上线、新项目立项等均被迫搁置或延后。投资达83亿港币兴建新的生产厂房及扩充挖掘机、起重机等生产线；19亿港币的零部件产能提升计划；投资达12亿港币用于兴建新加坡、秘鲁两处海外物流中心，美国、德国等6处配件服务中心，澳大利亚、法国等4处海外培训基地；4亿港币用于海外包括泰国、南非、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地的6S销售中心等全球网络拓展计划；10亿港币用于工程机械重大科研项目；投资达7620万港币用于巴西三一工业园的兴建计划等等。<br/><br/>三一还错失海外并购的黄金窗口期：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大量优质的欧洲工程机械行业公司正在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但三一只能望而兴叹。<br/><br/>受此拖累，三一内部被迫将2015年营收实现人民币3000亿元的经营目标延期至2020年。<br/><br/>对于三一来说，噩梦还不仅如此。在IPO关闭之后，三一总裁向文波及三一重工财务总部副总经理刘华等人曾被迫前往香港、新加坡、伦敦、波士顿、纽约、旧金山等地逐一向券商、投资者、基金经理对“行贿门”事件进行辟谣。“在路演期间，我们回答问题几乎都与‘行贿门’相关，而对于三一的运营情况反而很少提及。”刘华对《环球企业家》说。<br/><br/>知情者称，行贿门事件涉及人员之广、影响之大史无前例，遂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亲自批示要求彻查。最终在中纪委干涉之下，公安机关才得以查明此案系中联重科唆使其员工所为，但令梁稳根不解的是，两名涉案人员抓捕数天后即被释放，至今仍然逍遥法外。<br/><br/>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负责人竟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此人并未主动要求回避，反而越权接手此案，在三一提出异议后，此人也未遭撤换。几经周折，此案最终告破，中联重科共三名员工涉案，其中一人在逃。行贿门真相并未得到有力澄清，此案亦不了了之。<br/><br/>更令梁稳根始料未及的是2011年4月，此案调查小组进驻三一之后，公然违抗湖南省委主要领导的明确指示，强行以调查之名对涉及三一客户资料、经营数字等企业绝密文件的电脑进行扣押。一年零八个月之后，这些电脑至今仍被查封。<br/><br/>贴面之战<br/><br/>在市场上，双方亦短兵相接。形势更利于中联重科。2011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陷入周期性低迷，但中联重科凭借既往融资的200亿元真金白银利用激进式的赊销模式（即信用销售）大幅提升销量。在工程机械行业，受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通过低首付方式进行销售（通常为20%至30%不等）已是行业惯例，但中联重科在赊销上的激进程度却远超同行—免首付、四年融资租赁、前三年免息。<br/><br/>此策略迅速帮中联攻占市场。2011年上半年，中联应收融资租赁款为86.11亿元，而今年年中，该数字被改写为155.9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80%以上。杰富瑞(Jefferies)驻香港的分析师曾在今年4月到江苏省考察混凝土市场。这些分析师估计，中联重科今年一季度售出的混凝土机械中，有一半以上甚至根本未投入使用。买家们储备这些机器，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带来现金，以使自己能够支付工人工资、电费和购买原材料。<br/><br/>迫于中联重科零首付的步步紧逼，三一曾在1月至3月份在泵车等产品线上短暂实施零首付，但这一政策很快被取消。原因在于融资失败的三一无力以同样的做法跟进市场。梁稳根在内部要求三一坚持20%的首付款，否则宁可不做。随之而来的是销量大幅下滑，以往三一与中联的泵车销售比为1.4:1，受此拖累这个数字最近降至1.07:1。<br/><br/>对客户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三一发现中联曾故意安排员工在机场接机时混迹于三一客户群中。七月初，三一一名司机前往机场接待来访客户，之后负责客户接待的工作人员发现客户人数与计划不符，随即打电话给客户所在地的业务人员，最终发现一名混迹其中的中联重科的员工。类似的案例在9月亦有发生，在三一召开的一次客户座谈会上，数名中联重科的员工混迹其中，最终被查出。<br/><br/>关于客户争夺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在2009年。当年12月，印度桑微公司董事长C.P.Sanghvi 前往三一考察，桑微是印度最大、全球第八大吊装公司，在印度市场占有率超过60%。自其下飞机起，三一客户部门就紧密跟随，为了避免中联打探其行程，三一甚至包下了他下榻酒店所在楼层的所有客房，所有打入房间的电话必须经三一高层确认后才可接入。即使如此层层设防，中联重科最终还是联系上了Sanghvi。在拜访途中，Sanghvi曾要求见见“中联重科的老朋友”。梁稳根指示派遣奔驰车将其送往中联总部。不过，中联最终并未能打动Sanghvi，后者与三一签下购买56台履带起重机共计超过4亿元的超级合同。该单也是全球最大的吊装设备销售合同。<br/><br/>在建筑竞标市场，情境亦类似。争夺的焦点之一即为样板工程。广州第一高楼高达432米的东塔即为其中一例。此前，在广州西塔项目上，三一与中联曾有一场恶战，中联以480万低价投标，三一的报价则是980万，最终中联以低价胜出。<br/><br/>此后围绕东塔的竞争就愈发激烈了，中联甚至以整个工程一元钱、预埋件一元钱、免费人工服务的低价投标，三一则坚持四百万的报价。获益于三一既往强大的施工经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在建的400米以上摩天大楼有14座，三一泵送设备参与了其中9座大楼的建设，占全国超高层建筑的近70%。国内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则全部都是由三一设备负责建设，东塔承建方中建四局最终仍选用了三一的设备。<br/><br/>“这种局面只能逼迫我们把产品做到独一无二，这是规避恶性竞争的唯一办法。”梁林河说。<br/><br/>围绕最新款泵车C8所展开的争夺又是一例。数月前，三一研发工程师在三一试验场对C8进行测试时，发现中联重科调用了一台汽车起重机，在围墙之上不时进行跟踪拍摄。三一为此不得不对围墙进行加高并在其上加了三至四米的彩光板，结果仍无济于事。迫不得已，三一最终选择报警。<br/><br/>这种互相窥探的格局很快愈发失控。10月17日，三一企业控制中心主任钟文红冲入梁林河的办公室，告诉梁：GPS显示，一款在长沙被用于建筑商实地测试的三一52米最新型泵车正在中联的厂区被拆解—三一内部在其制造的所有泵车的GPS中，将中联厂区设定为报警区域，只要一驶入该区域，泵车就会远程报警并锁机。梁林河当即要求测试车辆开回，8天后，三一才将此车召回。<br/><br/>中联重科拒绝了本刊的采访要求。<br/><br/>阴谋与绑架<br/><br/>令梁稳根不堪其扰的还不限于经营事务，更致命的是对其家人的戕害。<br/><br/>知情者称2012年3月6日，梁稳根之子梁在中的助理曾接到星沙国际邮局的通知，要其前去领取梁在中的国际包裹。其助理在国际邮局领取邮包时被误认为是梁在中本人，早已布控在场的3名自称是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工作人员，以包裹有问题为由将其带回海关，并进行长达6个半小时的审讯。在审讯室，其助理被当做嫌犯控制起来，指控其有走私行为。<br/><br/>这一执法过程疑点颇多—在海关执法过程中，审讯室旁边甚至已提前安排大量媒体记者，对逮捕过程全程拍照。<br/><br/>实际上，海关所查的包裹内并无违禁的物品，其目的在于“搞臭”三一。“这些人不仅派人四处抓捕梁在中，还到梁稳根董事长家中及三一总部进行搜查。”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对《环球企业家》说。事后，梁稳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直接跑到梁的办公室难过地哭了，并在湘雅医院住院长达半月之久。<br/><br/>为了躲避这场无妄之灾，梁稳根的妻子不得不陪同儿子辗转于武汉、海南等地。此后，由于担心手机被无端监听及私人信息泄露，梁在中只能长期呆在北京。“我觉得他挺可怜的，这场变故改变了他的性格。以前他挺开朗，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现在他几乎不去任何有陌生人的地方。”梁在中的朋友陈立军对《环球企业家》说。<br/><br/>这种“莫须有”式的搜捕与调查并未打垮梁稳根。事后，他宽慰儿子说：“这是一件好事，让你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好好锻炼下意志和品格。”<br/><br/>梁稳根甚至未向向文波提及过这场巨大家庭变故。他曾希望公安机关对此有个说明，但未得到任何解释。<br/><br/>事后，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提醒梁在中“有人”一直在监控其银行账户及消费记录。“公安机关一直在找任何可疑的罪证，时刻欲将你置于死地。”一位朋友对梁在中说。<br/><br/>对于死亡，梁在中曾经有过一段恐怖经历。2010年7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计划视察三一宁乡产业园，梁在中清晨驱车前往宁乡，参加此次的接待工作。车行至星沙地段之后，他被一辆精心伪装的假警车尾随，装扮成警察的歹徒上前将其车拦下，并密谋将其绑架。<br/><br/>幸运的是这一计谋被梁在中的司机识破，在遭遇辣椒水、催泪瓦斯等袭击后梁得以侥幸脱逃。<br/><br/>该案最终告破，不过，主犯在抓捕过程中蹊跷自杀，此案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后来梁在中得知，绑架者曾在其车内秘密安装GPS定位系统，绑匪曾尾随伺机作案达数月之久。<br/><br/>梁稳根的担心与日俱增。他担心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对儿子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只好被迫中止其子的接班人计划。彼时，梁在中正担任泵送事业部总经理，该部门为三一贡献了超过37%的营收，取而代之的是游学计划。“这个安排是一种无奈，作为父亲，他也只能竭力避免儿子身处漩涡之中。”袁金华对《环球企业家》说。<br/><br/>变本加厉<br/><br/>在袁金华看来，上述事件并非个案，在过去几年间有预谋对三一进行的恶毒攻击比比皆是。“梁董事长的头发都白了。”袁金华说。<br/><br/>战斗伴随着中联重科的改制成功而愈发白热化。2006年中联重科大股东完成改制，其管理层通过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完成曲线MBO。今年3月16日，中联重科宣布挂牌出售旗下最为优质的资产长沙中联环卫机械有限公司80%的股份。此举被广泛质疑为国有资产流失，其意在稀释国有股权最终实现私有化。<br/><br/>这场秘而不宣的私有化改制在一片质疑声中顺利闯关，知情者称这获益于幕后得利者的特殊背景。数名前当地主要领导的亲属均在中联重科长期担任高管。这场私有化改制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詹纯新本人，其家世非同一般，其父曾担任湖南省高院院长，岳父则曾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br/><br/>“私有化之前，两家的竞争还比较理性，参与改制后，个别主要领导的子女成为中联的利益合伙人之后，竞争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三一没法在这里立足。”向文波说。<br/><br/>2008年8月，有人就曾密谋在长沙市某邮局一次发出800多封匿名信，向政府、银行、券商、行业组织、客户等虚构事实诋毁三一。信中称：“极低的土地产出，极高的银行负债，极差的经营质量和极端的个人财富，融合在三一和梁稳根于一身。其逻辑合理性的根本，就是成功者能够最大程度的占据公众资源，最大力度的利用外部经济成本。”<br/><br/>类似的攻击还包括三一靠窃取中联技术起家。这个故事梗概是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将混凝土机械技术学成之后，即被三一偷走。<br/><br/>而事实却是1994年，三一进入混凝土机械行业时，国内仅湖北一家名为楚天的厂商能生产类似的产品，不过由于其性能不佳，难以与国外产品竞争。为此，三一花费数年研发出国内首台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液压换向开式系统”和“集流液压阀组”的管阀拖泵。该产品在1996年在首都机场建设比武中夺得国内第一名—当时国内高压力、大排量托泵的泵送压力仅有10兆帕，而三一则高达16兆帕，遥遥领先于同行。而中联直到数年后才研发出类似的产品。<br/><br/>2009年，中联重科就曾炮制的三一重工“间谍门”事件，将企业间普遍存在的经营信息收集活动上升为间谍活动。这是三一与中联的第一次剧烈交锋。“我们中了中联的圈套，这个故事搞得像无间道一样。”梁林河说。在此事曝出数月前，一位市场部副部长建议梁林河在三一外部单独设立信息搜集部门，如此方便撇开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该下属还建议购买摄像机等微型监控设备—这些事后均成为三一间谍案的罪证。极富戏剧性的是设备购回的第二天，警方就对三一市场部展开搜捕查封。<br/><br/>中联重科称三一“通过采用间谍工具与手段，利诱、收买同行企业要害部门、关键岗位员工，非法获取了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34家同行企业数以千计的商业秘密”。公安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市场部副部长竟拥有中联的集体户口。“我买东西签字的手续都在中联手上。后来我们得知被抓的人事后还去了中联任职。”梁林河说。三一重工市场部因此被“抄家”，其市场研究系统最终陷于瘫痪，用于保存经营数据及各类分析报告的电脑至今被查封仍未归还。事后，梁稳告诫下属：“要走大路，不能走歪门邪道。”<br/><br/>攻击矛头更多的时候直接指向梁本人。2012年7月，中组部曾多次收到匿名信件，称梁稳根涉嫌虚假宣传、骗取国有土地、关联交易、偷税漏税等。湖南省委组织部曾责成长沙市委组织部进行调查核实。<br/><br/>2012年8月，省统计局某处长莫名要求进驻三一调查公司经营统计数据，并要求三一解释统计方式。三一事后了解到，该处长的子女就职于中联重科，并担任高管职务。在向文波看来，这些调查均是有目的而来：“如果不是三一的经营数据真金火炼，类似的事件极有可能成为另一起虚报销售额的‘造假门’事件。”<br/><br/>类似的攻击层出不穷，有时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境地。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会议期间，中联重科称三一在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物色商业间谍，警方随后直接前往三一总部进行跨境抓捕，具体由常德市汉寿县—詹纯新家乡的公安部门实施。而对此案件，湖南省、长沙市等公安部门却一无所知。事后，湖南省主要领导获知此事后批示要求放人。<br/><br/>席散<br/><br/>在层层紧逼之下，梁稳根最终决定反击。10月初，梁在张家界会议上重申“一要三不要”原则：“要追求盈利和盈利能力，不要盲目追求规模、不要盲目追求座次、不要盲目追求市场占有率”。在会上，梁声称自己正在研究博弈论。他分析三一与中联的两种博弈格局，一种是死斗到底，两败俱伤；一种则是放任中联成为业内规模之王，而三一则实现利润最大化。梁稳根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此后不久，梁稳根本人就将《耐力制胜—企业如何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活力》一书的作者，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库苏马诺(Michael A. Cusumano)请到三一讲课，并组织所有高管进行学习。<br/><br/>梁稳根决定以“迁都”改变紧张的竞合关系，“我们肯定百分之百迁走。”梁稳根说。在三一向湖南省委提交的一份《关于将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请示》里，三一称：“两年来，中联重科不断捏造针对三一的荒诞传闻，不断组织针对三一的负面报道，不断发出针对三一的不实举报，迫使三一投入大量精力接受调查、举证澄清，而始作俑者却丝毫未损”；“处于这样的非理性恶意竞争环境下，三一不可能获得长远发展，产业理想更无从实现；中联也不可能将精力和智慧放到正常经营上来，成长为真正的优秀企业。”<br/><br/>一个常被梁稳根津津乐道的榜样是卡特彼勒—卡特彼勒与三一之间从不攻击对手，亦从不非理性竞争。<br/><br/>2007年前后，梁曾受邀前往美国皮尔利亚市参观卡特彼勒的发动机工厂—这几乎是两家公司为数不多的非竞争领域。梁稳根受到了热情欢迎，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卡特彼勒甚至为他单独准备了中餐。在长沙，三一与中联的竞争早已水火不容，梁至今未参观过中联的工厂，詹纯新亦如此，两人从不来往，形同路人。<br/><br/>这种紧张局面原本应该有所改善。去年9月1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曾召开“携手共进，实现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新跨越座谈会”，会上，梁稳根与詹纯新罕见地相邻而坐，两人共同签署《湖南省工程机械行业公约》，这是工程机械行业内以省为单位所签署的第一个自律性公约。<br/><br/>但恩怨并未就此了结。今年6月末，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前往长沙进行考察，在这次高规格宴会上，梁稳根与詹纯新再次聚首。知情者回忆称，那个夜晚堪称中国商界最尖锐、最奇特的对抗之夜。饭局上，气氛降至冰点，梁对詹直言不讳地说：“你把我搞惨了。”詹则坦承事情是下面人搞的。梁又说：“中联想把三一的资金链搞断，这种思维是不行的，三一的资金是搞不断的，中联的资金也是搞不断的。如果像三一中联这样的企业资金都断裂，中国还有企业嘛？”詹则否认，称这是谣传。梁又说：“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两家企业搞成世界级品牌。”詹则说：“我倒是没想那么大。”<br/><br/>“我们是不是该两个人牵头好好研究下统一政策环境和市场秩序的问题？”梁说。<br/><br/>“你还管得这么细致吗？”詹反问。<br/><br/>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法律一直是我党和官商用来对付民营企业家的神兵利器。<br/><br/>下面是转贴：<br/><br/>---------------------------<br/><br/>陈有西：民营企业司法风险日益加剧 案例触目惊心<br/><br/>最近，北京、广州、上海、浙江、河南等地分别召开了一些研讨会，专题交流探讨中国民营企业司法风险问题。司法实践中披露出来的一些案例触目惊心。一些专家和律师已经非常有定论地认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路和观念，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界企业界的现象，已经倒逼意识形态观念，如果不能准确定位中国现阶段民营经济的地位和性质，“第二次土改”的危险正在积聚和到来，将严重地左右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走向。<br/><br/>民营企业司法风险正在日益加剧<br/><br/>近年来，由于地方公权力仇富灭富、打黑扩大化、财富权力化转移、经济行为政治化等因素，使得民营企业面临着极高的司法风险。一些案件中的企业家纷纷被以“参与黑社会”罗织罪名，旗下财产被公安、司法机关以各种借口剥夺、非法没收，财富资源以司法权干预的方式被重新分配。而当前一些“司法抱团腐败”，使法院丧失了中立和客观，无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很多案件以表面上的“依法”，实现了实质上的非法剥夺。<br/><br/>很多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积累成长起来的实力型民营企业，在行政导向、国有经济和司法权力的多重挤压下，纷纷破产和倒闭，很多企业主寻找后路携财出国，民营企业没有长期投资的积极性，转身投资投机型、短期型产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br/><br/>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临的非常严重的司法风险，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基础、政治观念基础和法律观念基础，都天然地存在着抑制和摧毁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基因。随着公权力全面介入经济，地方政府公司化、强大的国有企业的存在以及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持有的现状，使得民营企业家构成了和公权力经济的竞争关系。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民营经济家处于弱势地位，甚至产生公权力掠夺民营经济的行为。<br/><br/>个别官员凭借手中权力，肆意掠夺民营企业家财产，甚至对其罗织罪名，施以酷刑，其中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因为各种原因违法剥夺民营企业家财富，没入国库，以“打黑”和“均贫富”的美丽口号，进行财富的第二次“打土豪”；另一种主要是介入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博弈，用司法强权，为自己的关系人服务，违法地重新瓜分、掠夺和重新分配财富。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及人身自由遭受地方公权力肆意侵害，侵犯民营企业财产权利，导致中国民营经济空心化，缺乏创新动力。<br/><br/>中国近年来有一种仇富心理，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浓的否定情绪。不单单从个案里能看出来，在思想理论界也有。我最近在广州辩护的两个案子中，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剥夺也是如此。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迹象。<br/><br/>民企风险其实还包括了宪法观念和立法趋势上的风险。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刑法》的连续八次修正，大量增加了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条款，企业罗网越来越紧，使行政权非常容易地找到刑法工具来收拾、管理民营企业，党政机关日益习惯于用司法手段干预民营经济。<br/><br/>司法摧毁民企的案例<br/><br/>司法问题非常复杂，很多明显的冤假错案，由于法律是非判断要素的复杂和观念的不同，一直没有一种社会公认的定论，揭露和追究变得非常困难。舆论的控制和引导，也使大量的黑幕无法揭开。<br/><br/>最近财新传媒[0.25 0.40%]在北京召开的一起民企司法风险讨论会上，详尽地展示了一批案例和证据。其中湖北黄冈中级法院在审理的武汉万全城房产项目楼恒伟案、江苏牧羊集团许荣华案、天津渤海集团朱梦河案、黑龙江伊春光明集团冯永明案、湖北荆州天发集团已经平反的龚家龙案、南阳奥奔公司杨金德“涉黑”案等案件，显示出对民企的剥夺手法都非常恶劣。<br/><br/>其中只有天发集团一个案例，已得到完全平反纠正，宣判无罪。天发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龚家龙2006年被抓后不久，荆州市政府紧急出手，由荆州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牵头组成“风险化解小组”全面接管天发集团。龚先被判刑一年七个月，经过申诉，法院改判无罪，但其上市公司S*ST天颐的所有财产已经被剥夺。龚家龙和天发工会分别所持的天发集团65%和35%的股权，在2006年11月22日转让出去。等他放出来时，财产掠夺已经完成。这些企业家，实际上是非常善良的中国人。这种事例，在全国各省区都有发生，大量的并没有他这样幸运，根本不可能平反。<br/><br/>江苏牧羊集团案，事实也很清楚。检察长到看守所逼企业家签低价出让股权的合同；纪委出手把其他股东双规，逼他们让出股权。民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其股东大会，不是政府和党委，这种违法干预民企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已是严重违法。《法制日报》发表了《公权力如此介入民企家事为哪般》，曝光了这个干预民事企业内部的股权争夺，当地工商、公安、检察、纪委，都在党委一把手的指挥下出动。<br/><br/>这些案例说明，动用司法权力，进行变相的掠夺，在今日中国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有的学者形象地说，过去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是“打土豪、归政府”。打了以后，财产没入国库，政府富了，企业家完了。有的地方上百亿打黑查扣财产收归政府。发个文件，赃款赃物不依法由法院判决后进行拍卖处分，公安直接就拍卖处理掉，还说这是打黑的重大成果，搞打黑展览会。这就是第二次土改，对富人的再次剥夺。把富人都灭了，赶跑了，经济的动力没有了，资本没有了，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两三年就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社会欠债会很厉害，“均贫富”的结果，就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贫穷。<br/><br/>当前中国民营企业风险成因<br/><br/>追溯一下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风险根源有哪些因素呢？<br/><br/>第一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革命时期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宁可共同贫穷，也不能让别人先富。富人就是罪人。认为为富肯定不仁，灭尽天下富人，才有社会公平。这是种流氓无产者思想，“均贫富”是他们的朴素理想，结果会是社会重新进入共同贫困。<br/><br/>第二是打黑扩大化的风险。中国民企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环境中自发成长，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几十年的企业和个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查。有的地方司法，将正常企业中的个别犯罪行为，定性为是为了犯罪而组建的犯罪基地和犯罪资本工具。完全不顾其数十年合法经营的事实，一判决个人犯罪就将企业财富尽数没收。民营企业财富的累积总有一些先天的毛病，三四十年下来，总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税漏税，账目处理上的不当……找几个罪名易如反掌。累积一堆罪名，就可以套上黑社会的帽子。而这个帽子一套，人可以杀掉或者判无期，财产可以全部没收。<br/><br/>第三是财富权力化转移。以前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现在不能暴力革命了，就用司法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用公权力和司法机器重新进行掠夺，重新进行瓜分。全国已经发生的大量案例，充分说明了这种现实的风险。<br/><br/>第四是经济行为政治化的风险。现在的企业家要批一个项目，要拿各种许可证，要和市长、县长打交道，在官场腐败普遍化的环境下，就要屈从于权力寻租。在中国所有的企业行为，都没有办法避开政府权力。企业家的好多行为，都和行政权力搅在一起，产生大量权力寻租。一旦官员受贿案爆发，企业家就都是行贿人。现在很多企业家出事，都是官员犯罪牵扯，涉及行贿犯罪。<br/><br/>第五是官员短期政绩观的风险。官场内斗殃及池鱼。当了市长、县长，就希望在任上，能够搞出几个大项目，对形象和仕途都有好处。一任新官往往都有自己的一些企业家兄弟圈，要项目，要发财机会，因此对原定的地域范围的项目要重新洗牌，这样一种新官旧官抢项目的内斗，权力重新配置导致的内讧，也使一些企业家出事。<br/><br/>第六是计划经济的观念，权力插手民营企业。很多官员习惯于用公有制的思维，将私营企业当成国有企业来管理，权力的运用没有界线，肆意插手民营企业内部事务。没有基本的《公司法》法律观念。不尊重民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财产私有权，从来不明白民企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其本身的股东大会。<br/><br/>第七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今日中国刑法罪名的泛犯罪化立法。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刑法”高度发育。《刑法》进行了八次修正，增加了上百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应当承认，在一个司法清明、司法人员严谨慎守的国家，这种罪名的细化，不会危及企业的运行和生存。对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本来是很有好处的。但是今日中国的司法人员腐败寻租问题严重，法律素养和水平不高，这种罪名扩大化，反而大大增加了司法人员陷人入罪、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br/><br/>第八是来自于行政权司法权腐败的敲诈勒索。<br/><br/>司法风险带来的严重危害<br/><br/>民营企业的这些风险会带来哪些后果呢？(一)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产生大量破坏性案例。像湖北天发集团冤案，武汉万全城案，江苏牧羊集团案，天津渤海集团朱梦河案，中国家具大王、光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永明案。其实追远一点，还有一直在申诉争论不休、看似已经有定论的牟其中案、仰融案、江苏铁本案、黃光裕案，对其财产的处理和罪名的定性，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二)引发大量企业成功人士移民和资本外逃。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根据招商银行[9.98 0.10% 股吧 研报]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家中，27%的已经投资移民了。但其实据我们的日常了解，高达60%-70%的富人，都有移民倾向。无恒产者无恒心,一个留不住富人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的主要动因是惧怕中国的杀富政策“打土豪”随时到来，害怕观念因素造成的对民营经济财富的掠夺。这类人的投资移民，对国家经济和产能、就业的损害是最大的。(三)民企没有安全感，就没有长远打算，制造业和创新产业、长线产业萎缩。没有一个企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合法财产是能够保住的。这导致民营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没有心思搞长线的产业和基础性产业。金融投机类、短期暴利型、权力获利型盛行，企业短期行为严重，都是短期投机竞赛，而不是效率竞赛、创新竞赛。(四)国民经济缺乏长久稳定的支撑。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占有国民经济重要的比重。有的沿海省份财政收入的70%以上依靠民企私企税收。而国有经济营利模式主要靠垄断权、许可权、定价权、自然资源独家占有权才能够获利，真正自由市场中靠自身的经营能力获利的，基本上都是民营经济。国家已经离不开民营经济。如果司法不公，对民营经济造成妨碍和破坏，国民经济发展的势头将严重受影响。(五)引发社会短期行为示范效应。社会成功人士和中产阶级思想意识不稳定，对国家没有效忠精神和归属感，对整个社会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非常大。社会缺乏稳定的中坚，社会心态浮躁，短期行为泛滥。<br/><br/>切实保护中国民营经济发展<br/><br/>民营企业的司法风险问题，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推进，宪法观念和所有制观念不进步，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民营经济是永远没有避风港的。因此，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坚持严格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和支持民企的发展壮大。<br/><br/>第一，政治观念上，必须坚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道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不动摇。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投放杠杆对社会财富进行“和缓的”二次分配，调节两极分化问题，解决矛盾冲突。不能再次用“打土豪、均贫富”的方法，强制性地剥夺富人，来实现社会公平。要通过稳定的经济政策，努力壮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实现高生活水准基础上的和谐，而不是共同贫困中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稳定。<br/><br/>第二，为私人合法财富和私有制正名，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和价值观念。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私有财产规定了平等保护。而中国目前的政治伦理和司法观念中，仍然坚持着公有财产的神圣性，而私产的保护依然非常不力。在银行信贷政策、国家重点投放中，投给国企和国家重点项目，即使审计出大量的亏损和巨额损失，银行和财政都没有责任。而如果投放在民企和中国企业，造成损失，都会用刑法手段进行追究。所有制观念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司法标准天然的不平等。<br/><br/>第三，划清政企关系，行政权不得随意干预民营企业的自主权和财产权。民营企业经营自主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能随意去干预。企业家要自守，避免和政府之间过度的依附关系。政府行为要公开化，办事规则要程序化，减少寻租空间。虽然我们的大环境是权力经济，暂时无法改变，但民营企业还是要尽量同政府保持距离，特别是不能迎合权力寻租，行贿勾结。<br/><br/>第四，确保独立、公允的司法机制，坚守司法公正。法院是守护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一个国家，如果司法是独立的、公正的，任何的行政滥权就能止于法庭，得到司法审查和纠正，冤假错案就会有一个最后的把关环节。但是我们中国，这个机制现在基本上已经失灵了。因为中国的法院，一直强调“公检法密切配合打击犯罪”，在党委政法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政法委书记都是公安局长兼任，公安部门的意见会直接变成法院的判决意见。因此一旦抓错，就必然出现判错。因为法院审查不了公安警察办案的行为。特别是书记、市长直接干预的案件、法院几乎只有惟命是从。还有纪委直接查办的案件，法院就更加没有审查和把关的能力。<br/><br/>第五，发挥律师的作用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对民营企业的司法伤害，情况比较复杂，在法律理解上都具备相当的专业性。从现在的司法实践看，所有重大的侵害民企的司法和行政滥权，侵害民企的典型案例，都是专业律师依法审查、代理、抗辩后发现的。专业的法律问题只有靠专业的人员审查后才能够认定、揭露、纠正。同时，光靠律师在法院讲还没用，有的恶劣的事例还要靠公开化，让社会知道真相，制约司法滥权和违法乱纪行为。只有舆论的有力支持，才能够把黑幕暴露到阳光下，产生巨大的遏制力量。<br/><br/>第六，严惩司法腐败。对于那些权力干预、动机不纯的危害民企的违法乱纪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用司法权进行财富掠夺的，应当进行追责惩罚。现在惩治司法腐败，主要限于司法人员受贿。对于故意制造假案、滥用权力迫害无辜、制造冤案的人基本上都没有追究，使一些用司法权力帮助进行财富掠夺的人越来越肆无忌惮。<br/><br/>第七，考虑经济刑法简化问题,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防止全民违法的泛惩罚主义现象。这是刑法观念上的一种反思。这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增加刑法罪名。每个修正案都在增加罪名，每个修正案后都有一批企业主陷入法网。积极的方面看，这保障了市场经济程序；消极方面看，这种现象导致了大量的企业犯罪风险。经济刑法这一部分，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刑法标准，有的罪名分割过细，不利于按吸收犯和牵连犯原则来定罪。刑罚的起刑点，在当前的物价条件和经济行为标准来看，已经严重背离现实。如受贿罪贪污罪的“一万判一年”问题，就是严重同现实脱节的。因为行贿标准和受贿标准是一样的。过个节送个几千元的卡，现在就可以抓人，双规半年，企业作为行贿嫌疑人，这样一追究，一个企业家，一个企业就完了。犯罪标准如此低，其结果就是法不责众，人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大家就不会以犯罪为耻，也就不会敬畏法律。因此经济刑法标准是一个必须尽快修改的大问题。<br/><br/>第八，善于用民法、行政法手段解决市场行为中的矛盾纠纷。现在发生的绝大多数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的严重事件，都是将本来属于民法、行政法可以调整的法律纠纷，直接用刑法的方式进行调整了，这是当前冤假错案的重要类型。市场经济法律规范，大量是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要提醒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严格把好市场经济行为犯罪的立案关，尽量防止人情关系驱动的非正常立案。<br/><br/>第九，要防止运动化的司法，特别是要防止“打黑”扩大化。黑社会犯罪的概念必须严格限定在以涉黑为目的而组建公司进行掩护，而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罗织成“黑社会组织基地”。国家司法标准必须长期稳定和理性，平衡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行为。(作者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