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br/><br/>记者 雷磊 陈鸣 实习生 孔令钰<br/><br/>"自2006年港校在内地招生范围增加后，北大、清华招收状元的比例下降22%。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放开后、越来越多学生“用脚投票”、投奔更先进教育资源。"<br/><br/>"基于对优秀生源的抢夺，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已经在中国的高校悄悄展开。"<br/><br/>用脚投票时代的来临<br/><br/>“港校凶猛”的讨论第一次出现在2006年。当时，15名内地高考状元放弃清华、北大等内地顶尖高校，投考香港高校并被录取。其中，北京市的文理科第一名均被香港科技大学收入门下。而在此前一年，香港大学在众多投考者中拒绝了11名面试成绩不佳的省市状元。<br/><br/>港校热带来的社会讨论最终蔓延至关于内地高校危机的探讨。自2006年港校在内地招生范围增加到20个省市后，北大、清华招收状元的比例下降了22%。“北大清华将被港校扫成二流”的说法流行起来。<br/><br/>“香港尊重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我们的教育体系多元化，课程具国际认受性。”主管教育事务的香港教育局官员几乎不用思索就对记者列出港校的优势。丰厚的奖学金、国际化的就业选择成为吸引内地优秀考生的“杀手锏”。<br/><br/>2012年，香港大学共接获12438名内地生报读，录取363名考生，包括21名省市状元。香港科技大学招录的41名北京考生，平均分数660分。香港中文大学在北京录取的学生中，最低分都超出了一本线134分。几所学校的录取线均超过北大、清华的提档分数。<br/><br/>随着内地发展，建设一流大学频频成为社会焦点话题，落后的教育体制也开始广受诟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提出，都可以瞥见社会对于教育的期许。在“港校凶猛”新一轮热议中，北大清华等内地顶尖高校再度“中枪”，成为社会情绪的“出气筒”。<br/><br/>事实上，“港校凶猛”不过是三十年来“教育面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个剪影。就2012年港校在内地招生1800人的数字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学生走出中国内地、去比香港更远的教育发达地区分享先进教育资源的一个“细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的大门被打开后，“走出去”的留学潮流成为中国教育领域最显著的现象。<br/><br/>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每年公布的《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5年来留学人数始终保持每年20%左右的递增，高中生留学已占留学总人数22.6%。2011年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比2010年增加23%，达157558人。<br/><br/>“面对僵化的考试录取制度和对国内高校不乐观的态度，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选择用脚投票。”教育学者杨东平指出，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国内高校面临的竞争将愈发激烈。在当前的生源减少情况下，已经有不少三本及专科学校被淘汰。而面对欧美及港台高校的加入，内地高校如果要在竞争中不被甩下，就只有改变一途。<br/><br/>在教育国际化的浪潮之中，庞大的内地教育系统已经不知不觉地置身其中三十年。在日渐频繁的交互中，这个系统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br/><br/>服务正在改变<br/><br/>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冯玮的另一重身份是复旦大学湖北招生组组长，从2006年开始他成为“争夺生源大军”的一分子，从而见证了内地顶尖高校之间“生源战争”的残酷。2011年夏天，因在微博揭露同城另一所名牌高校在招生中使用“不光彩手段”，披露“招生谍战”内幕，他曾成为舆论焦点。<br/><br/>“经常碰到香港高校过来挖人，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北大清华跟他们斗。”冯玮发现，除了在高考之后跟香港高校“抢人”，在不少的名牌中学，优秀学生不少在高考前就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些国际名校录取了。不少省会城市的外国语学校“尖子班”考前教室就空了，留下寥寥几个学生参加高考。<br/><br/>国际名校考前“选优”，香港高校考后“掐尖”，使得原本按部就班的高校招生工作方式过时了。<br/><br/>“现在排名靠前的不少学校，招生宣传基本都是从高二开始的。”冯玮介绍说，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校长每年都会去往一些知名中学做“演讲”，他本人常受学校招办委托到处“巡讲”。各个高校还与知名中学建立了“联盟”关系，这些中学可以直接向这些顶级高校推荐优秀学生。<br/><br/>杨东平也观察到，以前以高考分数为标准选拔学生的“一锤子买卖”变了。“招生投入的增加，实际上是高校服务改善的体现，原来高高在上的大学放下架子，开始重视每个学生。”这种“重视”源自竞争所逼。为了增加同港校竞争筹码，清华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开出2万元的新生奖学金，相当于一个学生的四年学费，后来这个额度又一度提升到4万元。<br/><br/>虽然招生政策变化了许多，但冯玮坦言目前基本上还是“按照高考分数来”，高校很难做出突破，因而招生工作的创新也极为有限。“国外都是点对点招生，但是我们不可以。”2009年，湖北一名学生高考作文惊艳，获得满分，但分数线却只过了二本，冯玮见过之后想招录，后来由于规则所限还是作罢。<br/><br/>改变正在悄悄发生<br/><br/>随着国际间交流的密集，国内的高校也在逐渐探索新路子，以便在竞争中不落伍。而国家层面也逐渐意识到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也在着力从制度层面作出安排。<br/><br/>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开始推行“通识教育”。自此，新入学的复旦新生将不分专业、不分学科、不分地域，混编进入志德、腾飞、克卿和任重四大书院。书院又设立10或11个大班级，每班九十余人，涵盖全校73个专业。每间宿舍6个人，来自6个不同的专业。在复旦书院，学生将完成整个大一学年的学业，进入大二才开始分专业，这被称为“1+3模式”。这种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将本科教育和专业教育分开，其实是效仿哈佛等知名高校办学模式。<br/><br/>“学校到现在开设了近5000门课程，保证每个人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课程。”冯玮介绍说。在内地其他高校，这个数量不可想象，不少课程加在一起不到1000门。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在私下场合笑言：“复旦的教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本科生，本科生不选你的课，你就失业了。”<br/><br/>在大一核心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复旦大学也采取大班授课和小班（20人以下）讨论结合的模式。鼓励老师启发式教学，学生沉下心来思考，以利探索并善于表达自己的批判性意见。<br/><br/>2008年9月，居于中部地区的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启明学院。按照新学院的设置，创新实验班、特优生、团队都可以自愿申请进入学院学习。2009年开始，学院开始设置“批判性思维”、“信号完整性与电磁兼容”和“随机过程”三门国际课程，该校多名院士担纲学院基础课程的教学。<br/><br/>最引人注意的是，启明学院将学生们以兴趣结合成立的团队“招安”，给予他们空间、资金扶持以及导师帮助，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启明学院“dian团队”是以该校电子电信专业学为主的团队，通过“真实项目牵引”激励创新，这个团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承接公司科研攻关项目四十余项，每年获得的科研经费就达上百万。<br/><br/>在高校自主探索之外，国家层面也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紧迫。<br/><br/>王烽是参与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后简称《规划纲要》）的专家之一，他介绍，《规划纲要》要致力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在《规划纲要》的要求下，众多试点已经全面铺开了。由于是从中央层面部署进行，与之前高校“破冰式”的尝试不同，目前教改涉及学校数量和学生规模“是史无前例的”。<br/><br/>长期研究教育体制的王烽也不无担忧地说道，并非所有的改革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真的改革需要权力利益的调整。改革的关键在高校人才培养的规律要代替行政规律成为高校最重要的规则。不少学校将教改停留在行政层面的文件会议之中，并不去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这就是改革的“本末倒置”。<br/><br/>“其实这些学校什么都不用做，都必然会进入竞争中，高校应该考虑如何变得更有竞争力。”王烽说，目前改革并无普遍经验，但可以借鉴国内外知名高校已有的经验，根本就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一些学校开始在学院一级建立教授会，并建立学术委员会管理学术事务，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br/><br/>改变的发生让高校也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成为冯玮在招生时常给学生念叨的“说辞”，鲜明而有特色的教育模式吸引优秀生源来栖。2009年和2010年浙江省理科状元进入复旦学习，2011年江苏省文科状元孙曦则选择了复旦新闻系。<br/><br/>“我们的高校很大程度相当于国企，只要国家不让它关门，还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们对这些新的冲击并不敏感。”杨东平觉得，改变都是悄悄发生的，随着开放的拓展，用脚投票的人和机会都会增加。“到时候，众多名校将来华‘逐鹿’，时间就不会再等中国的高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