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驻成都领馆事件，让薄熙来长达三年的问鼎之旅进入戏剧化高潮，使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更显扑朔迷离。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制度性资源（党政干部考核与任免）与非制度性资源（父辈家世、官场关系）一直相互为用。要分析最近重庆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先得从这里入手。<br/><br/>在政治权力交接上，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中共的权力交接也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推选出继任者，血缘原则在权力交接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离权力最近的“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进入官场的便利与晋升优惠。<br/><br/>这一权力交接模式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毛时期另有特点。邓小平以退休元老的表面身份掌控朝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机制。在废掉两任总书记之后，指定江泽民任总书记，为了让他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在江后接任总书记一职。因为邓氏指定的接班人既非其子女亲属，太子党直接继承父辈权力从制度上看似断了路。邓并不反对高干子弟经商，但地位仅次于邓的陈云却反对，主张从太子党中培养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中共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干部选拔机制。制度化的“明规则”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地方工作经历”，选拔时要经过推荐、考察等一系列程序；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就是高干子弟们在政治晋升上可以优先考虑，但其升迁必须符合“明规则”。<br/><br/>现在回望当年，应该说80年代是中共执政以来对本党、国家与人民最负责任的一段时期。选拔干部的这两套规则在当时还确实使不少不合资格的高干子女无法进入各层级的关键岗位，一批起自底层的平民干部得到升迁。第三、四两代领导人就是这样进入仕途，逐级上升。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曾试行过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第一次实行了党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北京市效仿中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50名北京市委委员，提了55名候选人，其时已为司局级干部的陈元（陈云之子）很不幸地成为落选的五人之一。这个故事当时成为党内民主化的美谈，一些不太了解陈氏父子复杂心情的媒体还登过此事。<br/><br/>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年的考试货真价实，并没有90年代后期那么多腐败，大学也没开始卖文凭。高干子弟要从政，首先就得拿到文凭，否则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学学历这一关上，即不符合“知识化”标准。当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太子党当中，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有这么三颗：刘少奇之子刘源；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习仲勋之子习近平。<br/><br/>刘源仕途是高开低走，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6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但1992年刘源的仕途象河流急拐了一道弯，转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后的升迁就在武警与军界内部穿梭，再也未回地方。一个没有军事经历的人从地方官改为警界及军队任职，等于是为其仕途设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谜。<br/><br/>刘源淡出政坛之后，薄熙来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两年，于1984年从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起步，到1993年成为辽宁省大连市市长，并以城市建设为政绩亮点，成为中国当时最抢眼的政治明星。但从2001年成为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后，其仕途那种鼓满风帆前进的势头停滞，传闻与辽宁省地方势力矛盾甚多。2004年任商务部长，直至2007年调至重庆任市委书记，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员。<br/><br/>习近平1982年进中央办公厅、再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一职转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因其进入清华大学之前已经在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做过党支部书记，算是有了基层经历。从1985年开始，此后的任职经历主要在福建。与前两位不同的是，习近平从做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开始，就兼任宁德军分区第一书记，此后随其行政职务的升迁，兼任的军队职务也一直节节升高。从2003年开始任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同年转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br/><br/>从上述三位“太子”从政经历可看到：父辈余荫这一非制度化资源起了极大作用。按中共党内干部选拔那一整套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必须熬资格，一级级台阶往上攀爬。没有非制度化资源起作用，上述三位升迁不会如此之快。但如果在“民主推荐”这一关卡了壳，仕途也不会那么顺畅。所以元老们一般都会挑选有自己亲信任职的地方，让“太子”下凡，尽快熬够级别。“太子”如果“亲民”，早早熬够资格，那是皆大欢喜，下边的亲信官员也算是对老上级有了交待。习、薄二人在基层熬级别时，由于为人的不同，风评也有很大差别。薄熙来从任大连市长开始，既喜欢在媒体露面，渲染政绩，还有一些丑闻缠身，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站负责人姜维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体上揭露其丑闻而被诬入狱。习近平则绝少在媒体露面，低调实干，在非常复杂、大案迭出的福建竟然能够保全自己，其风评与薄相较有不小差别。到2007年薄至重庆任职、习至上海任职为止，这两位“太子党”政治明星其仕途前景已优劣尽显。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都已了然：从职位安排上看，习近平是做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加以“培养”的。<br/><br/>正因为在官场升迁，不仅需要打熬资格，前景也不确定，太子党中的多数人并非能在基层受这份苦的主，于是利用父辈权势经商，或是在军队及京城六部谋职，成为太子党的主要出路。

最近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只有三个关键因素确切无疑：一、王立军去过成都美领馆，一天之后又“自愿离开”；二、国安部副部长邱进等数人在成都美领馆之外将走出来的王押解进京；三、此事件的发生对薄熙来政治前途非常不利。<br/><br/>现在回过头来分析2006年至2007年间北京流传的一条消息。在胡锦涛进入第二任期时，江泽民写信给胡锦涛，建议不能再走指定接班人的老路子，要通过党内民主，在省部级干部当中推选。胡听从此建议，在省一级干部与中央党校的干部学员中推选，据说习近平得票最高。因此，习近平成了中共党内集制度化资源（党内民主推荐）与非制度化资源（太子党身份）于一身的第五代领导人选。于是在2007年有了前文提到的对习薄两位太子党不同的安排。由于李克强当时已经成为朝廷心照不宣的下届总理人选，颇有雄心的薄政途前景很不明朗。<br/><br/>第一，薄熙来的“入常”之路为何如此艰辛？<br/><br/>谈到薄督，中外评价好用“野心勃勃”一词形容。我也用过“问鼎”一词，但形容的是其不按中共组织规则出牌的姿态，并非指他要求总书记位置，因为他现在要求的其实只是政治局常委一职。按其才干与以往治绩，薄督并不比其他可能“入常”的人选，如李克强、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等人的才具逊色。如果从“救党”这个角度来看，他其实比其他的人更有能力与魄力。按资格，他既符合中共提拔干部的制度化标准（知识化、在地方与中央部委的任职经历俱全），同样也拥有非制度化资源（太子党身份）。中国高层政治权力阶梯爬升的几步曲：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薄已登上两大台阶，他全力想攀爬的只是最后一级。就其资格与位势来说，“入常”乃是他那位置上应有的政治抱负，算不上什么“野心”。正如康熙时期“九王夺嫡”一样，王子们有王位候选人资格，能否上位得经过竞争，输者认栽。但“野心”之类说辞，只是胜利者加诸失败者的用语。<br/><br/>我认为，薄熙来督渝之后，其政治姿态过于强势，强势到让中南海认为权威受到挑战，这是其“入常”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br/><br/>薄熙来从商务部长转任重庆市委书记并任政治局委员之时，能否“入常”，各有50%的可能。薄督如果采用低姿态谋求“入常”，并非无望。但薄督在权衡得失之后，竟走上了一条中共建政后从未有人走过的路，走上了一条长达三年、充满政治风险的“问鼎”之旅。其起跑点是“唱红打黑”，“唱红”意在表示自己承袭的是毛泽东的正统；“打黑”则是要还重庆一个“清明社会”。直到这一步，薄所作所为，还属于方面大员的份内事，但2010年正式出炉的“重庆模式”却已超越中共组织原则——按中共传统，在党内有资格提出理论的必须是党魁，如毛泽东有“思想”，邓小平有“理论”，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则是“科学发展观”。以四个直辖市中位列末座的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竟然要弄出一个“重庆模式”，无论如何也会让中南海诸位深感权威受到挑战。<br/><br/>所谓“左右路线之争”云云，我一直认为纯属扯淡，那只是权争道具而已。<br/><br/>第二：薄熙来所凭仗的资源到底是什么？<br/><br/>在中国历史上，诸侯“问鼎”，往往发生在天子权威式微，诸侯势力坐大，因此天子无奈其何。但由于“问鼎”违背所处社会的政治伦理，问鼎者必须拥有强大的非制度化实力，才能与制度化力量对决。<br/><br/>薄熙来是否拥有这种能量？答案是：他拥有绝大多数同级官员没有的非制度化资源：太子党身份。<br/><br/>熟悉中国政治的，就知道“太子党”这个词在中国政治的特殊含义。按其父辈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又分为“老太子党”与“新太子党”。“老太子党”是与中共建政有关系的元老级人物后裔的合称。“新太子党”主要指第三代与第四代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后裔。在中国，“太子党”这一身份代表着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不够资格称太子党的，如果与中共打江山有关的一代“革命干部”子女，近几年的官称是“红二代”。其余党政官员们的后裔则只能称“官二代”。这是中国官宦子弟内部身份区别的大致界限。<br/><br/>关于新老太子党利用父辈政治资源致富的故事，一直在中国坊间流传。由于这与中共标榜的价值观相悖，因此成了中国的政治禁词。用中国的百度搜索，所谓太子党都是别国发生的故事，如印尼、台湾、日本、美国等国的太子党。用google搜索“中共太子党”，共有328万多词条，形形色色的内容不一而足。英文对此的专用词汇是china’s red princesses，经常成为中国报道的热门话题。<br/><br/>第四代领导人因为治绩不佳，对舆论风评论特别在意。自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代领导人的政绩用“乏善可陈”算是很客气的考语。标志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有高度腐败、裸官、网络控制、五毛、征地拆迁、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反抗者自焚、三亿多贫困人群、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等，社会危机四伏。这不仅是头脑清醒的在野人士对时局的判断，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基本认识，精英阶层纷纷弃国移民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因此，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基础上发展出“重庆模式”，算是对胡温政绩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的姿态也引来了投机与真心拥护等各种动机杂陈的热烈呼应。至于“重庆模式”能否将中国引领出黑暗另当别论。<br/><br/>可以说，胡温的无所作为与重重社会矛盾，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堪称怨声载道。作为最高领导人，胡温的声望较前三代都低，被视为平庸之主。这就是薄督在重庆玩政治“蹦极跳“的社会背景。

薄督在重庆玩政治“蹦极跳“之后不久，“红二代”议政也渐成中国一大政治景观。这个群体的父辈之间恩怨纠结甚多，对中国未来政治出路的看法也并不相同。让他们坐到一起来的原因除了身份认同之外，还有以下几点：1、现阶段他们在利益集团中被边缘化；2、对目前的腐败高度不满，对中共统治有严重的危机感。在中国当局严厉控制言论与聚会的情况下，“红二代”能时常聚会批评时政，且不被当局扣上“阴谋颠覆政府”之类的罪名，国人谓之“讲真话的特权”。<br/><br/>所有这些，都给现政治局常委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群体带来了极大的压力。<br/><br/>第四、五代权力交接在即。但在专制政治中，前一代交班时最大的愿望是“平安下车”。这一“平安下车”，不仅指权力交接过程的“平安”，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本届领导的政绩不要被继任者否定；二是本届领导层子弟的敛财不要被清算。自古至今，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关于“谋国谋身”之说，几乎形成了一套完全的“理论体系”，最被认可的就是“谋国也须善于谋身”。明万历朝名宰相张居正善于谋国，但死后却被抄家毁坟，家人下场异常悲惨，被认为是善谋国不善谋身的典型，后世官场引以为戒。中共的政治险恶异常，官场普遍有此考虑，即使是做个市县级官员，在权力交接后都希望留下一些“自己人”，以免出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br/><br/>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形成了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即可藉反腐为名打击对手帮派首领的羽翼，但一般不会波及子女。近20年以来，两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先后入狱，但身家过亿的太子党们至今都未被追究经济犯罪。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基本上出身平民，还有少数是贫寒农家的“苦孩子”。但这种格局能否长期维持？第四代领导层似乎并不是绝对放心。<br/><br/>中国的新老“太子党”之间有矛盾。英国《金融时报》 2010年3月29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曾提到，以第三、四两代党与国家领导人子弟为主的新太子党“利用金融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也正因为第四代领导层看到了这种不满，任清华同方威视集团董事长之职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在为取得机场港口扫描设备合同，涉嫌行贿非洲纳米比亚政府事发之后，离开了商界，现为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兼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也在2010年离开了他创办的新天域公司（主业是私募基金），任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相关属下单位 。第三代江、朱离任后，并未对子女做此安排，是因为他们深知胡温两位性格，对此可以放心。<br/><br/>第四代这种“谋国谋身”的考虑能否奏效，得看第五代政治局常委由哪些人担任。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是出了名的“黑打”，年轻时又有“文革”时期“叛父”的传闻，这种“强势”，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更何况自2011年开始，“老太子党”圈的边缘人物频发议论，公开批评第四代领导层无所作为，将国家“引导到错误方向”。第五代上台后要杀一批腐败分子立威，更是这个圈子的口头禅。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因素，决定了薄督不是一个让现领导层放心的人。<br/><br/>再看双方手里的牌。制度化资源的正当优势与非制度化资源的台底优势，在中共权力斗争中一直处于微妙的共生状态。现任中共政治局九常委再不济，其拥有的权力是名正言顺的制度资源。“太子党”身份这种非制度化资源，在江泽民时代，因元老大都健在，因而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胡锦涛时代，元老们相继谢世，政治影响已经虚化。在不发生兵变、政变等非常规权力斗争之时，制度化资源具有压倒性的正当性优势，这就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由来。<br/><br/>薄熙来以地方诸侯之身，想重塑意识形态并构建新模式，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局”之举，这种“破局”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豪赌，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薄已经相当被动，其结局如何，既取决于胡锦涛等领导层的目的是什么，也得看薄督今后的应对。如果薄熙来手中并没有掌握可以翻盘的大牌（他的拥挤护者几乎都一致认为他手中有牌且不止一张），视其态度，其结局大致不外三种：张百发式，自愿退居二线，干点光拿钱不掌权的活，让中央放心；程维高式，因违纪而接受处分退休；陈希同式，先在秦城住上几年再保外就医。至于网络上那“绑上菜市口”的性命之忧，只是网友调侃罢了。<br/><br/>与前几代相比，“今上”算是一个不喜折腾、遇事留余地的主子，交班前夕，国事多难，天步维艰，“平安”第一。更何况薄督也算是“黄带子阿哥”，毕竟是“党内家务事”，闹到天崩地裂的程度，也很不值，更何况国内外还有那么多“心怀叵测”的“反华反共势力”，正等着看党的笑话呢。以前铁幕时代，毛泽东将林彪逼到了温都尔汗，可以张嘴说林彪如何坏，自己如何正义。现在网络时代，一切都是半透明，斗到最后，落个狗咬狗的恶评，也很不划算。<br/><br/>综上所述，中共这种明规则与潜规则犬牙交错、互为影响的权力交接方式，不仅成成为失败者的囚笼，还时时煎熬着斗争双方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