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恒：埃及的军人政治学－大江东去科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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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睿恒：埃及的军人政治学

2015-05-09 14:47:25

2015-05-08 10:03 来源:《亚非纵横》 本文系《亚非纵横》期刊成果，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中东研究通讯感谢作者的授权推送。本公众号文章旨在传播知识，促进交流，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中东研究通讯的观点。 [hr] 二战后的中东格局经历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作为地区领头羊的埃及虽于18世纪阿里时代就开启了其现代化之路。但其国内局势并未因此而稳定，激进化与极端主义依旧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开启了埃及的共和国时代。自埃及革命以来，从纳赛尔到当今的塞西，有四位总统皆出自军人之列。2011年以来，军队始终在埃及变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军人干政已成为埃及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亨廷顿以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协调程度为参照系，就军人的中产阶级属性及其在不同社会阶段发挥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亨廷顿把这种军人干政的社会称为“普力夺”社会。 目前，埃及正处于其政治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本文将借助亨廷顿的“普力夺”社会理论，梳理自1952年埃及革命以来，不同时期军人在埃及现代化所中发挥的作用并分析其性质，以此进一步加强我们对埃及当前与未来局势认识的明朗化与清晰化。 一、普力夺社会理论概述 “普力夺”(Praetorian)一词，源于拉丁语，为“罗马执政官”之意。“普力夺”社会泛指被军人或武力所控制的社会，即军人干政成风的社会，又称为“执政官”社会。在政治现代化里，军人被认为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最为团结、最守纪律、最具战斗力和凝聚力。亨廷顿认为，军人干政成风的原因，乃是不发达国家中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的特殊表现，即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普遍带有政治性。当一国新兴社会势力有着普遍参政的欲望，而现存政治体制缺乏独立性、凝聚力、适应性，无法调和与容纳这些新矛盾时，政治权威衰朽了，制度枯萎了，不同的带有政治性质的社会团体以各自的团体手段竞相参政与进行社会动员，“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由于中产阶级的兴起，传统军队中分化出中产阶级性质的半自主性军官团，受世俗化教育与崇高职业理想的影响，或受物质利益、升迁机会以及权力和地位的分配的驱动，军官团往往由独立于政治之外转为干预政治，来填补社会动乱中政治上形成的真空。 亨廷顿将普力夺社会分为寡头普力夺、激进普力夺与群众普力夺三个阶段。寡头普力夺阶段，以君王统治、殖民统治或二者联合统治为主导，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依旧是乡村性质的，政治参与是有限的，这一类政权通常具有较高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军队作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捍卫着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在激进的普力夺阶段，中产阶级兴起，导致城乡二元对立，社会仍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变得城市化。暴力和游行示威活动是学生和其他中产阶级集团经常采用的反抗形式，但由于缺少持续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中产阶级无力填补下台君王与殖民地统治者离去后留下来的权威和合法性真空，纪律严明、思想先进的中产阶级军官团登上舞台，起到政治上的过渡性作用。在从专制君主制或者寡头普力夺制度向激进的普力夺政体转化的过程中，军人干政成为了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办法，军官团扮演着制度建设者的角色，一度为中产阶级执政铺平了道路。亨廷顿指出：“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时不是穿着商人的外衣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 简而言之，军人干政常常预示着一连串政治暴动的终止。然而军人的进步作用却仅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亨廷顿指出：“在寡头统治的世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与仲裁人;当群众社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军人就变成现存秩序的保守的护卫者。”在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军人是中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政治领域中先行突破。殖民统治又为军人政变增添了民族主义的新内涵，他们与中产阶级以及下层民众密切联系，推翻腐朽的旧政权与殖民者，终止社会的混乱局面，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国家的统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政治参与。当一国的政治参与扩大，社会进入群众普力夺阶段时，军人群体则变得保守化。亨廷顿指出，军人主持建立政治制度的最佳机会是在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早期阶段。然而受军人团体的局限性影响，军人将政治理想化，把政党排斥在体制外，他们总是倾向于建立诸如全国协会和咨询团体一类的非政治的或至少是非党派的组织，这使得军人无法真正协调日益多元且复杂的政治力量及其利益。现代化军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对未来的许诺，当军人无法有效地进行制度建设与政治动员时，其合法性就遭到质疑，来自下次民众的挑战让军人更加趋于保守。因而群众普力夺的最终发展趋势，要么是通过政治制度化的形式恢复文职人员的政权，要么就是被社会各种集团联盟所瓦解而被迫交出政权。 二、自由军官政变与纳赛尔军人政权的确立 (一)寡头普力夺衰朽与埃及中产阶级的兴起 从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到1952年革命，埃及社会经历了不同层面的巨大变化。政治上，权力重心由伊斯坦布尔逐渐向开罗倾斜，阿里家族确立了其在埃及的极权统治。阿里死后，权力重心再次发生变化，以英法为主的西方势力向埃及渗透，获取诸多特权，对埃及进行殖民统治。一战后，埃及独立，进入自由主义时期，宪政运动开始取代君主独裁，自由主义开始取代宗教保守主义与政治极权主义，埃及出现了以政治激进化与宗教极端化特征的现代化政治模式与传统政治模式间长期并存的新局面。经济上，发生着剧烈的地权运动，国家统制主义导致土地高度集中，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干预型农业得到发展。19世纪中叶起，国家土地所有制开始衰落，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除此之外，在富国强兵政策的推动下，工业得到发展，初具规模，但依旧局限于以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为主的轻型工业，工业化进程依旧缓慢而艰难。思想上，兴办世俗化教育，印刷业的进步带动着报业的发展，使埃及人在智力与思想层面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构成了埃及民族主义的早期形式，后期的英国殖民统治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 剧烈的社会变革给埃及社会带来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尽管受到前期阿里国家统制主义与英国殖民统治的阻挠，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民族工业依旧实现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埃及人在埃及的工业投资比例由1914年的9%上升至1952年的46.1%，工厂数量由1927年的7.03万家增加到了1944年的12.9万家。民族工业的兴起提高了中产阶级在埃及社会总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使得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埃及社会近代历史上的一支新兴力量。 中产阶级的划分往往包括两个要素，即中等的财产与现代的世俗观念。以第一要素为划分标准的称为旧中产阶级，其二称为新中产阶级。1952年革命前，除了以传统欧莱玛、法官、作坊主等为主的旧中产阶级以外，工业化与世俗教育还推动了以现代知识精英、自由职业者、行政事业人员与民族资本家为主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据统计，截止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产阶级已大约占到了埃及总人口的19%。中产阶级的兴起构成了埃及新的社会分层，但这种社会分层却是软弱的。英国殖民者与埃及上层相勾结，以华夫脱党与新祖国党为首的中产阶级政党难以在现行政体中实现其参政诉求，这打压着埃及中产阶级的发展空间，也给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打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 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发展给埃及社会发展带来个三方面的深层次变化： 一、中产阶级的兴起加速了中产军官团的分离。军队作为富国强兵政策的早期对象，成为最早接触外来观念的群体之一。民族主义与进步思想使其获得一种独具的特点与精神。后期中产阶级的兴起再度给军队带来了新的变化，军人越来越多地从稳健的社会阶层中吸纳新的成员。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的签订为埃及中下层进入军队打开了大门，一批以纳赛尔为首、由80名中层军官组成自由军官组织脱颖而出。他们“大都来自中等地位的社会群体”，接受世俗化的教育，深知普通民众的疾苦，厌恶旧制度的腐化、无能与对外勾结，构成了当时埃及社会上最为现代化与进步的团体。 二、中产阶级的兴起加剧了埃及城乡二元对立。中产阶级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埃及城乡间固有的平衡。市场化的农业生产受到传统农业模式的限制，制约着埃及经济的发展。自由化的土地政策加剧乡村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1952年，6%的大地主拥有着65%的耕地。1923-1952年，大地主构成了议会成员的43%和内阁成员的58%。乡村性质的统治阶层无疑大大打压着中产阶级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生存空间，使具有社会稳定印象的城市与乡村中产阶级逐渐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一条大鸿沟将社会共同体斩腰为二，社会仍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变得城市化”。 三、中产阶级的兴起加剧了埃及的民族矛盾。尽管二战期间民族经济有所发展，但受政治主权丧失的影响，埃及经济对于英国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西方资本主义的存在打压着埃及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世俗化的现代教育与英国殖民统治使得埃及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中带有了一种浓烈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但中产阶级的社会分层在当时是软弱的，这种主义后期通过中产阶级的自由军官组织体现的更加明显。 (二)激进普力夺社会与作为改革者的埃及军人 以新祖国党和青年埃及协会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兴起，与埃及自由主义时代的宪政和多党制实践、代表下层利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以及中产阶级的自由军官组织的产生，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不仅是中产阶级有着强烈的参政愿望，城乡间的差距与民族主义的魅力将埃及社会其他各阶层也迅速地动员了起来，使其普遍带有政治性，有名无实的宪政与多党制无法去调停、升华、缓解乃至容纳各团体的政治行动，旧政权的合法性衰朽了，政治的真空与“合法性只能靠军队来对其进行保障，军队‘拯救国家’已近乎成为了必然的事实”。埃及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激进的普力夺阶段。 1952年，以纳赛尔为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埃及进入共和国时代。与其他革命不同的是，这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一开始并没有对前政治系统进行彻底的清洗，君主制在一年后才得以废除。随后“三个足以向军官权力提出挑战的政党——华夫脱党，共产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皆遭明令禁止，其领袖受到迫害和监禁”，大量军官后期擢升进入文职政府。截至1961年，在国家重要机构任职人员中，有3 / 4以上的人都是现任或退役的军官。“从政权性质上不难看出，纳赛尔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军官们全面掌权，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政权。从形态上说它是军人以其政策和人员替代文官政府的决策和人员的一种政体”。军人参政已成为当时埃及社会不争的事实。 从自由军官组织早期的徘徊到后期的全面干政可以发现军人群体特点的某些端倪。军人对政治的兴趣，恰恰是来自于“军人是反对政治的”。他们自视超越政治与阶级，试图逃避政治，把政治理想化，倾向于建立诸如全国性协会或咨询团体一类的非政治的或至少是非党派的组织，来填补政治制度的真空。纳赛尔也曾指出，军人的职责无非是“一个监护人的任务，不多不少”。 埃及政党的懦弱与斗争让纳赛尔对政党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他认为“此时扩大民主必然会使国家重新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之中。”为了弥补政治上的真空，纳赛尔建立了三个群众性质的全国协会，即解放大会(1953-1956)、民族联盟(1956-1962)以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1962-1970)，试图以此建立超阶级与政党的全国性政治模式。纳赛尔的出发点在于群众动员，然而权力依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既不能反映各种社会势力的结构，也不能成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借之扩大、节制权力并使权力合法化的工具。军人希望净化的社会往往会因他们的努力而进一步地腐化。 除此以外，经济上，纳赛尔试图统筹城乡利益，通过三次土地改革，摧毁了实力强大的大地主阶级，贫穷得到减缓。拥有5-50费丹的富农与中农通过民族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地方分支与农村合作社，广泛地参与了农村政治事务，成为了土地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到1963年，国有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农业部门只占到了6%。同时，初期鼓励私人资本，后期转向国家控制的商业政策，分别提升了中小资本家与国企工人在社会中的比重与地位;免费的义务教育与工作包分配制度一道，促进了社会的阶级流动。农村中农与富农成为主流，城市行政事业队伍与中小资本家日益壮大，社会两极向中靠拢，城乡关系得到和解。据统计，纳赛尔时期的中产阶级规模达到了埃及总人口的20%-25%，实现了较革命前相比13%-18%向上的社会流动。 自由军官组织的上台与军人政权的确立大大地推动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纳赛尔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一度促成了其执政期间埃及中产阶级主政的局面，打破了埃及原有的“寡头普力夺”式的社会结构，加速了埃及的社会流动与转型。自由军官组织以改革者与制度建设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填补了埃及的政治真空。但其局限却在于，以穆兄会为首的政党遭到打压，下层群众仍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动员，缓和了的城乡矛盾并未从根源上得到化解。纳赛尔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破产，再度激化了埃及的社会矛盾，导致了1967年以后伊斯兰势力的再度抬头。 三、埃及变局中的军人干政 2011年1月25日，大批埃及民众涌向街头，要求推翻现穆巴拉克政权。持续示威游行的结果是军队的介入，穆巴拉克被迫下台。随后，军队设立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解散人民议会与协商会议，中止现行宪法，开启了军方主导下的埃及政治转型。次年6月，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监督下，穆兄会领导人穆尔西以51.7%的得票率在军变后的总统大选中当选埃及共和国第五任总统。在随后一年的执政期内，军方对穆尔西表现出合作的姿态，但合作与竞争构成了军方与穆兄会关系的一币两面。随着二者关系紧张程度的不断加剧，加之穆尔西在经济治理上的无能以及专权的统治方式引起了埃及人民的愤怒，以前国防部长塞西为首的军方在与穆尔西的多次斡旋未果后于2013年7月3日发动军事干预，罢黜穆尔西，最高法院院长曼苏尔出任临时总统。2014年3月，塞西宣布卸去其军事职务，参与总统大选。同年6月，塞西以96.91%的高得票率出任埃及总统，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第四位军人总统。埃及变局中的两次军人干政，是埃及社会性质与军人团体自身多项因素合力的结果。了解埃及军人干政的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判断当前埃及社会局势及其走向。 (一)群众普力夺社会结构与军人干政 纳赛尔时代的结束，宣告了纳赛尔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破产。萨达特出任总统后，为埃及的发展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与改革政策。经济上，在以国家主导的前提下，放松了对进口与国内贸易的监管，并同时发挥私人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引进外资，建立合营企业模式，石油经济与外汇产业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政策为埃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却大大超出了埃及经济本身的吸纳能力，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国有经济遭受重创，腐败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政治上，萨达特放开党禁，但多党制有名无实，反对派力量依旧薄弱，40号法令与紧急状态法更加限制着政党的有效活动，民族民主党成为萨达特实现个人统治的工具。外交上，萨达特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并随后于1980年建交。萨达特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引起了反对派和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穆巴拉克以“生产型开发”的经济方针取代萨达特时期的“消费型开发”政策，强调发挥私人资本与外国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海湾战争以后，受埃及经济危机的影响，穆巴拉克开启了“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21世纪总理纳齐夫的私有化与市场化改革也一道加速了埃及经济的增长。然而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社会发展却并未到来，失业率与贫困人口比例居高不下，于2008年分别达到9.1%与20%。有学者指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严重脱节，主要原因在于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埃及政府没有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除此以外，私有化改革还导致资本大量积蓄在少数人手中。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了埃及贫困人口的不断增长与对中产阶级的不断侵蚀，中产阶级力量萎缩，社会两极化结构日益加深。政治上，统治者长期的紧急状态法破坏着埃及的多党制与民主化，打压着埃及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执政党长期控制着议会，政治反对派参政无门且力量薄弱，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也长期遭到统治者的限制与打压。 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期的社会政策，造成埃及中产阶级的衰落，导致埃及形成了两极化社会结构、激烈的社会矛盾与有名无实的政治制度并存的局面，这为埃及军人干政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浓烈的阿拉伯宗派主义与部落主义传统使得埃及社会各阶层对政治共同体及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缺少举国一致的共识与原则，社会势力各自为政，技巧多样。新媒体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埃及民众提供了新的参政途径与动员工具。 纳赛尔时代未能完成的社会革命遗产与萨达特及穆巴拉克时期失当的政策一道，在民主观念与全球化技术的冲击下，将埃及推向了群众普力夺社会的渊薮。动乱的社会秩序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民选政府的失灵与军人政府的上台。“森林法则”成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生存规则，持有武力、形象良好的军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乱局中最关键的角色。 (二)军人对团体利益的维护及其干政 军方作为埃及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特殊的团体利益。从纳赛尔时期开始，就有大批军官进入政府，文官政府难以对军人形成制约。据统计，在1953-1979年的16届内阁中，共有131人入阁，其中军人44人，占33.6%，文人87人，占66.4%，军人平均任期5年，文人3年。军人对政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1962年也门战争与1967年中东战争的惨痛代价为埃及军队职业化拉开了帷幕，大批军官退伍转行。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继续深化军队职业化改革，并通过民族民主党不断加强其对议会的控制，大大提高了文官政府的地位。尽管不再对政治直接施加影响，但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埃及军方逐渐进入一种统而不治的状态，依旧享有很大的政治特权，参与外交政策与安全政策的制定。1979年颁布的32号法令使军队在军费预算与开支方面享有自主权，无需经过议会的审核与通过。除此以外，军方还深入地涉足埃及的经济与社会事务领域，覆盖传媒、工业、基建，食品制作与加工、卫生乃至体育运动等各个领域。据统计，军方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在埃及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了8%-40%，为埃及社会提供着十万个工作机会。俄罗斯RBK电视台统计称，埃及军方企业的年收益达一千亿美元，占到埃及GDP的1/5。可以说，军方构成了埃及经济生产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是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于一身的综合团体。 出于维护其政治与经济、社会利益的考虑，埃及军方积极在1.25运动中积极进行军事干预，推翻穆巴拉克统治，参与权力结构调整的新一轮政治进程，以此来维护军方的团体利益。变局中，穆兄会与埃及军方的互动成为了埃及社会教俗关系的缩影。伊斯兰势力的抬头势必破坏埃及的世俗主义传统，恶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进而损害军队的利益。2012年1月，在穆兄会赢得多数席位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下令解散新选举产生的制宪委员会。6月，穆兄会领导人穆尔西赢得总统大选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又宣布将在不接受国民监督的情况下起草宪法。竞争的另一面是穆尔西对自己权力的巩固。他首先恢复制宪委员会，随后利用士兵在西奈半岛遭武装分子袭击事件，解除了几名高级将领和官员的职务。2012年11月，在穆尔西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谈判达成了停火协议，此后，穆尔西以安全局势为由发布一项政令，赋予自己全面权力，此举引发了军方的不满与自由反对派的抗议。经济改革的成效不彰与政治上的专断让反对派号召民众于2013年6月30日进行大规模示威，军方与穆尔西政府在权力上的竞争使军方利益受到伊斯兰势力的威胁与削弱，在多次斡旋未果后，军方于7月3日进行军事干预，罢黜穆尔西并将其监禁。 (三)军人观念因素及其干政 军人在埃及现代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埃及现代化之父阿里与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阿拉比，都是军人。1952年，埃及军人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埃及共和国。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都扮演着卫国者的角色。观念上来看，埃及军人将自己视为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与保卫者，是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在军人看来，军队是超政治与阶级的，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纳赛尔曾指出，军队是一支无阶级属性的民族力量。塞西在穆尔西下台前接受采访时也曾说道，军方一直集中精力提高军队的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避免卷入政治冲突。塞西本人就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倡导者、埃及前总统纳赛尔作为偶像。 但军人在远离政治的同时也参与到政治当中，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往往正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政治的。当一国政治陷入僵局与动乱时，以卫国者与民族主义者形象自居的军人往往将拯救国家于危难视为自身的义务，因此军队也往往在事件中频频出场，维护秩序。面对6.30反穆尔西游行示威前的暴力冲突，塞西也曾表示过，军方决不会坐视不管，而是将“在必要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他强调埃及军队和人民的密切关系，称埃及军队将尊重和保护埃及人民的意愿。 埃及军队在两次倒穆行动中的积极作为，与其作为军人的自我身份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7.3军事干预中，军队对伊斯兰主义者的看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阿里时代开始，在富国强兵政策的影响下，军队成为了埃及现代历史上最早接受世俗化教育的群体之一。军队也因此成为了埃及世俗主义与民族主义力量的重要代表。穆兄会的上位与对权力的角逐，使得埃及军方担心伊斯兰势力的增长会破坏埃及的世俗主义传统，危及埃及的现代化发展。这也从而构成了军队二次倒穆行动中一个观念上的重要因素。 四、军人干政背景下塞西政权面临的挑战 前军方领导人塞西出任总统，标志着强人政治重归埃及政坛，埃及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埃及政治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内政层面而言，要防止埃及军人干政再次重演，使埃及摆脱普力夺制度，塞西政权需要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一)完善政治制度，整合社会势力 阿拉伯剧变自其伊始就呈现出较以往不同的新特点。政治上的高压统治打压着民众的参政空间，受全球化的剧烈冲击，网络与新媒体成为反对派新的动员工具与参政途径，并持续影响与掌握着剧变的走向与脉搏。新特点的背后，是传统的政治体制没有为民众实现其合法诉求提供必要的参政途径。新途径的出现，导致了新群体的涌现与旧政权的猝不及防。 有学者指出，在埃及政治力量的格局中，主要包含四种力量：军队、穆兄会、世俗政党和以青年运动、工人运动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力量。其中，军方与穆兄会成为了埃及政治中的两个主要力量。穆尔西的上台使宗教力量问鼎埃及政坛，给军方形成巨大威胁。军方罢黜穆尔西之后，穆兄会及其非政府组织分别于2013年9月与10月被政府解散。同年12月，军方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这给埃及的军队与宗教力量对比带来了重大变化。短期来看，罢黜穆尔西、解散穆兄会的措施有助于维护埃及的社会稳定，保持埃及的世俗主义传统，维护埃及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但有着广泛民众基础与基层动员能力的穆兄会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被动员起来的底层民众有着高度的参政意愿而无法在现行体制中找到合法实现其诉求的途径，政权的合法性随时会遭受质疑。 埃及学者库杜斯和苏哈就分析埃及政治民主化提出了四个变量，即政治制度、政治进程与文化、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因素，并就此指出，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直接影响民主化成效的快慢，同时也直接影响政治进程与文化、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两个变量。破除社会的普力夺化不能仅依靠简单的经济层面的改革，更需要塞西政府进行政治层面的制度化建设，确立长期稳定的政治体制，容纳与整合埃及相关社会势力，为其提供合法公正的参政途径。 (二)改善民生状况，统筹城乡利益 民生与贫困问题一直被视作阿拉伯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埃及同样也不例外。高失业率与贫困现象的背后，是萨达特时期以来埃及失当的产业政策与薄弱的农业基础。城市方面，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中产阶级面临失业、住房、求学与婚姻难等问题，萨达特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与穆巴拉克的私有化改革导致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农村方面，保护小农与佃农土地政策的取消，导致土地结构的两极化发展，95.8%的小农拥有50%的土地，剩余土地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20世纪以来埃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埃及社会结构呈现沙漏型转变，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民生多艰。薄弱的工业基础与失衡的土地结构导致了埃及持续获得了普力夺社会的特征：寡头式的资源分配结构与城乡间差距恶化着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城乡差距为普力夺社会提供着温床。因此，欲使埃及社会摆脱普力夺制度，跳出军人干政的怪圈，需要塞西政府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夯实农业基础，引导资源分配结构的合理化与公平化发展。 (三)推动军队改革，实现军政分离 军队作为埃及政坛上一支强劲的政治力量，对埃及变局的走向一直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尽管自萨达特时期以来，军政关系有所改变，政府文官特征加强，1967年战争的失败促进了军队职业化水平的提高。但长期严峻的安全形势，使埃及军队一直处于政治的核心。除穆尔西以外，共和国以来的四任总统都是军人出身。在社会与经济事务领域，军队也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有研究表明，军队控制了埃及整个国民经济的1/3，数额高达60亿美元，呈现出团体意识明确化、团体利益特殊化、团体行动自主化的三个特征。可以说，这背离了埃及军队职业化与现代化的初衷。军队已成为埃及政治经济领域内一道无法逾越的坎，阻碍着埃及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有着强势军方背景的塞西固然可以得到军方的支持为其改革营造机遇与时间，但长远来看，埃及社会的成功转型与现代化，依旧需要塞西政府推动军队改革，加强其职业化水平，制定恰当的军队政策，循序渐进地使军队脱离社会与经济事务的利益链条。 结语 综上所述，军人在当代埃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寡头制的君王与殖民统治时期，军人扮演的角色是进步的，推动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而在埃及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军人的角色则趋于保守或反动。短期来看，当前军人干政对于处于动荡之中的埃及有着维护稳定与秩序的积极作用，为埃及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营造着时间。但长期来看，军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势存在势必使其长时间成为埃及未来走向的定夺者。一味的保守，只会使埃及社会落入普力夺社会的恶性循环当中。社会转型与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不仅需要政治家的谋略，更需要埃及社会包括军方在内各个群体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制度稳定而有聚合力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埃及摆脱普力夺社会军人干政的怪圈。[edit]2015-05-09 14:56:47.254498[/edit]

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