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Z. Liu | 劉仲敬<br><br>東亞的帝國源於大清朝廷對宋明天下-華夷秩序的改造和對成吉思汗遺產的繼承。從理論上講，權力是統治者道德修養的自然流溢。統治產生於臣民的教化，隨著德教的衰減從中心向邊緣遞減。從實際上看，朝廷是東亞大陸的秩序交換中樞。皇室通過聯姻、契約、繼承的方式，整合各封建邦國和部落的秩序輸出，對需要輸入秩序的十八省順民行使征服者權力。德教降低了征服者權力的成本，使其無限接近、但永遠不能完全實現文治。<br><br>古今中外的政治共同體，到現在為止，存在的種類是多達無窮無盡，但是基本上講，你可以用比較簡潔的方式把它分為兩類：第一種是沒有理論基礎的純粹事實的政權，你可以泛泛的把它稱之為邦國，任何共同體只要行使了實際上的權力，你都可以把它稱為邦國，它不需要有什麼特殊條件；另一種呢，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的，它的存在並不能僅僅是事實上的權力就夠了，它必須說它是有某種理論基礎，根據某種原則存在，或者負有某種使命的。這種比較高級的政治實體也同樣包括有很多種類型，其中最主要的兩種類型就是帝國和民族國家這兩種類型。<br><br>在古代世界，帝國是超越邦國的主要政治形式；而在近代世界，民族國家則是超越邦國的主要政治形式。普通的邦國在通過建立道統的過程中升級為正規化的帝國或者是民族國家，它可以得到一定的利益，就是說是，它在眾多只有事實權力的邦國中間，就可以顯得比後者優越一些，可以申索某些後者沒有也不認為自己有資格產生的權利。這種抽象的權利往往可以一方面在正常情況下加強邦國內部的政治整合，另一方面可以使邦國在沒有物質存在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自身延續下去，在適當的時間內恢復它的存在。你可以說是，等於說是較為高級的、有道統的政治共同體的形式，是把邦國平時積累起來的政治資源加以儲蓄，在某些情況下能夠給它續命，在某些情況下能夠使它復活。例如像是羅馬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像是遠東的天下，就是這樣典型的概念。即使是原有的實質性政治形態已經滅亡，但是羅馬帝國這樣一個稱號卻比羅馬本身維持的時間更長久。在它實質上的政治身體已經毀滅以後，仍然有眾多接二連三的企圖復辟羅馬或者是根據羅馬的天下觀念重建羅馬體系的人。這個努力維持了一千多年。雖然它沒有完全成功的建立羅馬式的天下國家，但是還是把古典世界的許多政治品質輸送到了近代世界。<br><br>民族國家，它的依託就不再是帝國那樣橫向的東西，而是在於一個同樣屬於虛擬、但是也有其超越現實生命力的國民假想的概念。國民這個概念假定在一塊固定土地上的所有居民通過共同的政治參與，形成了一個超越個人的公共意志。這個公共意志可以形成一個共同體，然後在這個共同體內部才可以形成各種各樣的憲制。它的特點跟帝國恰好相反。帝國強調的是橫向的整合，帝國能夠把本質上是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各個邦國以橫向的方式整合起來。帝國將各種異質的共同體通過上層精英階級組合，形成一個超越地方性和特殊性的普遍主義的精英階級，依靠這個精英階級來把本質上是不適合於聯合起來的各種異質體聯合在一起。例如羅馬，羅馬在西方的意義是什麼呢？它就是超越地方性邦國的普遍性權力。地方性邦國是什麼身份？它代表了某個特殊地點，敘拉古城邦或者說是波西米亞的公國或者王國，只代表某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如果你自稱為羅馬，無論是奧古斯都的羅馬皇帝還是神聖羅馬皇帝，那你就等於說是，你必須是超越地方利益，而根據更高的、普遍性的觀念實施一種大公無私、一視同仁的統治。因此你提供的正義比起地方性邦國提供的秩序來說，具有更高層次的整合。<br><br>帝國的精英階級無不具有跨國性的特徵。但是，跨國精英階級的整合也同時意味著犧牲地方性的縱向整合。如果你要講高盧、西班牙和小亞細亞的精英階級，通過拉丁語的共同文化和羅馬法的共同管制方式，集合在普世性的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那就意味著你犧牲了另外一種機會。這些講拉丁語的高盧人確實可以來到羅馬的元老院，講拉丁語的西班牙人可以變成圖拉真皇帝，開創自己的王朝，但是他們跟本地的講地方性方言的本地土族居民的聯繫，就沒有辦法深化和建構了。橫向建立普世帝國統治的代價就是，縱向的國民共同體會因此瓦解。跨國的精英階級在跨國範圍內的交涉中排除了障礙，但是本地精英和本地草根階級的天然聯繫一定會受到嚴重的損失。這是羅馬帝國的顯著特點，也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東方的天下國家，明清帝國，共同的顯著特點。<br><br>而民族國家恰好相反，我們可以說是，它走了一條縱向整合的原理。法蘭西的精英階級或者是英格蘭精英階級不再到羅馬去，根據共同的天主教信仰或者共同的拉丁語語言建立共同的體制；而是把法蘭西語言變成是法蘭西精英階級和草根階級共同溝通的紐帶，利用語言、文化和共同的歷史記憶，把草根和精英組合起來。在理想的國民共同體中，統治者、精英階級和草根階級的分歧被抹煞或者是忽略了，大家被假定為是具有高度同質性的國民共同體。這是一個假定，因為從來沒有哪一個國民共同體或民族共同體曾經實現過、或者哪怕是基本實現過國民內部的同質性。但是國民共同體所建立的民族國家這種假想，本身就是建立在同質想象的基礎上。即使他們不是完全平等的同質，政治理論必須假定他們是完全平等的同質，在這個同質的基礎上共同體才得以建構。縱向整合完成之後，就是橫向整合擴大之死。<br><br>國民共同體的建立，它必然的會有兩種後果：第一就是，本土的、地方性的草根階級擴大了他的參政權；第二就是，精英階級原有的國際性聯繫遭到削弱和斬斷。在民族國家興起之前，講拉丁語或者法語的各個精英階級本身是密切無間的。他們即使發生戰爭也是有一定規範的少數精英分子和職業軍隊的戰爭，它跟地方性的草根群眾沒有關係。草根群眾在這些戰爭和交涉中的地位，就像是足球場外的觀眾看場內球員的比賽。但是國民產生以後，那麼戰爭就不再是法蘭西國王和英格蘭國王之間的戰爭，那就是法蘭西國民和英格蘭國民之間的戰爭，那就是全體法國人和全體英國人之間的戰爭。因此過去那種精英戰爭和費厄潑賴遊戲規則在新的形勢下就不可能實現了。國民與國民的戰爭就是總體戰，它比精英和精英的戰爭要殘酷得多，破壞性大得多。它斬斷了原本存在的國際主義紐帶，使民族國家的世界變成一個充滿著激烈衝突和戰爭的世界。民族化的代價之一就是戰爭的升級。這就是國民共同體這個概念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副產物。<br><br>我們回顧國民共同體和帝國的此消彼長，那你可以發現這個關鍵時刻發生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之間。十六、十七世紀之前，無論是歐洲還是歐洲以外的地區，佔壓倒優勢的道統形式就是帝國。如果你對地方性的正義或者說是習慣法秩序表示不滿的話，那麼你只能到羅馬的觀念、或者到基督教的普世主義觀念去尋找安慰。像但丁或者其他什麼的，在政治上遭到失敗以後，他就只能寫《論世界帝國》這樣的篇章，希望超越弗洛倫薩這樣的邦國和黨派鬥爭的、普遍的、一視同仁的、理想的世界帝國，能夠制止戰爭和衝突，能夠伸張地方性邦國和朋黨鬥爭所無法伸張的更高級別的正義。<br><br>帝國的特點是什麼？它是至高權力和唯一權力。從理論上講，帝國是普世的，世界上只有一個完美無缺的正義，只有一個完整的正義，這個正義的體現者就是通過基督教會和羅馬帝國、繼承了宗教和世俗雙重意義的神聖羅馬皇帝。但是帝國雖然有至高性和唯一性，但它沒有獨斷性。帝國的至高權力和唯一權力之下，不排除而且也不可能排除各種次級權力機構存在。事實上帝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它的普世主義，就是因為帝國的包容性甚大，它在帝國之下能夠容許大量的次級權力機構，或者說是准主權政治實體存在。這些錯綜複雜的政治實體在它們內部可以形成各種的特殊的契約和網狀的交涉結構，因此帝國的最高當局的統治必然是流於形式的。它如果一定要把這個統治變成排他性的統治，那麼它就只能夠在其一部分核心土地上實行統治，這種情況就會使帝國的普世理想遭到嚴重的損失。如果要堅持普世理想，實行一視同仁的統治的話，那麼它的統治在哪個方面都不能深入，它在任何一個地方，包括是在他皇帝駐節的核心地方，都不可能實行太深入和太武斷的統治。這個悖論是帝國本身所無法解決的。<br><br>所以經過中世紀長期、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建羅馬帝國、重建羅馬正義的努力失敗以後，十七世紀的作者就開始產生出另一種新的君主型的理想。它首先產生了一個事實的權力，就是地方性君主國。像英格蘭國王和法蘭西國王這樣的地方性君主，原本也就是眾多君侯 — — 各種公侯、公爵、伯爵、大公之中的一員。但是在他的權力相當強大以後，他就開始希望自己不再僅僅是一個沒有道統的地方性權力，他希望也能夠獲得像教皇和皇帝一樣的道統。於是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之間，各國的法學家開始為這些正在羽翼豐滿起來的新君主尋找理論上的說法，使他們已經掌握的事實權力通過這樣的重新詮釋以後，變成一種有道統的更高級別的權力。<br><br>在英格蘭王國，這就是都鐸王朝(1485~1603)的帝國理論。儘管英格蘭在法律上講是王國，從理論上和實際上它都只是一個等級君主制的國家，但是都鐸的法學家仍然提出，英格蘭王國的國王在其實施內部統治的時候，它是一個帝國 — — empire。這話的意思是什麼呢？它不是玩兒這種純粹無聊的文字遊戲，覺得皇帝這個稱號比國王要好聽一些，想把國王換成皇帝。不是的。英格蘭國王仍然是英格蘭國王，帝國是說明他權力的性質，就是說英格蘭國王在他的境宇之內應該享有至高權力。這個至高權力是不簡單的東西。從傳統上來講，它是由皇帝和教皇掌握的。例如約翰國王之所以被迫簽署大憲章，就是因為它的至高權力掌握在教皇手裡面。而教皇和他的代表在這次關鍵性的衝突中站在了貴族一邊，沒有站在國王一邊。如果約翰國王能夠聲稱他擁有至高權力的話，那麼大憲章也許是不會簽署的。<br><br>都鐸王朝攫取最高權力的過程，從現在的角度來講，就是英格蘭民族國家構建的第一步。民族國家最先的凝結核就是奪取皇帝和教皇普世權力、然後把這種權力加以地方化的新君主。經過這樣重新解釋以後，英格蘭國王以及法蘭西國王在類似時期，在他境內所行使的這種至高權力，喪失了原有的教皇和皇帝享有的至高權力的普世性質。因為它的法律術語就說得很清楚了：國王在他的境內享有帝國權力。於是這樣一個帝國權力就失去了普世性的意義，只保留了至高權力的意義。「新君主享有帝國權力」的意思就是說，他在自己境內要享有羅馬皇帝一樣的最高權力，不再跟其他自稱是基督教世界最高領袖的皇帝分享。但是為了避免引起國際糾紛起見，他並不聲稱他這種權力是跨國的，他的權力並不超出他國界的範圍。因此，君主權力出現了：既是至高權力、又不是跨國權力，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劃分邊界的需要。<br><br>在至高權力模模糊糊的屬於皇帝和教皇的時代，各國君主以及大公和其他封建領主無需明確的說明他的權力的邊界。事實上大多數領地都是交錯縱橫，跟普通農民的田地一樣。如果你到某一個英國或法國的農村去，你可以看出，他們所有莊園或者所有自耕農的土地都是支離破碎的，他們在這一個地方擁有這一片土地，在另外一個村社或者是某一莊園又擁有另外一些土地，這些土地都根據古老的契約聯繫在一起。而國王或者是各領主之間的領地也是這樣，它們通常是錯綜複雜的。英格蘭國王在大陸擁有很多領地；而蘇格蘭國王呢，又在英格蘭境內擁有很多領地。他本人通常是兼任著各種領主的頭銜。像哈布斯堡的皇帝，他同時也是薩爾茨堡和其他地方的公爵，同時也是匈牙利國王和撒克遜在特蘭西法尼亞各城市的保護者。瑞典國王不僅兼任了瑞典和芬蘭的國王，同時也是英格里亞和愛沙尼亞各地的領主，對庫爾蘭行使保護權，又根據三十年戰爭的權利，對德國的新教諸邦行使教會的保護權。每一個封建領主或者封建君主的頭銜都有一長串，因為他擁有各式各樣的散碎在歐洲各地的領地，而對這些領地所行使的權力也是支離破碎，大大小小，對有些領地他自稱是國王和君主，對有些領地他只能自稱是保護者和宗主，對有些領地他只是行使了抽取某些封建租稅的特權。這些權利是極其複雜和散碎的。這也是中世紀法學傳統為什麼如此發達的關鍵。<br><br>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他們的權利和利益都只跨界分布在如此廣泛和零星的情況下，因此契約和法律對他們來說是格外重要的。很少有哪些領主或者是國王，甚至是普通的農民能夠不依靠法官和律師，去為了他們的領地或者是為了土地的使用權、河流的使用權、磨坊的使用權，去打各式各樣的官司的。這樣做就是說，這種統治體系之下，等於是法學家變成了主要的政治代理人階級。在其他的政治體系，非歐洲的政治體系中間，法學家和契約的作用就沒有這麼重要。這對後來歐洲的歷史路徑的特殊性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影響。<br><br>散碎的統治體系之上，就有理論家來產生普遍的帝國觀念。帝國觀念是整齊而統一的，足以彌補人民和知識分子對這種散碎權力所造成的威權粉碎和政治混亂的不滿。但是，普世帝國一而再再而三的建立又重新瓦解，因為它沒有辦法對付境內這些多層次的複雜的權力結構。皇帝的權力處於虛懸著，地方性君侯的權力往往比他們理論上的領主更強大一些。於是產生出了強大的君主，用我剛才的描繪方法分割了威權以後，通過過渡性的新君主體制不自覺的建立了地方性的國家。對於這些新君主來說，他首先就要確定，他跟他領地內的貴族和領主和臣民都不一樣。那些貴族和領主的權力，跟中世紀早期的國王一樣，仍然是散碎的和多層次的。但他要跟這些人劃清界限，就是要說，英格蘭國王和法蘭西國王跟國內的公爵、伯爵或者說是各層次的永業所有者和自由民或者是承租人不一樣：你們的權力都是有限度的，是多重所有權中的一個層次；而我有我這個國王的權力，我像古代的羅馬皇帝一樣，是絕對和排他的。只有在這一步驟走完了以後，我們現在所謂的nation，所謂的國家才能夠出現一個雛形。但這個步驟走到最後一步的時候，國王本身也因為他畢竟還是封建主義的一個遺留，他儘管通過他的手，把國王變得跟普通領主和貴族和農民不一樣，通過他的政治身體建立了新的國家體系，但這個國家體系建立以後，國王本身就變成了封建主義的一種殘餘，本身變得不需要了。於是他自己就在法國大革命以後相繼退出歷史，由國民的概念取而代之。<br><br>國民取代國王，是因為是過去的效忠契約，至高權力和排他性權力是集中在國王身上的，在國王退場以後，只有發明出一個虛擬的國民的概念。國民和國家是一體的，nation既是國民又是國家的意思。在失去國王以後，理論上講，國民應該自己統治自己。高度同質下的國民共同體應該產生出自己的共同意志，通過這個共同意志，它不再需要有體現於人身的 — — 無法擺脫特殊主義遺痕的國王或者是其他具體的人的統治意義。新的統治者被假定為是國民的代理人，他的權力來自於國民，又要回到國民當中去。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眾所周知的人民主權論的起源。人民主權論其實是由帝國概念，通過絕對主義君主國，最終轉化為國民共同體的這個三階段論的最後一步。國民既然被假定為一個能夠自我治理的共同體，那麼它的效忠對象也就具有了自身的抽象和普遍的性質。邊界必須划定，在邊界以內，原先即使是有差異，也要被抹煞。像布列塔尼人或者是洛林人跟法蘭西島的差異，因為為了構建共同體的緣故，就必須盡可能的淡化和抹煞。邊境之外的差距必須盡可能的誇張和放大。阿爾薩斯人本來跟德國西部人的差異，要比他跟巴黎或法國南部人的差異要大得多，但是以後我們就要發明出法蘭西民族性格、法蘭西民族特徵、法蘭西民族文化這樣的特徵來，使法蘭西跟德意志、跟英格蘭區別明顯化。內部的區別消了，外部的區別強化，這樣國民共同體才能穩固。<br><br>對於英法這樣，歷史比較早，通過封建體系直接轉化為國民共同體的政治實體來說，這樣做的困難是比較少的。但是對於東歐和第三世界，那麼模仿性建構的問題就要引起很大的衝突了。這些地方，它們要麼是處在傳統式的邦國狀態，由一系列沒有法統和道統的小邦統治。這些小邦統治的依據，只能是由來已久，原先我們就是這樣統治的，而沒有什麼道統上的依據。要麼就是由抽象和普遍的帝國統治，而這些帝國的形式，在國民共同體這種新型的統治形式之前顯得不夠強有力。高度同質化的國民共同體在動員能力和認同方面，比起只有少數上層精英階級組成的帝國結構或者是完全沒有道統概念的普通邦國來說的話，都顯得是更加強大，團結力更強，動員力更強，各方面在政治生態場的競爭中間取得明顯的優勢，因此不可避免的把它的模式傳播到更廣大的地方。但對於這些後發的地方，它們在改變原有的政治共同體建構中，就要面臨著非常痛苦的選擇問題。因為他們的原有政治基礎的轉型就有一種多種可能性的路徑。<br><br>像日耳曼這樣的地方，你可以說是：要麼我們把神聖羅馬帝國的這個帝國結構拿來作為轉型的依據；或者是把撒克遜或者普魯士這樣的地方性邦國變成是英格蘭王國和法蘭西王國的匹敵，以它們為種子，建立類似英格蘭和法蘭西的地方性領主；或者還可以通過文化的共同性，通過德語文化的共同性，通過日耳曼文化的傳播和日耳曼文化相對於其他文化的差異性來建立一個基於文化的共同體。這就產生了建立近代國家的三種路徑：一種是基於泛文化基礎的跨國的泛日耳曼主義；一種是基於神聖羅馬帝國傳統的大德意志主義；一種呢，就是依託地方性邦國，像普魯士、撒克遜這樣的小邦國的小民族主義。這三種民族主義在英法這樣的先發國家當中是沒有衝突的，因為法蘭西國王和英格蘭國王的實際統治地區，也就是他們在國內實行帝國權力或排他性權力的實際地區，同時也是法蘭西語言和英格蘭語言所能夠達到的地區。文化的認同、地方性君主的認同和帝國的法律權利，三者在英法兩國是結合得很緊密、指向同一個目標的，因此它的民族國家的建構不會發生分裂。但對於日耳曼、斯拉夫，或者是其他在政治建構方面比較後發的地方，這三種建構方式就像是克雷洛夫寓言所說的天鵝和梭子魚拉車一樣，三種不同的建構方式彼此矛盾，指向了不同的地方。<br><br>像德意志，它就明顯的出現了，如果你根據神聖羅馬帝國作為建構的種子的話，那麼你就應該以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室為中心，逐步的削平各地的地方性邦國和諸侯，把神聖羅馬帝國轉化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把神聖羅馬帝國那種本來是普世的、基於歐洲基督教全體的權利，當作它自己自古以來的歷史權利。但是這樣一個建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一方面是，奧地利皇室的實際權力，它的物質資源不足以支持如此巨大的野心；另一方面，這種建構方式也為威斯特伐利亞以後的國際體系所不容。因為神聖羅馬帝國，既然它在歷史上看是一個普及到基督教歐洲範圍的超國家的實體，那麼它能夠援引的歷史權利實在是太多，容許它按照這種方式建國，明顯的會破壞歐洲國家的權力平衡。英格蘭王國可以索要它的排他性權利，因為它的權力從來都是只限於它的那個地方。它即使有邊界衝突或者其他衝突，那個衝突也是局部的。法蘭西也是同樣的問題。但是如果神聖羅馬帝國直接轉化為民族國家，那就出現一個問題，它可以根據歷史權利，可以宣佈：土耳其以西的所有基督教世界在某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它的藩屬，就像是大清帝國可以說是朝鮮、越南全是它的藩屬一樣。這樣它的申索權會變得無邊無際，它可以說是，凡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區，都理所當然的是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權利所及的地區。<br><br>這樣一來，整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就要遭到破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特點就是說，它是依靠各個地方性邦國所構成的一個多元體系。而帝國體系，它建立的就是一個一元化的結構。帝國體系在前現代階段之所以能夠容忍，就是因為帝國權力在它的內部不是排他性的，它內部可以容許多層次的、半主權的和部分主權的成分存在。但是民族國家的特點是，它不能容忍它的境內有半主權的勢力存在。如果帝國也獲得了民族國家的權力，那麼它就會形成一種令人在時間上、在地理疆界和內部統治方面都無遠弗屆的超級權力，這種權力肯定會立刻破壞歐洲的權力結構。英國、法國或者是任何小國都不願意看到這樣一個超級的大德意志的出現。他們對德國內政的干涉不斷的煽動起像巴伐利亞和薩克森這樣的小邦來反對奧地利這樣的大邦，阻礙了德國政治建構的進程。同時德國自己的精英階級也陷入了嚴重的自相矛盾之中：文化精英比較青睞以德語為基礎，建立一個泛日耳曼共同體的概念；而政治精英呢，根據他們各自的、當時和局部的利益，或者是擁護以帝國概念進行轉型，或者是擁護以普魯士這樣的地方性邦國為核心進行轉型。<br><br>結果日耳曼各國在分裂和動蕩中耽誤了一百多年，最後導致了俾斯麥的武力統一。而俾斯麥的武力統一所導致的後遺症，還是使德國在中歐的地位不能穩定，直接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為什麼不在法國和英國產生，而在德國產生？歸根結底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德國才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直接繼承人。英國和法國，或者是波蘭和瑞士，從來沒有能力使負擔加在它身上。德國人無法認同，德意志這個共同體應不應該存在？如果應該存在，它的邊界在哪裡？它應該在歐洲處在什麼地位？這些問題，德國本身無法解決。由於德國本身無法解決，又帶累了它周圍的整個歐洲，最後還是必須在歐洲以外的美國和俄國的勢力干涉之下，最後才通過肢解德國的方式，實現了德意志問題的最終解決。最後是小德意志的建構戰勝了大德意志和泛日耳曼的建構，但是這也是付出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德國化為廢墟的巨大代價才實現的。<br><br>在德國之外，凡是擁有帝國傳統的地方，都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它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間，甚至還不如顯得比較簡陋的邦國來得容易。地方性的邦國，因為它本身原先沒有普世概念，原來就不是帝國繼承者，它可以直接把原先沒有道統的邦國通過發明民族的過程中間，用一個虛擬的方式，通過普及教育和近代公立教育，或者是統一的電台、印刷之類的方式，通過把方言建立為國語的方式，把它原有的地方性邦國內部的居民重新整合為一個新的共同體，然後它就可以在沒有負擔的情況下宣佈它這個共同體就是一個民族。然後把歷史上曾經統治過的那些地區的王朝和政治體制，全都看成是這個新的政治共同體的先驅。這樣它就可以完成發明民族的過程，很順利的進入西歐已經建立的國際體系中間。但是在已經有帝國結構的地方，例如像俄羅斯、土耳其這樣的地方，它的形勢就比較接近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問題了。俄羅斯帝國，它自稱是繼承了拜佔庭的法統，它也是一個普世帝國。土耳其帝國呢，由於它繼承了伊斯蘭世界哈里發的職位，所以土耳其蘇丹可以自稱為，他不僅是土耳其帝國實際統治領土的主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社團的最高的宗教和民政當局。這樣一來，於是我們剛才描繪的日耳曼人曾經面臨的三種建構之間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的在俄羅斯和土耳其出現了。<br><br>俄羅斯在十九世紀末期就面臨著三種選擇思路：你是要一個小俄羅斯呢，還是要一個大俄羅斯帝國呢，還是要一個泛斯拉夫聯盟呢？泛斯拉夫聯盟就是一個很接近於泛日耳曼的概念，它要求俄羅斯的波蘭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這些在古代原初共同斯拉夫文化的各個群體，重新改變自己對自己的認識，在俄羅斯沙皇或者其他領袖的統一之下團結起來。這樣做肯定要打亂原有的國際體系。如果想避免打亂原有的國際體系，那麼你可以說是，根據俄羅斯帝國現有的統治範圍，根據沙皇能夠實際行使現實統治的範圍，把沙皇統治下的各個族群統一起來，建立一個大俄羅斯民族。這樣做你就不需要重新改組國際體系了。似乎是很好。但是，沙皇境內的波蘭人或者是亞美尼亞人或者其他族群願不願意接受這種建構方式，願不願意忘記自己原有的傳統，虛構一個大俄羅斯民族，通過共同效忠於沙皇建立新的共同體？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問題。<br><br>還有第三種建構是更加簡化的手段，既然大俄羅斯帝國的現實統治範圍內存在著很多無法同化、無法建構的族群，那麼我們可以索性實行分離主義，根據可以同化或者可以建構的界限，能夠建立和認同俄羅斯人的那一部分，我們建立一個小的俄羅斯民族；實在不願意認同和沒辦法接受俄羅斯語言文化，沒有辦法納入普希金精神子孫的那些人，我們讓他自己滾出去，建立他們自己的波蘭共同體、愛沙尼亞共同體或者格魯吉亞共同體，通過這種方法使大俄羅斯帝國解體，但是產生出來的一系列小邦本身都能夠毫無困難的擺脫帝國的負擔，融入西方的國際體系。當然這樣一種看法，你在泛斯拉夫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就肯定是充當西方勢力的俄奸，企圖分裂我們古老的斯拉夫文明。在大俄羅斯帝國看來，這種做法肯定要損害俄羅斯國家利益：如果交出愛沙尼亞的話，就喪失波羅的海附近的許多良港；如果交出格魯吉亞的話，那麼就要喪失高加索的險要。為了使各個族群獲得更加符合西歐標準的形式，這樣的代價實在是太沈重了。<br><br>三種路線相互交錯，彼此衝突，誰也不能說服誰。於是，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蘇聯建立和蘇聯的解體，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完全解體。像列寧所設計的蘇聯概念，其實就是企圖克服大俄羅斯弱點的一種嘗試。大俄羅斯帝國被激進派抨擊為各民族的監獄，那麼解決這種問題的辦法就是聯邦制，希望各個族群，包括那些拒絕被俄羅斯同化的族群，根據自己的語言和習俗，建立自己的小共和國，然後小共和國再建立一個大聯邦，通過雙重效忠來解決這個問題：你可以是一個烏克蘭人，烏克蘭的愛國主義者；但是你也是蘇維埃聯盟的公民，你有一種國際性的蘇維埃的愛國主義。通過這種雙重愛國主義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但它這樣做，實際上的後果，不但沒有說是把地方性的愛國主義整合到蘇聯的統一的愛國主義之中，反而是通過小共和國的、加盟共和國的法統建立，進一步刺激和促進了原先還沒有明顯成型的各民族共同體的出現。<br><br>在沙皇統治的末期，你可以說是波蘭民族已經表現出很難同化的特徵，但是小俄羅斯人，也就是現在的烏克蘭人，跟大俄羅斯人之間的區別還不明顯。像果戈里這樣烏克蘭本地的作家，他們在當時還認為是，俄語是比較標準的文學語言，而烏克蘭語則是一種鄉下的土話，沒有資格做文學語言。你從果戈里的情況來看，小俄羅斯是會發育為獨立的烏克蘭民族，還是最後被吸收為大俄羅斯民族的一部分，可以說還處在一種混沌的狀態，兩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烏克蘭的加盟共和國建立以後，很明顯的，烏克蘭民族就建構起來了。就因為它有一個哪怕是純屬名義上的自治機構的存在，那麼新的民族的凝結核和架構就已經存在了。這個凝結核和架構一旦成長和完善以後，蘇聯本身、還有南斯拉夫本身的架構就要瓦解了。蘇聯和南斯拉夫都是處在同樣的處境，走向了同樣解體的道路。<br><br>從歐洲的角度來看，也只有解體以後，歐洲的國際共同體關係才能理順。要不然你可以想象，一個過分強大的德國，無論是在威廉皇帝還是在希特勒領導之下，都不可能建立歐盟的。因為它周圍的國家必然會害怕它過於強大，會構成吞併的壓力，會團結起來結成聯盟來對抗它。只有它自己解體以後，變成一個小德意志以後，對周圍國家的威脅基本解除以後，歐盟的建立自由平等聯盟的這個理想才能夠實現。同樣的道理，只要蘇聯或者俄羅斯帝國存在而沒有解體，那麼它是不可能有什麼機會加入歐盟的。只有在解體以後，西部那些小邦，愛沙尼亞人才有可能加入北約和歐盟，烏克蘭人現在可以提出加入北約和歐盟。而俄羅斯本身仍然是因為太大了，帝國負擔太重了，仍然不具備有加入歐盟的資格。<br><br>你可以想象，假如列寧在當時划定邊境的時候，把俄羅斯也像普魯士一樣拆散了，像聯邦德國拆散普魯士一樣，把俄羅斯拆散成類似烏克蘭的若干個小邦，產生特維爾和梁贊這樣的加盟共和國，那麼在蘇聯解體的時候，特維爾、梁贊或者諾夫哥羅德或莫斯科這些加盟共和國重新融入歐洲是沒有多大困難的。俄羅斯儘管在擺脫了它的十四個加盟共和國以後，卸下了很多負擔，但是俄羅斯的帝國核心仍然是承擔了太過分的帝國重負，以至於在蘇聯解體以後的短暫的動蕩的真空期結束以後，處在邊界地區的各共同體就處在舉棋不定的狀態了。你可以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歐洲意義上的國民共同體，然後通過加入歐盟把自己變成西方的一部分；也可以重新加入普京所設想的歐亞聯盟，通過歐亞主義，實質上重建拜佔庭和莫斯科的超民族的帝國。而烏克蘭就是在這種認同分裂的狀態中間，導致了內戰和俄羅斯的干涉，弄出現在這樣的局面。<br><br>土耳其的問題跟俄羅斯也非常相似。它肯定的面臨著三種選擇。一種是泛突厥主義，要求土耳其境內的突厥語民族和境外的突厥語民族團結起來，首先就是中亞細亞的突厥語民族。第二種選擇就是奧斯曼主義，相當於大德意志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它不要求修改國境，只要求把奧斯曼蘇丹目前統治之下的所有的各個族群整合起來，構成一個叫做奧斯曼民族的新民族，這樣就省掉了重組邊界的麻煩問題。第三種主義，實際上就是最後實施的凱末爾的小土耳其主義。它跟小俄羅斯主義和小德意志主義是相同的，就是說在大的整合 — — 在奧斯曼主義的整合過於困難、泛突厥主義的整合又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國際戰爭的情況下，通過奧斯曼帝國的解體，把純粹穆斯林組成的講突厥語的安納托利亞構成一個單獨的民族國家，把那些難以同化的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統統趕出去。屬於泛突厥系的各個民族，不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泛突厥國家，而是建立各自的小國，例如像土庫曼、哈薩克和土耳其這樣的兄弟之邦的小國。<br><br>土耳其帝國的問題同樣也存在於波斯、印度和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它實際上是通過英國人留下來的聯邦制度，暫時的拖延或者妥協了這個東西，否則印度在獨立的同時，是很可能面臨解體的危險的。但即使通過聯邦制緩和了矛盾，通過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壓力加強了團結，它內部的分歧仍然是非常大的。南印度各邦對北印度始終懷有猜忌之心，他們始終擔心過於強勢的德里中央政府毀滅他們的獨特文化。他們在英國人走後，比北方更加堅持要使用英語，更加堅持向西方開放的政策，產生了他們自己的獨特的小民族主義。印度的官方語言有十幾種，包括像是泰米爾語和其他幾種語言，南方的各個小邦都有它們自己的土語。像錫克教徒這樣的宗教性團體，也想根據民族構建的一般原理建立自己的特殊性邦國，他們不斷的跟印度中央政府衝突，最後導致了英迪拉·甘地(1917~1984)的被刺，最終把錫克教徒所居住的地區劃出了獨立的旁遮普邦。還好，印度是一個聯邦國家，所以這種劃分方法還可以在不明顯影響印度憲法結構的情況下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但即使是如此，你可以想象這種地方性認同將來還是會引起巨大的張力。<br><br>現在沒有引起重大的問題，主要還得感謝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存在。像錫克教徒，他之所以沒有脫離印度，與其說是印度的中央政府足夠強大，或者是印度的法統足夠堅固，不如說是因為巴基斯坦的存在。歷史上講，錫克教徒和伊斯蘭教是世仇，已經有過長期的徵戰，如果錫克教徒脫離印度而獨自建國，他就要獨自面臨巴基斯坦壓力的危險局面。這樣做它還不如留在印度之內，印度對它發揮一個保護作用，可以使它免遭巴基斯坦的威脅。同樣的道理，印度分離的各個小邦，為了避免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威脅，多多少少寧願維持印度聯邦這個他們其實並不太喜歡的、帶有帝國遺產形式的歷史遺留。如果將來有朝一日，巴基斯坦和中國對它的威脅解除，由於國際形勢的壓力，構建的向心力解除的話，那麼完全可能，1945年印度討論獨立方案時所擔心的事情仍然可能重演，印度仍然可能像巴爾乾半島一樣，通過語言共同體建立一系列新的民族國家。<br><br>伊朗的問題其實跟印度非常相似，只不過伊朗沒有經過正式的殖民統治，它更多的沿用了原有的帝國結構，因此就體現為位於德黑蘭和大不里士的什葉派少數派，對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土庫曼人和其他周邊少數民族的強制統治。這種強制統治既體現於部族之間的衝突，又體現於語言之間的衝突，同時也體現於宗教和教派之間的衝突。伊朗如果失去了它的阿塞拜疆地區、庫爾德地區、阿拉伯斯坦地區、俾路支地區和土庫曼地區，那麼它就會喪失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和人口，以及絕大部分的石油收入。因此僅憑這一點，伊朗的政治結構就會非常困難，任何實行民主化的企圖，都會釋放地方性的分離主義。像俾路支這樣同時存在於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跨國族群，很可能會利用這樣的機會，重演東歐的建國經驗，建立自己新的民族國家。因此，中東地區就因為這樣的帝國遺產的存在，它的政治體系仍然處在高度不穩定的狀態中。<br><br>但是，最不穩定的潛在問題，其實還是在中國。中國它繼承了大清的體系，因此也就像是奧斯曼土耳其和德意志帝國一樣。帝國的遺產給它造成了三種路徑的選擇。它可以根據漢語，根據古老的華夏文化，建立一個泛華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想象，在清朝末年就已經產生了。在孫中山和章太炎他們討論未來建國方案的時候，他們就曾經討論過，華夏文化顯然是跟朝鮮人、跟越南人的關係比較近，而跟蒙古人、滿洲人的關係比較遠。將來他們推翻滿清以後，可以考慮把長城以北、具有中亞遊牧民族特徵的這些族群統統趕出去，然後把韓國、越南這些分享著儒家傳統和華夏文化的邦國整合進來，製造一個泛華夏的共同體。實際上這種方案，從性質上來講，它跟泛日耳曼主義、泛斯拉夫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性質是非常相似的。它要求打破大清的邊界，把法律上講不屬於大清的領土 — — 實際權力上講大清沒有能力統治、但是從文化上講跟古老的華夏文明有非常密切親緣關係這些地區統統整合起來。<br><br>第二種解決方法就是梁啓超提出的中華民族概念。中華民族概念是針對中華帝國概念而提出的。它就相當於是奧斯曼主義或者大俄羅斯主義、大德意志主義。為了減少轉型的痛苦，它希望保留大清帝國的現有邊界。但是這個邊界就有一個問題：大清帝國像俄羅斯帝國和土耳其帝國一樣，一方面，它把某些斯拉夫人、奧斯曼人和華夏文明的後裔留在了俄羅斯皇帝、奧斯曼蘇丹和大清皇帝的管轄範圍之外，比如說像是朝鮮、塞爾維亞或者是土庫曼這些人，他們不在帝國的統治範圍之內，但是從文化上和語言上講跟帝國非常親；另一方面，帝國境內又保留了很多從文化上和語言上來講，跟帝國一點都不親，但是實際上根據歷史的原因，確實已經被帝國統治的地區，例如蒙古、滿洲，或者像是波蘭、亞美尼亞這些地區。他們在國際法的意義上講，是屬於大清、大俄羅斯和土耳其帝國的無可爭議的領土，但是從文化角度來講，它跟帝國的主流差異非常大，比起朝鮮或者是土庫曼這樣的境外親邦還要疏遠得多。<br><br>還有第三種解決方法，就是小華夏、小型華夏解釋方法，就是盡可能的把這些有異質性的族群都排除出去，以便減少建國的困難，把華夏解釋為純粹的華夏，把歷史上因為蠻族入侵而遭到污染的那些族群，例如是在清朝和元朝都曾經被中亞遊牧民族帶入的山東士大夫，把他們的華夏資格剝奪，根據華夏文化的狹義理解，只把例如是吳越地區堅持抗清那些士大夫的後裔，或者是廣東地區堅持三合會、三聯會、洪門那種反滿革命的那些族群當作華夏文明的種子，通過這些真正的種子排除那些假冒的種子，建立一個小範圍的共同體。這個小範圍的共同體，因為完全擺脫了帝國的負擔，所以建構起來就會比較容易。這種具有廣東特色或者是具有吳越特色的地方性的皇漢主義，是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個特色。像蔡鍔或者楊度這種人，為了解決這方面的矛盾，就提出用一種聯邦加邦聯的方案，把地方性的共同體建構和帝國性的共同體的建構調和起來。這種建構方式其實就很接近於列寧的蘇維埃聯邦觀念，或者是阿德勒(Victor Adler, 1852~1918)的奧地利聯邦觀念。<br><br>他們的要求就是，像是例如湖南，它可以把中國當作一個大德意志，把湖南當作大德意志中間一個特別上等的邦國，例如普魯士，要未來的湖南共同體的公民體現雙重的愛國主義。一方面他們是湖南的愛國者，一定要強調湖南自從王夫之以來、自從湘軍以來，自從革命復國以來，都在華夏文明和中國這個大共同體之內發揮著特殊的作用。一個驕傲的湖南人，應該可以看出，是他們的武力，從太平天國中間拯救了江浙一帶，他們比華夏其他的邦國都更加驕傲和自豪，更有實行軍國民主義的資格。但是另一方面，他們根據華夏文化的共同性，仍然要提攜其他各邦，建立一個更加廣泛的聯邦國家，就是中華民國，或者是聯省共和國。這種雙重理想，最後產生了1912年憲法所規定的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br><br>但它跟土耳其或者是俄羅斯的類似情況一樣，也沒有真正解決族群的認同分裂問題。後來中國、日本和俄國圍繞滿洲的爭論，圍繞著外蒙古，圍繞著新疆、西藏和其他特殊共同體，應該整合還是獨立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圍繞著這一點展開的。波西米亞人，他在神聖羅馬帝國的時代，臣服神聖羅馬皇帝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普世帝國的統治是流於表面的，它不是排他性的。普世帝國下面容許有各種次級權力實體，因此波西米亞仍然可以有自己的貴族、公國什麼的。外蒙古或者西藏這樣的地方，在大清帝國統治下，也享有類似的權利。大清雖然形式上是的一統，但是不會排除說是，組成大清的各個政治實體，保留有自己的特殊統治形式：外蒙古可以有不同於內蒙古的統治形式；內蒙古可以有不同於十八省的統治形式；十八省內部，那麼各行省和土司和世襲性的封建領地之間，也可以有不同的統治形式；甚至江浙和大運河區的統治形式仍然可以與華北內地區的統治形式有所不同。帝國可以保證內部的多元，因此可以允許這些多元實體的存在而不產生明顯的衝突。<br><br>但是民族國家的建構，它對同質性的要求就要高多了。波西米亞人可以在神聖羅馬帝國內部長期維持一個高度自治的、或者半自治的邦國地位；但是在一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之內，那就容不得這樣的邦國存在了。他們要麼是放棄自己原有的民族特色，融入德意志民族，把自己的語言變成是德意志語言的一種方言；要麼你就是乾脆連德意志帝國這種鬆散的形式也不要，自己建立自己獨特的捷克民族。在神聖羅馬帝國解散和重組的過程中間，日耳曼文化的這些邊緣地帶，都要面臨這樣痛苦的選擇。你必須選擇。你原先的這種自治和半自治的地位不能維持了，你要麼是徹底獨立，另外建立一個新民族；要麼就是放棄自己那些半像民族、半不像民族的特點，索性規劃為德意志民族。<br><br>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土耳其和俄羅斯帝國的邊區。對於愛沙尼亞這樣歐洲化非常強烈的民族還不是問題，他可以接著說他一直是歐洲人。對於烏克蘭這樣的群體來說，它就很難說它到底是跟俄羅斯比較親呢還是跟歐洲比較親。對於希臘人來說，它也許可以說它是比較接近於歐洲的；但是對於保加利亞人或者像敘利亞人來說的話，他到底是更接近於歐洲還是更接近於土耳其，就很難說了。對於華夏來說，你也可以說是，儘管小華夏的核心是在吳越或者是粵東，但是湖廣或者是四川明顯是更接近於這個傳統的。但是西藏和蒙古，到底是更接近於華夏的傳統呢，還是更接近於內亞的傳統？這同樣也是一件很難說的問題。這些邊緣的群體必須面臨著長期的猶豫，在各種相互矛盾的建國理想之間相互折騰和掙扎。<br><br>在這個過程中，你很難說，選擇哪一種途徑就是真正的愛國者，選擇另一種途徑就是賣國賊。你就很難說是，你想，對於蒙古人來說的話，他到底是堅決跟著蔣介石走，把蒙古民族變成是大中華民族的一個宗族算是正確呢；還是跟著德王走，堅持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大蒙古民族國家對呢；還是跟著蘇聯走或者是日本走，把蒙古變成是蘇聯勢力範圍或者日本大東亞共榮體系中的一個成員來的合適呢？每一條路線都是有優有劣的。像德王所主張的那種大蒙古，它能夠最大限度的維護成吉思汗的遺產，把泛蒙古地區所有講蒙古語言、具有遊牧生活方式的民族整合起來，看起來是非常美好的，但它要跨越中國、俄國和日本所構成的各個勢力範圍的邊界，不可能不引起重大的戰爭。表面上看是為了蒙古民族好，但是在這個戰爭的過程中，蒙古民族必定會遭到十分重大的損失。所以實際上很可能反而是害了蒙古民族。<br><br>如果你按照呼倫貝爾那些東蒙王公的理想來說的話，他們可以整合進入日本人所主持的大東亞共榮圈去。由於日本是這個地區經濟最發達、政治最文明的政治實體，你跟著日本人走，可以說比跟著蘇聯人和跟著國民政府走：一方面是經濟上的待遇更好一些，發展的機會更好一些，你可以很快的跟著日本人投資和工業建設，迅速的進入近代社會；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也比較寬和一些，它雖然不是完全不搞鎮壓，但它的鎮壓程度和歧視程度都比國民政府和蘇聯要輕微得多。蒙古貴族在它的統治之下，能夠比較多的維護自己的傳統特權，而普通蒙古民眾所經受的革命和重復的折騰也要稍微少一些。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都是很明顯的。但是順著這條道路上發展下去，很可能一個完全獨立的蒙古國家都沒辦法存在，你頂多能夠存在幾個具有蒙古地方特色的自治區。<br><br>如果你根據蘇聯那種建構，就是以外蒙古這個小小的邊區建立一個純粹的蒙古國家，而蒙漢雜居的內蒙古整個放出去給中國，或者是蒙古人、朝鮮人和日本人雜居的東蒙完全放棄給日本。這樣的好處就是，你製造出來的共同體比較同質化，而民族國家建構的首要條件就是要同質化。同質化的程度越高，民族國家的建構就越順利。但這樣做就付出了重大代價。大多數蒙古人是居住在蒙漢雜居的內蒙古和東蒙地區的，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蒙古人是居住在外蒙古。外蒙古雖然是蒙古民族比較集中和純粹的地區，但是按照這種集中和純粹的方式來建國的話，那麼你等於是把許多蒙古人拋棄在了境外。而俄羅斯人和土耳其人接受了小土耳其和小俄羅斯的概念以後，也不可避免的面臨這樣的痛苦。它不得不不斷的抗議，俄羅斯人有很多人留在了獨立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他們要抱怨這些國家對俄語採取種種歧視性的措施。有很多俄羅斯人留在了克里米亞，另一些俄羅斯人留在了哈薩克，他們不斷的抱怨說是要求回歸祖國。<br><br>希特勒之所以能夠得勢，原因在於哪裡？就是因為有許多原來是日耳曼人、但是談不上是德意志人的族群，留在了德意志的邊境之外。這種做法你不能說是侵略或者不是侵略，因為在中古的政治倫理中，在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倫理中間，族群和統治權力本來就是分離的，但是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間，國民共同體就要求族群文化、語言和國家建構的合一性。那麼，留在波蘭的日耳曼人怎麼樣呢？如果德國人不管他們的話，他們就要被波蘭當局強迫著學波蘭語，最後漸漸忘記自己是日耳曼人的子孫，自己變成波蘭人了。日耳曼人應該容忍這些事情嗎？他們留在蘇台德的這些日耳曼人是不是將來也應該學捷克語，把自己當作斯拉夫人的後代？

如果說波蘭人和捷克人歷史上講是比德國人更強大和更繁榮的國度，這樣的同化還比較好說，因為已經有很多日耳曼人移民到美國去，被同化為美國人，沒有引起重大的爭議，因為大家都覺得進入了美國，一方面你是自由平等的美國公民，另一方面你是進入了一個更發達更繁榮也更自由平等的地方，等於是你升了一級。升級的同化是沒有多少人反對的，但是降級的同化就有很多人反對了。日耳曼人如果說，同化為美國人大家心服口服，甚至是阿爾薩斯人和洛林人同化為法國人，也勉強可以心服口服；但是要我同化為波蘭人或者捷克人就太難忍受了，因為歷史上講，波蘭人和捷克人一直是沒有日耳曼人繁榮，沒有日耳曼人強大，各方面都不如你的族群，你要這樣同化，那你會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希特勒之所以要發動戰爭，而戰爭之所以不可避免，也是有它的必然性的。<br><br>而戰爭的解決方式也是非常殘酷的，就是說，要強迫各民族根據它實際邊界的分布，原先居住在東歐國家的日耳曼人必須強制的遷回本國，他們在蘇台德、在西里西亞、在東普魯士的祖烈就被徹底掃清了。哪怕在非日耳曼人的地方，比如像在波蘭和烏克蘭這些地方，也必須進行大規模的邊界調整：住在邊界東邊的波蘭人，必須背井離鄉的回到西部的波蘭；住在邊界西部的烏克蘭人，也必須背井離鄉的回到東邊的蘇聯。希臘人和土耳其人能夠解決他們的長期問題，最後也還是依靠種族清洗。通過戰爭的方式，小亞細亞的希臘人背井離鄉的逃到希臘，而居住在伊庇魯斯的土耳其人也必須背井離鄉的逃回土耳其的。不要說別的，凱末爾本人和他周圍的青年土耳其黨的核心軍官，他們大部分並不是出生在安納托利亞，而是出生在色雷斯、出生在亞德里亞堡這些地區，這些地區的大部分都被划給了希臘，他們自己就是流亡者。而希臘也同樣的接納了伊茲密爾和其他傳統上屬於希臘城邦的地區。民族國家的模式被接受了以後，以後每一次同化邊緣都要面臨著類似的慘劇。最近的慘劇就是波斯尼亞的問題。波斯尼亞必須得瓦解成為塞族共和國、穆族共和國和克羅地亞族共和國，然後原先的雜居，因為住在邊界錯誤一邊的居民必須遭到強制的清洗或者主動移民，才能夠造成一個比較純粹的共同體。這就是製造國民共同體所必然會帶來的副產物。<br><br>像是中國在清末民初以來，就要面臨著這樣的同樣殘酷而痛苦的選擇。在它的邊界上，在它的雜居地區，像插花一樣嵌入當地主流民族中間的少數族群。甚至這個插花也可能是雙重插花：例如內蒙的某些蒙古人可能是在漢族的多數派的包圍之下；但它的內部，又可能有一些回民的更少數派，插入他們中間。這樣一層一層的嵌套結構，將來應該怎麼樣處理呢？稍微一個處理不當的話，就只有依靠大屠殺的方式來解決了。但是敷衍了事的方法則很可能只是把憂患留給未來，就是說是，你終歸還是沒有辦法建立現代社會處於主流地位的民族國家模式。不管你怎麼樣折騰，建立起來的東西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帝國的痕跡在裡面，它多多少少都是繼承了大清這種天下國家的理念，因此你必須製造出雙重民族主義的概念，試圖將地方性的效忠、族群性的效忠、文化性的牽引力和政治性的效忠打散、混合起來，構成一種很模糊的狀態。而這種模糊的狀態導致了權利和義務都沒辦法兌現，共同體的憲制、界限沒有辦法完整。<br><br>我們要懂得，所謂的民主，實際上是在民族國家建立以後才實施的，因為國家建構最核心的就是一個主權者問題。什麼叫民主？民主是附屬於國民而來的概念。如果統治的形式是帝國的形式，那麼統治精英顯然是一個跨國的少數群體，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民主。大清帝國如果實行民主那怎麼能行呢？那麼這個民主是蒙古人的民主、滿洲人的民主，還是江南士大夫的民主，還是山越人、苗瑤人這些族群的民主？共同的意志是怎麼可能形成的呢？不同的異質性的居民必然會產生出他們自己的不同的代理人，而這些代理人或者精英階級在經過這樣的公議整合以後，就很難維持一個國際主義的整合。神聖羅馬帝國要存在，我們必須說是，我們完全不講語言和風俗的差異，本著拉丁語，本著基督教的信仰，本著這兩種跨國的元素，組織一個超國民共同體。大清帝國或者是中華帝國如果要存在的話，那麼我們必鬚根據國際主義的儒家思想或者是方塊字這樣超越方言和語言共同體的認同，把我們組織成一個國際性的士大夫精英階級。這個士大夫精英階級並不特別認同於某一個地方，而是抽象的效忠於某個共同的皇帝和我們共同的孔子思想，用這種方法把各地整合起來。<br><br>這種整合的前提，就像我剛才講的，它是一種帝國式的整合。它能夠維持的前提條件就是，精英實行橫向的整合，同時把縱向的整合的渠道切斷，把草根階級永遠保持在草根階級。一旦草根階級開始參政，這種整合方式就完全維持不下去了。因為草根崛起和參政的時間表是參差不齊的。例如是，波西米亞人覺醒的時間表，就要比保加利亞人和斯洛伐克人要早得多。首先覺醒的那些地區，不可避免的要發現他自己的特殊性，他感情上就不願意跟比較落後的族群聯繫在一起或者同化在一起。要同化只能向上的同化，很難向下同化。具體的說就是，比如說，上海人如果到了美國的話，那就像是日耳曼人遷移到美國一樣，他很容易同化到美國當中去，因為對於他來說只是遷移。但是上海人如果支邊到了新疆的話，你要想讓他改信伊斯蘭教，把自己變成哈薩克人或維吾爾人，那他絕對會認為這是對他的嚴重侮辱，絕對侵犯他的權利。他肯定像是文革後的下鄉知青一樣，不顧死活的，要麼讓我回到上海，要麼讓我雖然留在新疆，但是我一定要堅持我的特殊文化認同，我絕對不可能去講少數民族的語言，融入少數民族。這個道理其實就跟但澤的德國人絕對不願意融入波蘭，而紐約的德國人卻很願意融入美國的道理是一模一樣的。這差不多是一個普遍性的自然規律。你無論給予任何政策上的優惠或者政策上的調整，都改變不了這種與階級結構相聯繫在一起的族群認同。<br><br>族群認同一旦跟經濟和政治利益和階級結構聯繫在一起，就會非常難以打破。你要想讓上海人或者哪怕是蘇州人，跟河南或者是安徽的流民發展出一種共同的認同，這就已經是極其困難了；你再讓他跟蒙古人或者是穆斯林或者是藏族人再搞一個認同，這個困難很可能就要加倍。假如一個國家的疆土過於廣闊，像日耳曼或者是土耳其，或者像俄羅斯一樣，它既有面對歐洲的先進部分，又有深入亞洲內地的落後部分，那麼僅僅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時間表不同，就足以使處於發展不同層次的各個族群產生出自己的特殊意識來。<br><br>波西米亞人為什麼要忘記自己是斯拉夫人，不承認自己是日耳曼人？因為波西米亞是中歐最早的工業化地區，它比奧地利的農業區要富裕，比匈牙利的農業地區要富裕。它不可避免要覺得，波西米亞的居民就算是在過去曾經是斯拉夫人，或者曾經是奧地利帝國的一部分，就憑波西米亞是中歐的工廠這一個事實，它獨立以後完全可以建立一個西歐式的工業化的民族國家，而其他國家則還沒有這樣的條件。就算是獨立出來了以後，也頂多可能建立起軍事獨裁者統治，或者是保守的君主國，或者是其他比較落後的政治形式。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使波西米亞的精英發明出捷克民族的概念，流亡到巴黎，依靠英國和法國的支持，把波西米亞從哈布斯堡帝國中划出來，把它從斯拉夫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中間分割出來，建立自己獨立的群體。而當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進一步波動，進一步向內部深化的時候，匈牙利人又要覺得，我比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要先進；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就覺得，我應該比希臘人和土耳其人要先進得多。<br><br>南斯拉夫之所以解體，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比較德國化和歐洲化的斯洛文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覺得自己跟比較亞洲化的東正教塞爾維亞人很難合在一起，他們覺得這些人是亞洲人，而我們是歐洲比較先進的族群，十分希望自己能夠併入歐洲，而把那些比較落後的、難以併入歐洲的族群甩在一邊。而烏克蘭的分裂歸根結底也就是因為，烏克蘭西部的人覺得，我跟波蘭和歐洲很接近，如果順著我們的道路走，我們可以跟著波蘭人的腳步加入歐洲；而東部的人跟俄羅斯近，跟亞洲比較近，它要加入歐洲，受前蘇聯的帝國傳統影響比較多，那麼它的包袱比較重，它要加入歐洲應該是沒有希望的。最後的結果就是大家分割開來，能夠加入歐洲的地方自己去加入；不能加入歐洲那部分在俄羅斯的壓力之下，暫時跟俄國混在一起。<br><br>但是你不要忘記，俄羅斯本身的帝國結構也不是如此強大。不要說別的，聖彼得堡和列寧格勒，它就始終是對莫斯科和亞洲內地不服氣。聖彼得堡跟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一樣，他也覺得他自己是歐洲人，他覺得他留在俄羅斯境內是自己白白耽誤前途。但是新西伯利亞就肯定沒有這樣的觀念，喀山肯定就沒有這樣的觀念。俄羅斯順著它自己親歐洲和親亞洲的不同層次，順著自己受歐洲影響比較大的地區和穆斯林影響比較大的地區，自然而然的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認同驅動：比較親歐洲的地方，也就是自由派比較強大的地方；比較親亞洲的地方，穆斯林移民比較多的地方，那麼它就是歐亞主義比較盛行的地方；而核心地方則可能是東正教和原有的大俄羅斯主義比較盛行的地方。<br><br>過去俄羅斯的三種路徑，即使在蘇聯解體之後，在目前的俄羅斯仍然存在，而普京政府在整合方面同樣面臨著極大的困難。例如梅德韋傑夫周圍的人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葉利欽時代留下來的俄羅斯內部的歐洲道路派的後裔，他們至少可以抱有希望，在梅德韋傑夫的保護之下，等到普京退了以後，他們可以重新把俄羅斯領向歐洲道路。像索爾仁尼琴那種人，他明顯就是所謂東正教和大俄羅斯派：一方面他主張堅決的要把伊斯蘭教地區趕出去，要允許歐洲化的愛沙尼亞和波蘭自己獨立出去；但是也同樣堅決的要求，把同樣屬於斯拉夫的東正教傳統中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留下。同時普京本人和他現在的顧問，主要是歐亞主義者，他們要求說，俄羅斯既是歐洲的、又是亞洲的，用這種方式保留住車臣、高加索和中亞留下的大批帝國遺產。如果不考慮歐亞主義因素的話，就很難說俄羅斯作為一個地跨歐亞的超級國家的版圖能不能夠維持下來的問題。<br><br>我們瞭解這樣的思想背景，然後再回過頭來考慮中國近代史的問題，就要明白，所謂的帝國主義侵略，或者說是什麼國恥教育給你樹立的這個歷史框架是有嚴重問題的。實際上，不僅是中國，也包括韓國、日本，包括蒙古，包括越南、東南亞的各個族群和居民，在二十世紀以來，它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背景，就是，在以西方為中心，逐步擴散到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的國民共同體建構這個浪潮來到遠東的情況之下，遠東的居民和各族群應該怎樣選擇自己的身份，應該怎樣產生自己的政治共同體形式。<br><br>比較單純的小國在這方面反倒比較簡單，例如像是韓國。韓國就佔了一個小國的便宜，它沒有帝國的負擔，它一旦脫離了大清和日本的干涉，它就可以乾脆的說，把以前的李氏朝鮮、王氏高麗，甚至是很難說是現在朝鮮始祖的高句麗都算是自己的祖先，然後編造出自己的民族神話，產生自己的檀君神話和其他神話，然後宣佈，它自己是一個單質性的國民共同體。從種族、歷史和文化來講，這其實不是真的。因為朝鮮北部的朝鮮王國有濃厚的通古斯血統，跟中原王朝的關係比較緊密；南部的三韓跟日本的關係比較緊密。血統也有很大的差別。你要真從基因角度來看的話，那你也可以說，韓國其實也不是什麼單一種族國家。但是，韓國不是單一種族國家，但它是單一民族國家。種族是天然形成的自然因素，但是民族是人為建構的產物。你只要所有的韓國人都認同於韓國，產生強烈的認同，把中國和日本對它的壓抑轉化為認同的基礎，通過共同的教育和共同的文化把他們團結起來，發明出一套共同的歷史，讓他們統統相信，至少是假裝相信他們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歷史。那麼發明韓國民族的問題就清楚的解決了。儘管朝鮮半島北部和南部的居民其實仍然是差異很大的，但是就因為它人口比較少，地域比較小，同時在國際社會中的處境比較單純，它這個發明民族的過程就會顯得難度非常之低，至少比起繼承了大清這個奧斯曼式遺產的龐然大物的中國要簡單得多。<br><br>日本的問題也比較簡單。它在仍然染指亞洲大陸、企圖建立泛亞主義國際體系的時候，問題非常大。日本對亞洲大陸，照中國和韓國的說法是侵略，但照日本的做法來說，它等於是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壓力之下，亞洲國家已經紛紛倒下，只有唯一的日本能夠站得住腳，所以日本是出於理想主義，出於提攜小兄弟的理想，盡可能把日本已經行之有效的明治維新經驗普及到亞洲大陸，讓亞洲大陸在日本的領導和保護之下，能夠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帝國主義的新路，解放亞洲的各民族。日本人發揮的是一個老大哥的帶頭作用，或者說這是一種泛亞主義的國際體系。他們希望能夠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外，能夠建立一種不同於西方道路的東亞國際體系道路。這就是日本深入亞洲大陸的基本原因。從他的角度來看，滿洲國也好，蒙古國也好，都是那種比較符合日本人建構理想，他們願意支持追隨日本人，跟隨明治維新的道路，跟著日本去對抗西方；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則非常糟糕，背叛了黃種人的共同理想，跟著西方國家去打日本，結果斷送了亞洲人從西方國際體系中得到解放的最後機會。<br><br>順便說一句，俄羅斯人就是這麼看波蘭人。像普希金就是這樣的人，波蘭獨立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就痛罵波蘭人是斯拉夫人的叛徒。因為情況很明顯，世界上的強勢文化是歐洲文化，東方，日耳曼人已經完全抵抗不住歐洲文化的侵略了，只有俄羅斯人才能站得住腳。斯拉夫人如果不倒下去，只有依靠俄羅斯人。而波蘭人他明明是斯拉夫人，卻偏偏接受了歐洲文化，當歐洲人的走狗，做斯拉夫人的叛徒，跟俄羅斯人作對，這不是叛徒是什麼呢？德國人看待波西米亞人，土耳其人看待亞美尼亞人，也是這樣看待的。<br><br>這種做法到底是誰對呢？你說到底波蘭人是斯拉夫人的奸細，這就好像說是德王和川島芳子是漢奸一樣。但是波蘭人完全可以說，他們自己那些獨立運動的領袖人物才是他們真正的民族英雄，跟著俄羅斯人走的那批精英分子是背叛波蘭民族主義的賣國的漢奸。到底誰對誰錯？如果你是一個火星人的話，我想你肯定得不出個結論來說到底是誰對誰錯，你只能說雙方都有道理。如果波蘭這個獨立民族最終建立起來了，那你就可以確定的說，畢蘇斯基或者是柯斯丘什科這樣的反對俄國、支持波蘭的是民族英雄；主張波蘭同化於俄羅斯、建立斯拉夫共同體的這些波蘭精英，包括他們的國王本身都是波蘭的叛徒。但是如果波蘭失敗了呢，被俄羅斯和蘇聯征服了呢？那麼是非就得反過來。他們是不是也就像是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一樣，說是畢蘇斯基和特勞古特(Romuald Traugutt)這種人，就相當於德王和川島芳子一樣，是大斯拉夫民族的叛徒和斯拉夫奸細，把斯拉夫民族出賣給西方。這一點是完全沒有辦法判斷的。如果你採取了某種判斷，那實際上就說明是，你已經有了一種認同，你選擇了立場，你的立場確定了你的判斷。但是如果你不是屬於衝突中任何一方的話，要製造出一個完全準確和公正的判斷，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br><br>東亞的民族建構，在整個二十世紀，始終是通過流血衝突的方式不斷的展開，到目前還沒有完全解決。沒有完全解決的原因也跟俄羅斯沒有完全解決，而德國人和土耳其人接近於解決的方式差不多。德國人和土耳其人，他已經是處在一個小德意志和小土耳其完全勝利的局面：在境外的德國人和土耳其人基本上不存在了；邊界上那些認同模糊的地方，像波西米亞這些地方，已經確立了新的認同。而在俄羅斯、伊朗和中國這樣的地方，這樣的認同劃界仍然還不清楚。像韓國和日本，在古代華夏文明和帝國邊緣的地區，它已經明確了自己的獨立認同。我們可以說在漢代的時候，華夏文明毫無疑問是包括日本的。日本的親魏倭王之類的，其他什麼國王或者酋長，在按照漢朝或者是魏晉的標準來看，甚至是按照六朝、宋齊梁陳的標準來看，他們就是中原王朝 — — 是洛陽王朝或者建康王朝的藩屬國。它們的地位跟這些王朝的邊境是沒有重大區別的。像朝鮮、韓國這樣的地方，如果我們按照大唐的標準來看，它毫無疑問是華夏文明的一員。儘管突厥和中亞可能是內亞居民或者是印度居民的一部分，但是韓國、暹羅毫無疑問是屬於華夏文明的一部分。直到明朝的時候，它也可以說是，李氏朝鮮是華夏文明的一部分。但是現在，日本和韓國都毫無疑問的要發明自己歷史，重構自己的國民共同體。同樣的情況，通過殖民主義，也發生在越南。但是邊界的曖昧地區仍然處在妾身未分明的地步。<br><br>梁啓超的理想通過很吊詭的方式體現在現在。儘管梁啓超的理想是為大清設計的，國民黨在革命時期曾經堅決反對它，要求把長城以北的各個族群趕出去；共產黨在革命的時候也堅決反對它，堅決要求按照蘇聯的方式使各民族和各族群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或者加盟共和國。像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同情地方性獨立運動的先驅者，他還在年輕的時候，就一再的支持上海、湖南的聯省自治，支持台灣人建立自己的台灣民族和台灣共和國，支持西藏建立自己的獨立政府，支持外蒙古建立自己的獨立政府。基本上當時在中國境內出現的大多數爭取獨立的傾向都曾經得到過他的支持。但是他在上台以後，也就重新玩兒起了梁啓超為大清帝國轉型設計的中華民族的衣鉢，實行一種非常類似於奧斯曼主義的中華民族建構。<br><br>這個建構延伸到現在，就體現於我們教科書的國恥教育和中華民族的愛國教育。這種愛國教育的產生的問題在哪裡呢？就是說，它不可避免的像大俄羅斯主義、大德意志主義和奧斯曼主義一樣，使中國將來很難融入國際秩序當中，因為這個體系它容納了太多異質性的團體，它很難建立一個均質化的國民團體。由於均質化的國民團體難產，因此它也就沒有辦法通過國民團體的建構實現民主化。大俄羅斯主義的最大尷尬是什麼？你一旦實現民主化，你沒有搞出一個自由民主的大俄羅斯共和國，反倒首先搞出了一個愛沙尼亞獨立運動、格魯吉亞獨立運動，或者諸如此類的運動。而且更加尷尬情況就是，你發現愛沙尼亞如果獨立了，它建立的民主體制比你在莫斯科建立的民主體制要優質得多，因為他們更接近於歐洲文化。土耳其要實行民主化，那麼它就肯定會尷尬的發現，克羅地亞或者是特蘭西法尼亞這些居民，如果獨立出去加入歐洲，建立的民主體系比你在土耳其本土建立的民主體系更好。中國一旦面臨民主化的問題，那你還沒有面臨民主化問題就可以看到了，在香港和台灣這些局部地區實行民主化的成績比你要好。但實行民主化的同時，也就自動的產生了國民共同體構建的理由。當地的居民在爭取民主的同時，也就自動的形成了一個秘密共同體的概念，要求建立香港和台灣的特殊的國民團體。而他們要重新發明的這個國民團體，跟梁啓超所發明的中華民族是無法重合的。你如果真的要實現全國的民主，那麼同樣的情況也肯定會出現在新疆、西藏，甚至可能會出現在廣東、東北這樣的地方。<br><br>這些地方即使是現在還沒有明確的地方性認同，一旦實行民主化以後，只要是出現政治經濟演變的速度參差，那麼這個利益差異就迅速轉變為認同差異。例如你在駐馬店搞民主成績很差，但在台灣搞民主成績就很好。那麼台灣和香港已經建立起來的這些自治政府就會自然而然的像波西米亞和愛沙尼亞的自治政府一樣，它覺得與其留在莫斯科或者是維也納的帝國內部，讓你們這些落後的地區拖後腿，它還不如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小邦，直接跟美國和日本建立聯盟，對它來說還更加有利一些。如果將來實行民主的過程中間，上海或者寧波的自治政府會發現，他們這個單獨的自治政府會像是新加坡和香港一樣，通過自己的財政，能夠過上接近於歐洲水平的優質生活；而一旦跟駐馬店或者是跟四川聯合在一起，它就必須拿出大筆的金錢去支持這些內地的窮省，而且這個支持還不知道要到猴年馬月呢。愛沙尼亞人如果留在蘇聯，可能他們直到今天都沒辦法加入歐盟，他們很可能會被新西伯利亞或者哈薩克拖低；而一旦脫離了蘇聯，他們就可以迅速進入歐洲，把自己拉升到接近於德國和芬蘭的水平上。這兩條路徑誰優誰劣，利益關係是非常明顯的。<br><br>只要你仍然維持一個超民族的帝國體系，這個矛盾可以繼續壓下去；但是你一旦實行民主，那你就要涉及一個國民共同體構建的問題。民主的核心就是主權者的構建，首先要有人民才有民主。但是誰是人民呢？只有極少數得天獨厚的國家，像美國，才會有一個天然的優勢，它的國民構建是出於歷史的特殊原因，是很容易的。但是即使是美國，它也有它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問題，只是這個問題比較邊緣，所以不大突出，影響不大，不會影響他們的主流政治傳統的構建。但是對於像奧斯曼和波斯和中國這樣的地區，這個矛盾就會強大到難以克服的局面。一旦你實行民主，各個地區根據它自己發展程度的差距和必然會出現的自制能力相差很大的情況。自治能力強、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不可避免的要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過一、兩代人的時間，能足夠培養出自己的特殊認同，然後，你原有的帝國結構是維持還是不維持？<br><br>如果要強制維持，你肯定要損害這些先進地區的發展；如果不強制維持的話，那你就要面臨一個普京式的難堪局面：願意留在你這一邊的人，基本上就是原有帝國的落後地區，先進地區一個個都向外跑。你讓他們跑了，那你就沒辦法維持落後地區。分裂出去的這些小邦，不可能實現一個統一的帝國復興夢，它們肯定會分別以西化的小邦的方式，加入西方已經存在的國際體系。那麼，你從清朝末年張之洞和梁啓超的時代，通過蔣介石和戴季陶的時代，構築的這個在西方侵略之下東方文明暫時受到挫折但是終會復興的這整個夢想，注定是要完全落空的。如果你按照常規程序推動民主的話，這樣的結局不可避免的將會出現。如果你要鎖定路徑、避免這種結局出現的話，那你就要面臨很尷尬的情況，就是說，你將不得不利用落後地區的力量來羈絆先進地區，把大家都統統拖到一個比較落後的水平上。這樣做你雖然能夠避免先進地區的脫離，但是由於你整體上講，是用落後地區的規範和文化來逆向規訓先進地區，不可避免的會把整體文化都拖進去。<br><br>這種局面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尼德蘭在過去的中世紀是一個帝國之下的半獨立的政權的情況下，安特衛普是比阿姆斯特丹更發達的地區。但是在西班牙政權加強它的中央集權的情況下，低地國家原來的半獨立、半自治各邦，就要面臨選擇了：要麼呢，你留在帝國體系之內，喪失你原有的自治權，在喪失自治權的同時，你不可避免的就喪失了你的資本主義萌芽和經濟上的先進性，最後被拖低到跟西班牙內地差不多的水平上；如果你要避免這種被拖累的效應，那你就像荷蘭一樣乾脆獨立出去，把半獨立變成完全的獨立，這樣一來你就可以變成阿姆斯特丹，繼續發展你的資本主義，變成一個具有經濟上和政治上都非常先進的小邦。尼德蘭南部和北部各自做出了選擇 — — 說「做出了選擇」其實是錯誤的，因為他們的選擇有一部分是由於地緣形勢和國際形勢做出的，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不是說你想選擇什麼就選擇什麼。但是造成的結果就是，因為南方的安特衛普最後落到了中央集權的絕對君主國的手中，它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城邦自治都慢慢的被消滅了。安特衛普在半獨立時期是歐洲的經濟中心，但是在最後被哈布斯堡王朝整合以後，逐漸的退化成為一個落後的天主教地區；而阿姆斯特丹原先並不是一個先進的發達地區，但在獨立以後，吸引了安特衛普流出的資本和難民和人才，最後變成一個自治城邦結構，成立了荷蘭共和國，變成了現在資本主義的國家。<br><br>這兩種選擇哪一種更有利？這主要是你價值觀的問題。我想，如果你的價值觀跟近代以來漢語世界推行的主流價值觀差不多，就是電影黃飛鴻、霍元甲這些武俠片灌輸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是一個，中華民族要崛起的話，你就應該選擇安特衛普的道路，跟歐洲大陸的帝國結合在一起，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帝國，使這個帝國足以抵抗英國和荷蘭所建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海上文明，當然這樣做你也就選擇了落後的道路。或者呢，你就選擇阿姆斯特丹那種道路，這就是意味著，你把中華民族要崛起、蔣介石的理想、梁啓超的理想完全拋棄到一邊，而以重新的理解方式去看待德王，去看待滿洲國，看待李登輝和陳水扁這種人，把他們的做法看成是一種按照荷蘭方式或者按照愛沙尼亞方式在東亞建立資本主義新國家體系的一種努力。按照這種方式努力，你很可能，至少是在東亞的沿海地區建立一系列類似新加坡和香港的城市國家，或者建立一系列類似於荷蘭和愛沙尼亞的小型的資本主義國民共同體。但這樣做你也要面臨選擇，你這樣做肯定就會最終摧毀了大清留下的帝國遺產，讓這個帝國遺產復活最後的機會消滅，讓曾經有可能存在的中華民族像大俄羅斯民族和大奧斯曼民族一樣，永遠的變成歷史上的南柯一夢。而新建立起的這些邦國，無論它們內部多麼發達和先進和民主，歸根結底，它們只能是西方國際體系中的一個附屬。波蘭永遠不會取代美國成為國際體系中心的。但它如果變成斯拉夫帝國的一部分，這個總體性的、包括波蘭和俄羅斯在內的斯拉夫帝國，說不定能夠變成美國的匹敵。<br><br>具體怎麼選擇，那是很難說的事情。但是無論你選擇哪一條道路，你都需要損失一部分有利因素，去換取另一部分有利因素。天下就從來沒有哪一條道路能讓你把所有便宜都佔到了：它不可能讓你既像荷蘭和新加坡一樣享受資本主義的自由治理和繁榮；又像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一樣，享受廣土眾民的帝國普世主義的強大。你總得在兩者之間選擇其一。如果你夢想像英國和美國一樣，我既是威震世界的巨大帝國，又是自由邦，那麼我可以準確的說，這條道路不存在。就算它曾經存在過，因為這樣的生態位在歷史的黎明時期，在資本主義產生的那個關鍵性的窗口期，已經被英語民族佔領了。所以英語民族能夠既在本國建立自由體制，又能夠在海外實行帝國權力。而後發的挑戰者國家，則不可能兩者兼得：要麼你模仿英美建立資本主義小國，你自己就變成英美建立的國際體系的附庸部分；如果你想挑戰，建立競爭性的國際體系，那麼你建立出來的必然是一個以大陸體系為基礎，是一個跨民族、超民族、以官僚專制主義為基礎的整合體系。這種體系不可避免的使依附這個體系的所有居民都享受不到資本主義意義上的自治和自由。<br><br>從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來看，國民共同體和民族發明的過程，基本上是圍繞著英美為核心的這個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和延伸的不同層次，把發展不同層次的居民 — — 較高層次和較低層次的其他居民區別開來的手段，用這種手段建立起來的小共同體，能夠準確的體現這些居民距離資本主義核心地帶的不同層次。而一個大帝國，可以通過它專制的平等來打破這些層次，以向下拉平的方式打破這些層次的差別，把本來已經建立的這些小共同體重新整合成為一個帝國。但這個帝國，也必須付出它的代價。沒有不付出代價的道路。關鍵在於你付出了你的代價之後，你不能夠走在一條路上，同時又嚮往能夠得到另一條道路的好處。<br><br>例如，具體的說就是像上海這樣的地方，你不能一方面看著大閱兵，享受著大國復興的夢想；另一方面又覺得上海人應該像新加坡人或者香港人那樣，把上海人的錢留下來給上海自己用，把安徽和河南的那些難民統統給我趕出去。你排除不了山東、河南和安徽的難民，這就是你享受大閱兵和大中華民族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香港，你如果選擇新加坡那種道路，你是可以把這些人趕出去，就像是新加坡人把馬來西亞或者是印度尼西亞的穆斯林趕出去，但是你也就不要再做你帝國的美夢了。無論如何，你還應該感到幸運，因為你至少還有選擇的機會。有很多地方，我想，比如說像駐馬店或者像是蘭州這種地方，連這樣的選擇的機會它都沒有。謝謝。

提問人A：第一，拉美在西班牙殖民者來臨之後，基本上都是西班牙人，為何最後卻分成了十幾個國家？第二，王船山的思想中好像有一種原生的種族主義色彩，他的思想在當時是否是主流？西方的民族主義在晚清進入中國後，與這種原生的種族主義是如何銜接的？<br><br>劉仲敬：拉丁美洲，它在殖民主義時代繼承的是西班牙王室實行的帝國結構。也就是說，西班牙王室在征服了阿茲特克和印加兩個帝國以後，它把這些帝國作為一種附屬於西班牙王國的帝國來統治。墨西哥城有一位總督，它的頭銜是副王，也就是國王的代理人，他的爵位是親王，繼承了阿茲特克的領地。在新格蘭納達，就是南美的北部，就相當於後來大哥倫比亞共和國的那個地區，設置了另外一個副王。它這個副王體制的意義就是，它不採取英國人在北美所設計的那種自治社團體制，而是沿襲了帝國和吏治國家的統治方式。拉丁美洲在獨立以後，一開始的時候是順著殖民主義的邊界劃分所設計的，所以它就產生了墨西哥帝國和大哥倫比亞這樣的超級國家。墨西哥帝國的邊界不僅包括現在的墨西哥，而是一直延續到哥斯達黎加和巴拿馬的邊境上面。中美洲的小國當時就屬於墨西哥帝國的。而玻利瓦爾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也是繼承了西班牙過去新格林納達的整個總督轄區。<br><br>按道理說是，如果大民族主義，相當於是大德意志主義或者中華民族這樣的建構是能夠行得通的話，那麼我們就得說，沒有理由不形成一個大的墨西哥民族或者大哥倫比亞民族。因為他們形成民族的基礎，至少是像中華民族一樣。他們全都是天主教徒，他們全都是西班牙人的直系或者旁系的後裔，只有一些需要同化的種族，但是按照人口比例來說的話，也不見得比漢族在江南地區所需要同化的粵語人口或者其他什麼的要多。而且這些原住民的文化比較簡陋，完全沒有辦法跟歐洲的天主教強勢文化相比，似乎完全可以把他們吸收進來，建立一個大民族，而不應該分裂出來，建立一些按照地方性邊界建立出來的小民族。像巴拿馬共和國和哥斯達黎加這樣的小國獨立，對於它們來說的意義，就等於是湖南共和國或者雲南共和國從中華民國中間獨立出來一樣的道理。<br><br>開始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什麼精英階級考慮這樣的問題。後來之所以搞成分裂狀態，是由於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出現了，就是說是，地方性的精英階級，儘管他們在文化上面還同樣是西班牙天主教徒，甚至也沒有獨立的願望，但是就是因為是爭奪事實權力的緣故，你上台就沒有我的位置，玻利瓦爾看中的胡亞雷斯這樣的繼承人本身站不住腳，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其他地區都不斷的發生軍事政變。地方上的軍人和紳士結合了起來，搶奪了很多政權，形成了事實上的割據狀態。事實上的割據狀態並不代表當地的精英有強烈的獨立慾望，他們實際上像是湖南軍閥或者廣東軍閥一樣，他事實上要割據，把湖南和廣東的錢和軍隊握到自己手裡面，但是從理論上來講，他並不想脫離中華民國而獨立。玻利瓦爾辭職以後，他留下的大哥倫比亞的那個狀態就是這樣的，各地軍閥各立山頭，各自為政，但是他們沒有哪一個人想要把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廢掉。<br><br>但是這只是最初階段。經過後來幾十年的博弈，各路軍閥就發現是誰也吃不掉誰了，而且各路軍閥在地方上的統治也漸漸趨於穩定。委內瑞拉的軍閥跟當地的土豪和紳士之間，漸漸形成了財政上的合作體制，由我出錢養你的軍隊，這種體制漸漸的結合起來以後，他們就越來越不願意跟其他地區的紳士和軍人分享他們的權力。最後在事實上的邊界足夠穩定以後，大家已經慢慢的相互承認了。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漸漸這樣分離出來了。根據同樣差不多的程序，拉布拉多聯邦最後分離出了烏拉圭，墨西哥也就分離出了中美洲各國。這些國家，它們就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精英，它們的獨立精英其實原先都是本國的一個黨派。烏拉圭爭取獨立所謂的三十三人運動或者其他什麼人，其實就是阿根廷紅黨和白黨鬥爭的一個失敗的派系。失敗的派系渡過烏拉圭河東岸，在這個地區就建立了自己的獨立國家。巴西也有類似的情況，巴西的本國的失敗者在里奧格蘭德宣佈獨立，像烏拉圭一樣建立了里奧格蘭德共和國，招募了一批志願者打仗。<br><br>其實就當時十九世紀的情況來看，里奧格蘭德共和國獨立的可能性是跟烏拉圭共和國或者哥斯達黎加共和國是一樣的。至於最後為什麼哥斯達黎加共和國和烏拉圭共和國站住了，而里奧格蘭德共和國卻偏偏站不住？答案只能說出於偶然。烏拉圭共和國的精英階級搞外交平衡，和巴西、阿根廷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搞的比較好，於是它就像泰國一樣生存下來了；里奧格蘭德共和國搞平衡搞得不太好，單方面挑戰巴西，結果就自己就沒有站得住腳。結果，哪一個國家能夠獨立，哪一個國家不能獨立，其實這個道理就像是，為什麼是宋朝滅了南漢，卻沒有辦法把越南滅掉？其實越南和南漢都是殘唐的節度使，為什麼滅了這個沒有滅那個？那就是出於偶然現象。統兵的將領軍事才略差了一點，政治才略差了一點，而那些割據勢力本身，政治組織好一點，或者軍事組織好一點，這一點點差別就構成了後來巨大的路徑演變差別。結果就是越南變成了藩屬，而廣東則變成了直接統治的地方。最後演變到近代，本來其實跟廣東沒有什麼太大差別，同樣是帝國邊境地帶的越南，使用了拼音文字，它就變成了自己的獨立民族。時間越遠，分化就越大。<br><br>拉丁美洲各個小邦也就是通過這樣的程序，在它們獨立的開始的時候，它們其實只是割據政權，還談不上獨立政權，根本談不上是獨立民族，因為它們的語言和宗教都跟它們分離出來的母國是一模一樣的。獨立的理由就是，事實上的本地精英階級不高興跟其他地方的精英階級分享實際利益，就因為這樣的理由。但是割據的架構時間一旦長了，割據就慢慢變成獨立了，非正式的割據就會變成實際上的獨立，再取得美國英國的外交承認以後，割據變成獨立就變成了既定事實。最後在國家已經存在的情況下，然後根據國家的存在再反過來捏造民族、發明民族。這就是拉丁美洲各國產生自己獨立民族的基本路徑。<br><br>可以說，它們的獨立過程，在最初的幾十年，跟清末民初那二、三十年的格局是差不多的。它少了什麼呢？它就是少了國共兩黨。如果是中國近代歷史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你讓各路軍閥，讓陳炯明、譚延闓、吳佩孚、張作霖這些人亂搞下去，最後搞出來的結果就跟玻利瓦爾死後的美洲是差不多的。張作霖要想完全打敗吳佩孚，那是不可能的；孫中山要完全打敗陳炯明，也是不可能的；陸宗輿和唐繼堯是誰也吃不了誰，而且他們誰也沒有辦法完全吞併四川和湖南。最後的結果就是，各地的軍閥都各自為政，形成事實上的割據政權，然後他們也會像張作霖和馮玉祥那樣，各自私自跟列強搞自己的外交活動。最後，遲早會有某一個割據軍閥宣佈，它這個政權就是事實上的獨立政權。其實張作霖已經那麼宣佈了，他的安國軍政權和東三省議會聯合會這樣的組織，實際上就已經是委內瑞拉和烏拉圭獨立的那種先決條件了。李頓調查團所設計的那個東北自治政府，實際上已經是很像是挪威或者烏拉圭獨立前那個過渡階段。<br><br>如果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沒有蘇聯干涉的話，你可以合理的設想，各路軍閥的結果就是，誰也服不了誰，中央政府慢慢的瓦解，至少這個體系的邊界地方會產生出很多類似於烏拉圭和哥斯達黎加的小國。這些小國會在英美的保護之下慢慢變成愛沙尼亞這樣的獨立國家，加入西方國際體系。但是由於有蘇聯和日本的強勢干預，把中國變成一個戰場，使它們各自的代理人以國共兩黨戰爭的形式建構的這個體系，最後把列寧主義體系引入了這個場域，最終改變了中國歷史命運，以一種奇特的方式保留了原有的帝國結構。<br><br>其實這種歷史發展本來跟墨西哥是差別不大的。墨西哥在獨立以後，帝國逐步解體，南方各小國獨立，本國發生國民革命，這個程序和中華民國是非常相似的。唯一不同就是，美國人能夠罩得住拉丁美洲，它能夠通過門羅主義強迫歐洲列強不准介入。如果拿破侖三世按照他的理想，率領他的軍隊介入墨西哥，在墨西哥建立一個墨西哥帝國，然後又跟墨西哥共和軍打仗；然後蘇聯呢，再跟那些不甘屈服的打了敗仗的共和軍一些援助，假定胡亞雷斯政府被馬克西米利安打的沒處跑了以後，也像孫中山一樣，求英美的援助求不到又跑到蘇聯那兒去，從斯大林那兒得到援助，帶著蘇聯軍火打回去，把墨西哥變成蘇聯和日本兩國代理人的勢力交戰的話，一方是蘇聯支持的共和派，另一方面是拿破侖支持的滿洲國，把墨西哥變成這樣的戰場，那麼我們也可以合理的推斷，無論是誰贏誰輸的話，墨西哥肯定會重新建立一個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帝國。<br><br>之所以沒有這樣，原因就是很簡單：威爾遜主義通過保護美洲，也保護了美洲這些多國體系的形成。在它最脆弱和最幼弱的階段保證了它們的安全。而威爾遜總統本來也是打算在遠東殖民主義撤退的時候，在遠東也搞一個類似的體系，但是列強沒有跟他配合好，結果在遠東殖民主義體系垮台的同時，威爾遜主義的新體系沒有建立起來，遠東出現了一個青黃不接的政治真空。在這個政治真空當中，蘇聯和日本的勢力插入了，把中國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如果沒有這些勢力插手的話，那麼中國很可能會瓦解成為一系列比較接近於緬甸、泰國或者老撾這樣的小國。這就是本來另外一種可能發生的歷史。它主要的動力源其實不在中國本身，也不在拉丁美洲本身，而是在於中國和拉丁美洲 — — 或者更正確的說是東亞和拉丁美洲 — — 在國際體系中必然所處的不同位置。拉丁美洲是佔了靠近美國的便宜，而東亞則是吃了遠離國際體系中心的大虧。這就是它們重大的差異。它們的命運發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在這兒。<br><br>像是王船山那種人，其實我們現在看的歷史，是清末以後重新建構的歷史。如果按照儒家本身的傳統，王船山其實是一個挺邊緣的人。儒家的基本傳統是禮法為中心，而不是以種族或民族為中心。所以他判斷異族或者夷狄，他是看你講究不講究禮樂制度。滿人的問題是，他不尊重禮樂制度。如果他像是鮮卑人，例如像是北魏和隋唐一樣，大家都知道唐太宗自己就是鮮卑人，但是他比較願意接受華夏禮樂；而蒙古人和滿洲人，他來的時間比較晚，他對華夏文明已經不像是五胡亂華時期的鮮卑人或匈奴人那麼融入。匈奴人一定要說，我是漢朝的後代；鮮卑人一定要模仿漢魏雞冠（注：雞冠形風帽）、改漢姓。但是蒙古和滿洲人則公開說是，我們蒙古人和滿洲人的文化才是最高貴的，你們南人反而是低賤民族。也就是說他不肯像是鮮卑人和匈奴人那樣完全同化，而是要堅持以內亞為核心，統治南方的這種基本策略。這種策略使華夏文明的堅持者感到很不爽。<br><br>當時的主流並不像王夫之這種人，而是像朱舜水這種人。從他們的角度來講，華夏文明才是標準，而不是民族是標準。滿蒙入侵中夏之所以不對，不是因為他們是異族，而是因為他們不接受禮樂。相反，朝鮮和日本，他們按照種族來說，其實朝鮮人的種族跟滿蒙是很相似的，至少北部的朝鮮人通古斯血統是很重的，跟滿蒙的血統是有很多交叉的。但是他是堅持華夏禮樂的人，所以朝鮮人自己說自己是小中華，大明滅亡、華夷變態以後，中國已經不是中國了，但是朝鮮仍然是中國。日本人在朱舜水那個時代也有類似的看法。越南人也是，對北京他自稱國王，對安南各地是自稱皇帝。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它在面臨佔城的時候就把佔城稱為宗主。如果他把安南國王的女兒嫁給了佔城國王的王子，安南國那些信奉儒家思想的大臣就要痛哭流涕，說這樣的恥辱就像是漢朝把漢朝公主嫁給匈奴一樣的可恥。不是說是嫁了公主就有多麼可恥，而是說你嫁了公主，如果你嫁給儒學的信徒，那就沒有什麼可恥；但是嫁給不遵守儒學的野蠻民族和異質文明，那就很可恥了。如果你是嫁給朝鮮國王的女兒這樣的，那就沒有什麼可恥的。越南人認為他們是儒家在東南亞的代理人，要通過他們的征服戰爭，他們的征服戰爭本身就是把儒家文明擴散到中南半島南部，排斥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的過程。<br><br>這你就可以看出，中古時代的政治倫理是怎麼樣的。它跟近代的國民共同體或民族共同體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它根據的是文化邊界，對於明代的遺民來說，大多數的思想曾經和朱舜水一樣，認為佔領了北京和南京的滿清，它已經不是中國了；但是漢朝和唐朝從來沒有直接統治過的日本和安南反倒是中國。陳宜中跑到安南去住，終老在那裡。而朱舜水呢，在安南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安南國王很想讓他做官他不做，最後他跑到德川幕府去，接受德川幕府的招攬。他認為安南和越南這些國家，跟過去的大韓一樣，是屬於華夏文明。這個看法實際跟朝鮮國王和日本儒生和越南國王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你是不是中國，中國是一個文化概念，有衣冠禮樂，那你就是中國，或者是中夏，或者是華夏，因為這些概念大致上是相當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換用的；如果你沒有衣冠禮樂，即使佔領了這個地區也不是華夏。<br><br>王夫之是這個傳統中的異類，因為他提出了一種在正統儒家看來是非常離經叛道的觀點，就是說是，滿族這個種族從根本上講是不可同化的，它無論如何都接受不了華夏衣冠，因此這個種族是該消滅的。無論如何，對這些種族，連儒家最基本的信義都不能講。他在他的文章《讀通鑒論》上就公開講說，信義這個事情，只有對我們儒林才適用的。例如像漢時期的傅介子那樣，對樓蘭國王不講信用，那是沒有什麼錯誤的；如果你對孔子的門徒不講信用，那是問題很大的。樓蘭國王本身是那種蠻夷，所以你欺騙他、謀殺他，這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種看法絕對不是司馬光的看法，也絕對不是主流儒家的看法。司馬光在論證西羌戰爭的時候就很明確的表示，像段熲這樣的漢朝將領是應該譴責的。雖然他為漢朝打了勝仗，屠殺了大批羌人，但是，站在儒家倫理的角度上，他搞的是非正義戰爭。因為羌人雖然在各方面跟洛陽人或長安人不同，但是他們好生惡死，有家庭觀念，在最基本的人性方面跟中原居民沒有什麼不同，他們頂多就是沒有受到禮樂教化。所以段熲雖然為漢朝立了大功，是一個成功的軍事家，但他殘酷的殺害了這些土族居民，從儒家的道義觀點來看，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但是王夫之的看法就恰好相反。司馬光認為，漢家的將領殺了羌人就是壞人；而王夫之則認為，漢家的使者背信棄義殺了樓蘭這樣一個弱小國家的國王，這是值得贊賞的事情，因為信義這件事情不適用於他。<br><br>你可以用同情的方式來理解王夫之，因為他是在崇禎皇帝和永歷皇帝相繼殉難以後，對大明朝的滅亡感到痛心疾首，已經很不想活了，處在那種心理狀態中，他自然要說出一些極端的話來。他可能覺得，僅僅是譴責滿洲人是沒有禮樂文化的野蠻人已經不夠過癮，他還要進一步說得更刻薄一點，就是說，把滿洲人看成是不可救藥的、連同化資格都沒有的、徹徹底底的野蠻人。一般的野蠻人還可以接受衣冠禮樂，像唐太宗一樣變成華夏文明和孔子的門徒，而他要根本上剝奪滿洲人的這種資格，他要把滿洲人變成根本無法同化的、連學儒家思想都學不進去的那種野蠻人。這一點當然不是事實。我們都知道，後來滿人的後代中間，出了很多儒家學者，其中有許多儒家學者的造詣是比江南的士大夫更高，而清朝皇帝中間也有一些人在相當程度上，至少是部分接受了儒家學說的熏陶。所以你得說，他這方面：第一，後來的歷史發展並沒有支持他這個判斷；第二呢，他這種判斷確實是不符合當時後世的儒家主流觀念。你只能夠說是，他等於說是在現實政治方面已經吃了虧，沒辦法報復，只有通過過嘴癮的方式，用紙上談兵的方法來給自己取得一種虛擬的勝利，用這種方法來給自己找點心理平衡。所以這樣的話是很難認真對待的。<br><br>但是王夫之在近代以後，卻受到了過分的重視，儘管他在當時是很邊緣的小儒。在清朝末年，有很多人替他出書，這是有心理投射的原因。因為這些人漸漸的感覺到，滿蒙統治集團對江南士大夫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特別是在湘軍起來以後，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北京的朝廷不僅在財政上主要是依靠江南的財稅，而且甚至在軍事方面都要依靠湘軍、淮軍的戰鬥力。你以前可以說是，儘管大部分稅收是來自於江南，但是滿蒙貴族提供了主要軍事義務，你維持統治對我們來說還有一定的利益；但是現在你們滿蒙貴族已經變成擺設了，已經變成一個純粹的象徵物了，出錢是我們江南士大夫出，出兵出力也是我們江南士大夫出，一切都是我們出，你們還要特別的地位，這太不公平了。<br><br>有這種不公平的感覺，他們就要為自己尋找理論依據。於是他們就自然的找到了有比較極端色彩的王夫之的理論，把他的理論重新復活出來，翻譯出來。翻譯他的理論主要就是左宗棠、曾國藩這一類人的功勞。他們在年輕時代，在湘軍還沒有起家的過程中間，對清廷是非常不滿意的。雖然後來湘軍起來以後，清廷部分的滿足了他們的政治慾望，使他們在權力結構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不像以前那樣一無所有，但他們實際上在思想文化陣營上還沒有完全站得住腳，他們要在思想文化陣營中一個更大的份額，其辦法就是，重新把王夫之這種人的著作翻譯出來，大眾化的發行。<br><br>發行的結果就是，培養了晚清一代的革命者。像章太炎和他同時代的人，像徐錫麟，像蔡鍔這些人，他們都是讀王夫之這些人的著作長大的。對他們來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莫過於南方的士大受到北方的遊牧民族的奴役。這些思想觀念都是受王夫之這些人的熏陶塑造出來的。可以說是，如果沒有他們這些文化宣傳運動，幾十年以後的辛亥革命不一定會發生，或者說至少不一定會按照我們所知道的方式發生。這是思想文化以間接和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歷史的一個例證。它不能直接改變歷史，因為它沒有這種力量，但是它可以通過熏陶和影響，通過影響後來人，在漫長的未來，在王夫之本人已經死過很多年，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以某種方式實現了王夫之報復滿清的這個理想。<br><br>而在國民黨時期，王夫之的地位又受到了進一步的拔高。這個就不是出於民間自願的，而是教育部的專家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專家搞出來的。為什麼呢？因為國民黨想要把它自己的新三民主義和近代的民族國家建構運動結合在一起，然後，要達到這個目的，古代的儒家思想具有太強的和平主義和普世主義色彩，跟國民黨所強調的具有強烈的排外主義和國恥教育的民族建構路線有點不合，他們的仇恨色彩不夠強烈，而且明顯的表現得種族意識不夠強。而國民黨需要一種種族意識比較強，排外性質比較強，能夠煽動起國內居民的仇恨和鬥爭意志的學說。因此他們對王夫之的評價特別高，特別強調，其他的儒生都沒有走上孫中山所開闢的那種政治上正確的道路，他們把民族解釋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這種解釋是錯誤的；只有孫中山先生很英明的發現了，真正的民族建構應該是以種族和血統為依據的，而只有極少數偉大的先驅者，像王船山這種人，才能跟孫中山先生暗合。<br><br>但是，如果你不是國民黨的精神黨員，也不是三民主義者，你也可以說是，孫中山這種種族建構理論跟他的出身環境很有關係。他是廣東人，廣東的族群主義是格外強大的。客家人、潮汕人、廣府人之類的，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彼此之間掐得一塌糊塗。如果說東亞有什麼具有強烈的排外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群體，那肯定就是他們。潮汕人、廣府人和客家人在相互打架的時候，絕對像歐洲的民族主義打架一樣忠心耿耿。梁啓超早就說過了，大清朝的士兵是不愛大清的，只為了軍餉打仗，你不可能指望他們像歐洲的愛國者那樣為國犧牲；但是，廣東那些鄉愚，為了自己的宗族打仗的時候，一個個表現得跟歐洲的愛國者沒有什麼區別。如果是梁氏宗族的那些年輕子弟和王氏宗族的年輕子弟打架，那麼他們就表現出，好像是王家是波蘭，而梁家是俄羅斯一樣，所有的愛國主義情緒都用在這些地方了。由於小共同體的效忠和大共同體構建的脫節，所以大清不可避免的變成東亞病夫和一個受列強欺辱的存在。他就設想，如果重新建構起來的新民能夠有日本軍國主義者那種愛國主義，能夠把廣東鄉民保衛自己小族群那種愛國主義轉移到大的中華民族這個目標上，那麼這個設想的新國民的大中華民族一定可以雄立於列強之間。可惜他的設想始終沒有實現過。<br><br>而孫中山他就是在這個環境中長大的，他之所以是革命排滿這個主張的先驅者，就是因為廣東的各個族群懷有高度的、我們可以說是皇漢性質的種族愛國主義情緒。他們認為，只有他們才是純粹的，沒有被滿洲和蒙古入侵玷污的族群。不要說是北方了，就是江東地區的士大夫階級，也通過做清朝的官，跟清朝合作，在某種意義上加入了清朝這個內亞帝國體系。只有驕傲的廣東人，他們不去做你的官，不去參加你的科舉，他們只搞海外貿易，只參加三合會或者是天地會這樣的幫會，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好漢，真正的最後堅持了華夏民族理想的好漢。所以反清的使命由他們來承擔，那是再合適也不過了。他們的反清觀念是具有強烈的種族色彩的。他們就是認為，他們的族群是純粹的、沒有污染的族群。雖然這一點從歷史和血統的觀點來說站不住腳，但是從政治神話的角度來講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的。沒有哪個國家的政治神話在科學意義上是能站得住腳的。難道波蘭人的血統是純粹的嗎？韓國是純粹的嗎？當然都不是。客家人、潮汕人認為他們的血統是純粹的，當然也不是事實。但是這種神話就產生了神話的力量。它把廣東地區建構起來的這些小的族群，構成了非常堅實的共同體，實行著一種血緣排外的文化。而孫中山的革命排滿基本上就是來自於他所出身的這個環境。他跟江南士大夫階級是不一樣的，跟山東、河南的那些高度同化於滿蒙的普通順民也是不一樣的，他認為族群就是應該以血緣方式來構建。<br><br>這一點，從中華帝國的觀點來說，恰好說明孫中山本人和廣東籍的革命黨人和海外的僑民社區，這些在原有的帝國結構中間處於非常邊緣的地位，不僅在政治上邊緣，經濟上邊緣，甚至在文化認同上也非常邊緣。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知，是華夏士大夫所不認可的。但是國民黨的成功，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緣故，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國際形勢的結果，使這個原本處在邊緣的集團暫時的通過攻佔南京，佔據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於是他們就要把他們本來邊緣的理論，通過國家建構的力量，變成正統的理論。但在這個正統重新發掘和構建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中國歷代王朝古代的思想家，大多數是不贊成他們的看法的，只有王夫之這樣的邊緣思想家才跟他們有同樣的看法。於是他們看到王夫之，自然就有一種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的感覺，我們孤獨了這麼久，總算是找到知音了，大多數的人都不贊同我，只有你贊同我，我怎麼能不說你好，我當然要把你捧起來。<br><br>所以王夫之的地位升高，主要是近代，受這幾種因素共同驅使所產生的結果。至於他將來能不能夠佔據同樣的地位，那就要看將來的歷史發展了。如果將來佔主流的意識形態仍然是孫中山所提倡的那種帶有種族色彩、排外色彩的共同體構建理想的話，那麼王夫之的地位仍然會是很高的；但是如果將來的種族思想不再是這樣的話，那麼，比如說，一種類似儒家的國際主義觀念上升的話，那麼我想，凡是有點國際主義觀念和普世主義觀念的人，都會覺得王夫之那一套強烈的種族主義的理論，對外邦人完全不講信義的理論是很難接受的。所以，等於說吧，思想家處在一種很可悲的地位上，你本身在將來的歷史地位如何，主要不是出於你自己說過什麼，你主張過什麼，你這個理論建構的好不好，主要看後來的歷史發展是不是符合你希望的方向。如果不符合你希望的方向，無論你的理論建構得再好，質量再高，你終歸是會被人忘卻和拋棄的；如果未來的歷史，陰差陽錯也好，還是有什麼必然規律也好，終於發展到你所希望的那種方向，那麼無論你自己的理論是多麼的粗糙和簡單，你都會被後人同情，當作偶像。大多數人不會在乎偶像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只要有這樣的偶像給自己助長聲勢就行了。這就是王夫之的歷史地位之所以會變成現在這樣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是，也是古今中外的所有思想家在將來的政治生態位中能夠取得怎樣的身後之名、能夠佔據怎樣的地位的關鍵因素。謝謝。<br><br>還是提問人A：您覺得黃宗羲的思想與西方近代思想類似，還是純粹是晚清後來塑造的產物？<br><br>劉仲敬：黃宗羲那些思想沒有什麼特別的。黃宗羲那些思想在歷朝歷代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東西。近代的人說他是民本，很了不起什麼什麼，又比附到西方的民主思想上去，其實完全是誤解。儒家自孟子時代以來，基本上每隔幾十年都要產生出強調民本的思想家。所謂的真正的權力來源來自於民而不是來自於君，這個東西是非常古老的，在戰國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歷代的儒家主流從來沒有完全否認過這一點，多多少少都是贊同孟子在這方面的觀念的。黃宗羲他的觀念，其實也是明朝末年江浙學派的一個非常流行的觀點，不是他個人獨創的。你如果說他有什麼特殊之處，那也是因為他參加了反清復明的活動，所以歷史上把他列入反清復明的志士之列。其他人呢，其實出仕清朝的那些儒生在民本這一方面並不比他差，因為這是儒家的主流觀點，大家其實都是主張民本的，但是因為他們是出仕清朝的，所以顯得在清朝末年民國初年重新發現明末清初遺民的過程中間，這些人反倒被忽略了。可以說清朝末年重新建構歷史的過程，就是把原先的歷史評價顛了個個兒：原先佔據主流地位的那些人被打入冷宮了；原先處在邊緣地位的人又被重新洗洗抬出來了。這個過程很像是蘇聯解體1989年前後掀起的那場重新評價歷史的潮流。在這個過程中間，凡是你沾一點反清復明的邊，即使你的思想並不很特殊，你多多少少都會獲得比較褒義的評價；如果你沾了臣侍清朝、當貳臣的邊，即使你的思想非常正統，你多多少少也會受到貶低。<br><br>黃宗羲還有顧炎武，所謂的三大家這個說法，其實是晚清才產生出來的，在明末清初的眾多遺民志士當中，他們三位雖然也是很受尊重的遺民，但是好像沒有幾個人覺得他們是特別先進的儒家的思想家，比其他學派要先進一大截。他們只是眾多遺民和學者中的一部分，直到清朝末年才把他們重新發掘出來。這個發掘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比附，他們是希望在西方思想強勢入侵的情況下，能夠證明古老的華夏也曾經產生過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家。於是他們就按照西方的標準去尋找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跟西方最相近的東西。他們在王夫之那裡發現的，是西方十九世紀的民族建構；在黃宗羲那兒發現的，也是西方十九世紀的民族理論。但是這兩種相似性都是非常表面的。西方的國民共同體構建，我剛才已經講到一部分，它的來源跟這些儒家學者的觀念是截然不同。你沒有辦法說，黃宗羲本著孟子傳統意義說民貴君輕，就是西方那種民主。西方的民主的意思是，國民共同體行使主權者的權力。這個政治架構的概念，對於任何儒家，包括黃宗羲來說，是聞所未聞、從來沒有想到的。所以他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只是形式上有點相似，實質的內容差別很大，而歷史來源和發展的脈絡是非常不同的東西。謝謝。大概就是這些。<br><br>提問人B：您使用的「分裂」和「附庸」是中性的，還是像我們所習慣的一樣帶有負面色彩？<br><br>劉仲敬：當然是中性的。為了理性客觀中立一點，所以可以把它認為是中性的解釋。但是如果你要按照實事求是的歷史解釋的話，實際上，你把它稱之為「分裂」和「附庸」，都是對它們不太公平的。比較正常的表述形式應該是，把它稱之為是「獨立」和「融合」。「獨立」和「融合」都是具有強烈的褒義色彩的東西。像玻利瓦爾這種人，像烏拉圭的三十三人運動這些人，在他們本國的歷史中都是被視為是高度正面的角色。他們的分裂活動對於本國的歷史學家來說，當然是獨立的英雄。他們把拉丁美洲國家，通過依附美國而加入西方國際體系的行動看成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他背離整個國際體系，或者說是依附於強大的帝國，對他們來說反倒是一種恥辱。<br><br>把獨立和分裂看成是一種壞事和可恥的事情，應該說，在西方世界從來都是非常另類的事情；在當今絕大多數的主流思想中間，其實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你只有在進入可以說是三十年代國民黨重構意識形態以來的這個特殊的話語網絡之中，才會把這些東西當成壞事。即使是韓國人或者越南人，都會對這種特殊的污名化活動感到非常詫異。因為他們不可能不敏感的感受到，如果你這套話語體系是站得住腳的，那麼韓國和越南的民族英雄全都是分裂分子和敗類了。然而你如果到韓國或越南去，他們絕對不會有重新返回中國、當中國一個行省的打算。韓國這種你還可以說它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哪怕是越南，它同樣是共產主義國家，而且論經濟發展不如中國，它也會毫無疑問的覺得，一個地方共同體只要發展得足夠成熟，能夠獨立建國是一個驕傲和光榮的事情，絕對不是什麼恥辱。<br><br>提問人C：您曾經說過啓蒙運動是一種消耗。我想問這消耗的到底是什麼資源？這與游士對資源的消耗有何異同？<br><br>劉仲敬：啓蒙運動實際上就是西方的游士團體製造出來的。他們的生態位跟東方的游士團體是很相似的。但是，他們之所以沒有造成同樣的後果，是因為西方 — — 這裡面的西方就指的是基督教歐洲，它的有機共同體比東方要堅實得多。首先它就體現在教區和社區。中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有兩個基本共同體，一個就是教區。教區的有機知識分子就是當地的牧師，社區的天然精英就是當地的領主、貴族。他們跟本地社區的聯繫是異常緊密的，可以說，他們如果離開了他們的社區，就會完全喪失自己的地位，變成浪子，一般來說他們是不會離開自己的社區的。而相反，東方的士大夫即使是在和平和穩定的時期，他要離開自己的社區，放棄自己的社區責任，是比較容易；在亂世，基本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如此。<br><br>即使如此，西方在啓蒙主義時代也產生了一些游士，像伏爾泰這種人，他們也是周遊列國，像列國君主兜售各種治國理想。他們的最大特點是什麼呢？他們跟原有的有機知識分子不同，就是他們沒有特殊的社區效忠。你要讓諾克斯離開蘇格蘭，或者讓加爾文離開斯特拉斯堡或者日內瓦，他就變得什麼也不是了。但是伏爾泰呢，他可以在各國宮廷跑來跑去，在法國混不下去了，他就到普魯士跑一跑，跟俄國的葉卡捷琳娜調一調情，然後在瑞士和法國邊境搞一個狡兔三窟。這種做法就很像是孟嘗君或者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蘇秦張儀這種人，他沒有特定的效忠。這一點是很嚴重的事情。如果一個人沒有特定的效忠和認同，那麼他提出的方略和建議也就不大會考慮有機共同體的長治久安。<br><br>而土豪，我所謂的土豪，或者說是有機知識分子，是非要滿足這一點不可的。因為你會假定說是，你子子孫孫都住在這樣的地方。比如說像柯文哲這樣的人，他可以說是，我爺爺多少年以前就已經住在台灣了，我住在這裡，我子子孫孫都要住在這裡，我考慮台北的利益的時候，就不能像國民黨這樣的大中央集權主義者，他們只把台灣當成行省，而且是不得已才到台灣的。在台灣混兩年，他就可以調到廣東去。如果他在台灣混不下去，他還可以把台灣出賣給共產黨。而我不一樣，我無論是日本人來了、國民黨來了，我們家世世代代都在台灣，我是本地的土豪，我跟本地的社區是分不開的，所以我是這裡的有機知識分子，我為本地考慮是考慮本地的長遠利益，考慮的是他子孫後代的利益。而一個游士，像李敖這樣的人，或者像蘇秦張儀這樣，或者伏爾泰這樣的人，也許比我聰明得多、能幹得多，但他的聰明才智用的不是地方。他會為高高在上的外國君主效力。伏爾泰即使是法國人，也不會妨礙他對普魯士君主或者是俄國沙皇效力。他提出的各種理論，不見得對他所在的社區是有利的。他再聰明，再能幹，就因為他的效忠不針對他所在的社區，所以他發揮的很可能是解構性和破壞性的作用。<br><br>有機知識分子，無論他是不是聰明能幹，但他的主要任務是，他要強化和維護產生他的共同體。沒有這個共同體，他什麼也不是。而游士，他沒有這樣的有機性，就是說他沒有共同體，他的聰明才智要用在瓦解共同體，釋放共同體原有的資源，為共同體以外的君主和強人服務。這兩種路徑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游士太多，原有的共同體解體，天下必定會大亂。而社會基礎能夠維持，關鍵不在於有沒有伏爾泰這樣特別聰明的人，而是在於有沒有默默無聞的土豪。像蘇格蘭牧師或者是新英格蘭的科頓·馬瑟這樣的人，這些人論才智和著作來說，也許是不比伏爾泰這樣的人更聰明，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重要性也許比不上伏爾泰，但是，他們能夠保護和強化他們所在的社區，而他們所在的社區，蘇格蘭的社區和新英格蘭的社區，最終長成參天大樹，是靠他們這種人一點一滴默默無聞的貢獻。這些社區沒有產生出伏爾泰這樣名揚國際的大游士，絲毫也不會妨礙新英格蘭農民的幸福，絲毫也不會妨礙蘇格蘭農民的幸福。而即使你有伏爾泰這樣的游士，也沒有妨礙法蘭西和歐洲大陸的絕對君主國剝奪小共同體的財富和資源，使當地的人民變得更加困苦，使當地享受不到蘇格蘭人和美洲新大陸能夠享受到的自由和繁榮。<br><br>這就是一個價值觀念的問題。你到底是秉持才智的個人主義好，還是秉持社區的幸福好？如果你講究純粹的個人主義，只要我個人興旺發達，我個人名垂青史、揚名立萬就好，那麼你就應該對啓蒙主義者給予更高的評價。因為他們雖然不忠於他們的社區，但他們確實是點燃了才智的火焰，把這個才智的火焰以最快的速度加以燃燒了。但是你要是說，知識分子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造福他所在的社區，那你就要說，啓蒙主義這些人本身是不合格的，雖然他們是聰明能幹，但是他們的聰明能幹沒有用到正確的地方。那些沒有他們聰明、但是忠於鄉土的土豪，比他們要偉大得多，只有他們才是真正造福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