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網絡講座<br><br>William Z. Liu | 劉仲敬<br><br>我們先在地圖上划出一條邊界。這條邊界從涅瓦河開始，向南沿著聯結波羅的海和黑海的水道到達第聶伯河，從第聶伯河一直到黑海海口；然後沿著黑海的北海岸向東延伸，直到高加索山，沿著高加索山延伸到裡海，然後通過阿姆河和錫爾河的河間地向東延伸，把線一直划到帕米爾高原；然後沿著帕米爾高原和喀喇崑崙山、喜馬拉雅山南下，直到印度河沿岸，然後順著印度河向西南方划下去，一直划到海口；然後沿著印度洋的邊界，把這條線一直划到紅海和印度洋相交的海角；然後這條線向西，沿著撒哈拉沙漠一直划到大西洋。我們把這條想象的線划出來以後，這條線以西、以北，包括現在的地理歐洲和整個環地中海地區的一個「大歐洲」，就是人類已知文明的核心區；圍繞著這個核心區自西向東，是西非、上尼羅河、印度次大陸（南亞次大陸）和東亞大陸，這四個地區是圍繞核心區的次級文明；比這更遠的非洲南部、澳洲和太平洋群島以及南北美洲，是最遠的邊緣區。這就是世界文明從產生到擴張、從中心到邊緣的一個基本盤。<br><br>內亞就位於核心文明區聯結東亞大陸和南亞次大陸的自動旋轉門上面，它的區域就是從第聶伯河東岸的烏克蘭草原一直延伸到大興安嶺和柳條邊的滿洲邊沿這個區域，這個區域的作用就是一個旋轉門。所謂的內亞黃金時代，就是從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巴比倫開始，到河中地區的帖木兒帝國結束的這段時間。內亞旋轉門是核心區向東和向南輸出的地區，也是南亞次大陸和東亞大陸相互聯結的樞紐。從西向東、從西向南的輸出是不平衡的，基本上是核心向外圍的輸出。南亞次大陸和東亞大陸的聯結，雖然是南亞輸出得更多一些，但是交流的性質比較明確。雅利安人的洪水結束了舊世界，西方多利安人 — — 就是產生荷馬史詩的希臘多利安人 — — 和進入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所謂「海上民族」都是這次雅利安洪水的西翼，產生佛陀和古典印度的那些民族則是這次洪水的東翼。洪水的核心地帶則產生了居魯士和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就是波斯，他們產生了波斯語。波斯語的分支很多，包括最古典的阿維斯陀語，以及在東方更加偏遠地帶的於闐語和龜茲語。漢代史書中間記載的西域諸國基本上是伊朗系民族的最東側，伊朗系民族的最西側就是我們所知的佔領了巴比倫、建立了波斯帝國的居魯士的藩國。<br><br>雅利安人開始的時候，產生阿維斯陀語的波斯人跟古典印度人和古典希臘人其實非常相似，包括神譜和許多重要的詞彙，特別是與牛有關的詞彙，從這些詞彙我們可以推測出他們大概是養牛的民族。伊朗是這次入侵的核心地帶，但是最後，在現代給人的印象卻反而不如西側和東側，其實這恰好是因為他入侵了古代最古老的第一代文明 — — 肥沃新月地帶、接受了一個現成文明的結果。希臘人和印度人所接管的地帶，原有的文明沈澱還比較薄弱，所以它費拉化的程度也比較少，它開始的封建時代是比較典型的。我們在《羅摩衍那》或者是諸如此類的史詩中間，可以看出印度人產生了非常接近於後來中世紀日耳曼人的騎士精神，而早期的希臘人也有類似精神。其實入侵巴比倫核心地帶的波斯人最初也是這樣尚武的、講究騎士和封建制度的民族，但是他們接管的地帶則是腐朽文明已經發展得太長、太徹底，所以以後波斯是雅利安人當中被腐蝕得最厲害的一支。本來他們是最核心的一支，在最初的時候產生的文明是最輝煌的，但是在最後卻反而變成了不如東側和西側、最沒有後勁的一支，這跟後來整個大伊朗地區對文明的創造有很大的關係。<br><br>大伊朗地區從波斯開始，到波斯波利斯、法爾斯，一直到木鹿、河間地，到龜茲，到八剌沙袞這條線上，給世界首先提供的是三種組織形態。這三種組織形態可以視為是雅利安蠻族入侵巴比倫文明核心地帶，兩者發生化合的產物。這個化合的形式，有點像是後來日耳曼人入侵高度腐化的羅馬帝國以後產生的作用。第一種制度就是土豪的封建制度，這種制度在兩河核心地帶不如河間邊緣地帶來得典型，特別是在東部跟現在阿富汗接壤的地帶，所謂的錫斯坦，和東北方向的河中地，就是現在烏茲別克和塔吉克邊界上撒馬爾罕和布哈拉所在的這些地區，土豪封建制發展得特別典型。土豪是當地灌溉地區的土地所有者，同時也是當地的民兵領袖。你如果聯想一下曾國藩和湘軍的情況，以及華盛頓在北美的情況，就可以大體想象出他們在當地社會的地位。他們是統治階級的最低一層，同時也是平民階級的最上層。後來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和薩珊王朝的基本軍隊和基本財政結構，都離不開他們的貢獻。<br><br>這幾個王朝，可以說封建性是漸次減弱的。最初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他們訓練子弟的方式很像是滿洲人剛剛入關或者是日耳曼人剛剛到羅馬的情形：他們強調他們的子弟應該是勇武的人，同時是只講真話的人，要訓練他們騎馬作戰、像武士一樣生活，但是不需要去學習那些腐朽文明通過學校教育掌握的那些繁瑣技術。這是一個騎士的訓練。同時最初他們的武力也是來自於傳統的雅利安武士，只把原先被征服的巴比倫那個系統當作財政上的來源。但是安息王朝就已經有了一些皇家城市，而薩珊王朝的皇家城市就尤其多。像內沙布爾這樣的城市，就跟兩河地區原有的自由城市是不一樣的，它是由君主本人通過把他的被征服人口和俘虜集結起來、人為建立起來的新城。這樣的城市在安息時代，安息人、亞美尼亞人和羅馬人徵戰的時候首先開始出現，然後在薩珊一朝才開始大規模地加以運用。它跟其他的封建領地制度和自由城市摻雜在一起，使薩珊帝國呈現出一種鑲嵌畫或者百納被式的局面。土豪在河間地帶和伊朗東北部是最常見的，他們為三個波斯人王朝提供了基幹民兵。這些民兵在歷代波斯王朝的軍隊中的地位就相當於麵包，是最不起眼但最核心的基幹部隊。等到這些基幹部隊完全提供不出來的時候，帝國也就沒有辦法維持了。<br><br>第二種人是部落。部落不完全是雅利安人帶來的原始部落，但是絕大部分都在語言上、行為模式上和文化上跟他們有密切的關係。部落的組織大體上是這個樣子的：所謂的部落，理論上講是一個血緣團體，但實際上是包含了大量義子和收養者以及各種虛擬的家庭構成的一個團體。部落人口最少的幾百人，最多的上萬人，甚至達到十萬人，但是一般來說不會超過這個上限，而且達到十萬人的大部落是極少數，通常的部落就是幾千人，頂多是幾萬人的規模。部落長老的收入有可能來自於某些傳統牧場或者是諸如此類的部落原先給他的利益，也可能是通過各種合縱連橫的手段，在部落和君主國之間達成的某些協議，或者是他跟某些富裕的城市達成的保護協議，或者是跟商業城邦達成的保護協議，得到的額外收入。這裡面的重點就是，部落首領所在的這一層可以有部落傳統習慣法之外的收入，而普通部落民則一般是沒有這種收入的，普通部落民是完全依靠習慣法生存的。<br><br>習慣法的體系非常複雜，它可以說是比近代的市場經濟更接近於哈耶克所謂的那種通過行為選擇而不是有意識設計產生出來的產物，是一種交錯縱橫的契約網的關係，不僅有空間性，而且有時間性。因為有很多夏季牧場、冬季牧場、遊牧道路、打獵地點這些東西，使用都是有時間性的，例如冬季牧場在夏天、秋天可能就是完全沒有用的，所以它的使用權是交錯縱橫的，很像是小貓或者小狗劃分勢力範圍的辦法。你如果養過貓或養過狗的話，就可以看出，貓和狗會用撒尿的方法標出自己的領地，標出的領地有空間性，這不用說，但是不僅有空間性還有時間性。例如某一隻狗早上在某一個電線桿上撒了尿，那麼在這個尿的氣味仍然很濃厚的幾個小時之內，別的狗不能侵入，侵入了以後就會打架；但是在尿的氣味消散以後，比如說它早上撒了尿，中午氣味已經散得差不多了，就可以有別的狗來撒尿，標識領土。這兩只狗的領土就是相互重疊的，空間上完全一致，但是在時間上相互隔開。同時還可能有貓進來，儘管早上撒尿的狗容不得別的狗在早上侵入，但是另一隻貓過來，同樣在早上撒尿，那只狗就會毫無反應。遊牧民族的習慣法規定的各種產權也是這樣錯綜複雜的。<br><br>後來羅馬人強調的這種絕對財產權，在最初和最近的遊牧民族當中幾乎是不存在的。他們的產權都是附有各種附加條件的，只有在許多種附加條件同時存在的時候，才能夠享有對某些特殊項目起局部作用的那種有限的產權。這些產權從來不排斥其他團體或者是個人在其他條件下享受類似的產權。各種不同的產權相互交錯的方式，也就像是不同的貓和不同的狗在不同地點和時間宣示領土的那種方式。這些習慣法通常是不成文的，只有部落長老才能夠充分瞭解，但是它們的複雜程度比後來根據抽象原則制定出來的成文法還要更神聖得多。部落相互維持這些習慣法，以及在部落內部維持這些習慣法，利用這些習慣法分配部落內部的收入，同時利用部落普通成員和部落首領之間的階級關係達成各種契約的能力，就構成了後來雅利安宗教和法律的基礎。這是第二種組織。<br><br>第三種組織產生的影響最為深遠，就是教團組織。剛才講到的部落組織，可以明確肯定是雅利安人從裡海到烏克蘭那個大草原上帶來的；封建是領主政治，也多半是入侵者帶來的；但是以神廟為核心的這種教團體制，到底是雅利安人帶來的，還是原先在兩河地帶就已經有、只是經過雅利安人改造的，那就不好說。因為原來兩河流域在把沼澤地開墾成農田的過程中間，神廟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這種體制很可能是來自於被征服者，只是在被征服者民德衰退到無法維持的情況下，由征服者加以重新改造以後產生出來的。但是這些都是純粹的猜測，是沒有實證的。我們只知道，至少在薩珊王朝的初年，這種教團結構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了。教團是經濟活動最主要的組織者，也是適用範圍最廣的組織模式的創造者。我們在薩珊初年看到的這些教團模式，往往是在某些現在被稱為是天然氣礦的地方，從地下冒出些火苗，然後就可以形成長明燈這樣的結構，然後圍繞著長明燈就建立起神廟，就是現在俗稱的拜火教的神廟。《阿維斯陀》是拜火教的主要經典，跟這一點大概是有點關係的。<br><br>圍繞著教團產生出兩種極端組織，在兩種極端組織之間又有各種以不同比例混合的教團組織。一種極端組織就是，雖然教團的主持者原則上講是神職人員，但是這個神職人員的神性是可以通過血緣來繼承的。也就是說，父親如果是神廟的長老的話，他的兒子一般都是，孫子也一般都是。神廟這個職位像封建領主的職位一樣，是世襲的、可以繼承的。一般沒有這種神聖血統的人，是不能夠要求這個特定神廟的主持權力的。像後來產生《一千零一夜》裡面那位大臣張爾蕃的那個家族，其實最初就是這個神廟的主持人。他們主持的這個神廟，最初很可能是多神教的，然後可以確定變成拜火教的，然後又可以確定變成了佛教的，最後變成了伊斯蘭教的。宗教是改過幾次，但是神廟的主權一直握在這個家族的手裡面。<br><br>而且這個家族的很多功能 — — 當然就不是現代人所想象的那種宗教功能，而是負責附近整個社會的組織功能 — — 這個組織功能跟古代巴比倫那些開創城邦的神廟是很有相似之處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土地的測量和不動產的各種劃分方式，以及圍繞著不動產的各種稅收和資金的流向。等於說，從這個階級產生出了後來波斯人最自豪的那種所謂的治國之術和財政技術。可以推想，雅利安人剛剛進入文明地帶的時候，是完全操縱不了比較複雜的定居地區的財政資源的，他們主要的物力也並不是來自於兩河地區的具有水澆地的這種灌溉地帶。這些灌溉地帶的技術操作，可能就是由當地的神廟負責的。而巴比倫的神廟祭司對當地迦勒底軍事統治者的不合作，對巴比倫的淪陷和波斯人的征服又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中間的歷史缺環相當大，因為薩珊人是只有史詩遺存，而安息人連史詩遺存都沒有，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記錄多半是由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流傳下來的，自己的記錄非常之少，所以這段歷史中間留下的空白點是非常之多的。真正比較靠譜的歷史，還要到薩珊王朝的後期才出現。<br><br>在薩珊王朝後期，剛才講的這三種結構瓜分了整個伊朗地區和外伊朗地區。伊朗地區和外伊朗地區的差別不是很大，也就是以木鹿為邊界的那條河（阿姆河），把河中地、河外地跟伊朗本土劃分開來。伊朗本土，照現在的說法來看，是經過了三輪帝國的輪替，中央集權的成分已經大大加強了，以至於在後來已經東方化的羅馬人看來，這樣一個帝國都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典範。但是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伊朗核心地區，這個帝國也並不是像東亞的秦政那樣純粹郡縣制的國家，只是一個郡縣制、神廟教團間接統治的地區和各種封建領地相互之間嵌插的地區。<br><br>從薩珊朝君主的稱號就可以看出，他的稱號是「萬王之王」，並不是國王或者皇帝。「萬王之王」的含義就是說，除他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小王的存在。而薩珊朝之所以推翻安息朝的統治，就是因為他在安息王朝統治的時候，自己本身就是法爾斯地帶的一個小王，他這個小王通過跟其他藩王的軍事聯盟，勢力逐步擴大以後，西進進入兩河流域推翻了安息朝的「大王」，然後自己就成為「大王」或者是「王中王」。顯然，他並沒有完全取消其他各個藩國和小國，只是把自己王室的一些立功子弟安插到那些藩國去，構成一種各藩國輔弼中央「王中王」的這種結構。而這些藩國連同藩王在勝利以後，通過將俘虜 — — 比如說羅馬人、亞美尼亞人的俘虜或者是安條克那些俘虜的市民 — — 強制安置建立新城的方式構成的這些網絡，是他最可靠甚至是唯一可靠的軍事和財政支柱。其他的軍事和財政支柱都是有條件的，不是完全可靠的。像各地土豪騎士所帶來的那些民兵，在波斯軍隊中顯然是佔人數最多的部分，這些部分並不是完全受「王中王」直接領導的。只有在「王中王」的威望足夠大，或者是能夠給他們帶來足夠的戰利品、使他們覺得參加戰爭是有利可圖的時候，才能夠保證這些土豪騎士的效忠；如果這些都保證不了的話，「王中王」本人也可能會被推翻的。被推翻以後，經常出現的做法就是，由某一個跟他有血緣關係、屬於王族、但並不是那個喪權辱國或者是經常打敗仗的「大王」本人，這樣一個王室的支脈會在土豪騎士的支持下取代原有的「大王」或者「王中王」，建立新的朝代。<br><br>教團統治的那些地方是最特殊的。他們看來應該是整個帝國當中經濟生活最發達、財政組織最完善的一群，擁有這些規劃和擁有這些土地的教團本身是極其富裕的。但是他們自己的財富並不容易被王室所染指，因為由他們產生出來的教士或者博士這些人，在帝國的統治中間看來是一個享有特權的階級，他們跟土豪騎士和王室的直轄領地之間好像是一個三角凳式的平衡關係，他們在廢立君主的時候往往會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至少，如果他們強烈反對的話，被他們強烈反對的君主候選人是很難登基的。在廢立君主的情況下，推翻前朝君主至少要通過這些博士或者穆貝德(mobed)象徵性地同意才行，最起碼是象徵性的同意，有些情況下甚至是深度的干預。同時他們發揮了中世紀教士的某些作用，就是說，他們是官僚或者說是治國專家的主要生產者。他們提供的治國技術，比東亞後來的儒生講究的那些安民之術是要複雜得多的。<br><br>跟波斯人強調的治國之術相比，東亞的郡縣制國家可以說是非常簡陋的，其實也就只有兩個系統：第一就是圍繞著皇帝的天官系統，包括皇帝的顧問、皇帝的娛樂者、皇帝的巫師諸如此類的人；另一部分就是地官或者是理民之官，就是郡縣的各官僚，他們簡單地說就是搞編戶齊民的，編制戶籍，然後根據戶籍收取地方的賦稅，同時替地方處理一些簡單的司法事務。相比之下，他們搞的東西基本上是非常簡單的。戶籍制度從秦代到明代，基本上都是一個平行的制度，某某戶、某某戶、某某戶，看上去像是馬克思所謂的一口袋土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一戶跟那一戶原則上講都是可以替代的。<br><br>而波斯人這些治國專家所處理的問題就要複雜得多。他們可以徵稅的各種土地，性質上是相差非常之大的。有些是直接徵稅的，一般來說可以直接徵稅的那些部分，被徵稅的對象或者他們的祖先，最初是王室的俘虜，只有這些人才是處在完全沒有權利、可以隨意徵稅的狀態。但是這樣的地區並不是太多，大多數地方都需要通過各種特殊條件。特殊條件的起源並不太清楚，有些可能要延伸到前朝，也會隨著軍事形勢和政治形勢的改變而簽署新的條約，收取不同程度的費用。另外一些呢，與其說像是收稅協定，不如說像是貿易協定和外交協定的東西，經常發生在牧地、定居地帶和商團之間相互犬牙交錯的插花地，這些地方帶來的收入對王室來說是特別寶貴的，因為他不僅是收入，而且還有某些非常重要的物資，一部分是奢侈品，一部分是重要的、需要進口的軍備物資，王室所需要的情報也是從這個來源來的。因此這些所謂的治國專家，他不僅是需要產生出非常複雜的測量土地的技術、各種處理商業和土地糾紛的司法技術，而且需要有外交家的能力和相當於是歐洲處理封建法的那些習慣法家的能力。<br><br>可能在中世紀，至少是在羅馬帝國產生以前，這些人處理複雜結構的能力，可以說是「CPU能力」吧，應該說是整個文明世界最強的。東亞和南亞的類似人物跟他們比起來的話，就像是學徒一樣簡單。後來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征服以後，阿拉伯人流行的說法就是：各個族群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而波斯人最大的強項就是產生治國專家。後來波斯人在自己亡國以後，能夠對征服者實施部分的反征服，主要也就依靠這種技術。但是這種技術也就是波斯人後來衰落的根源。因為有了這種技術，他們原先賴以取代舊世界的那種騎士精神就漸漸地衰退了，以至於到薩珊後期，在阿契美尼德初期仍然表現得很明顯的那種尚武精神和注重誠實勇敢的德性、不注重專業技術的精神，基本上已經完全衰退了。晚期的波斯人很像是被他們征服的巴比倫人，而不大像他們在居魯士和大流士時代的那些祖先。他們越來越依靠神職人員培養出來的這些文官，越來越少地依靠那些土豪或者是自治城市。土豪在薩珊王朝政治中所佔比例的下降，跟薩珊王朝的整個軍事實力下降基本上是成正比的。隨著河間地區的土豪漸漸退出帝國的廢立，來自中亞的新的遊牧民族對波斯帝國就越來越佔上風了。波斯人的祖先其實原先也是從裡海北岸大草原來的，但是在這個時候，新來的遊牧民族，特別是在塞人、大月氏人都經過以後，來自阿爾泰山地區的新的突厥人的出現，是內亞黃金時代結束和波斯語諸民族走向衰敗的一個先聲，儘管這個替代的時間還需要長達幾百年甚至將近千年。<br><br>在薩珊王朝的末期，王室漸漸地越來越依靠他們由降虜組成的那個缺乏戰鬥力的集團，一方面是他們疏遠了教士集團，另一方面疏遠了主要位於東部和北部邊境地區的土豪集團。這些人越來越不願意向波斯帝國、向薩珊王朝輸送武力，越來越願意跟遊牧者和商團開展另一種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對東亞的歷史有特殊影響。它在東亞歷史中留下痕跡，最早是在東漢末年，以魏晉時期為多，就是索格地亞那（粟特）商團和草原武士之間的合作關係。索格地亞那商團的一端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土豪領主，他們把河間地區的灌溉地帶產生出來的農產品和其他的醫藥和工藝品向世界各地輸出，因此他們需要有商團。但是商團的成員不一定全是河間地區的人，包含了很多成分，有些成分是因為參加這些商團的部族有某些土特產 — — 這些土特產可能是像佛教徒朝聖者講的五鹽，是某些工藝品必不可少的材料，例如玻璃製品或者是醫藥必不可少的材料，像法顯這些人看到的出產紅鹽的山那樣 — — 因此這些產地的部族就要憑借他們對產地的特殊所有權或者是某種開發權加入商團。所有權我剛才講過，是間斷性的，不是徹底的所有權。例如某一個部族，他們對某一個產紅鹽或者是黃鹽的山在某一個季節享有開發權，但是另一個部落則可能在洪水季節對產鹽的山或者是對運輸行業的某些重要交通管道享有另外一種權利，這些權利是彼此之間相互交錯的。另一部分人則是長途跋涉所必須要的警衛和武裝人員。突厥人開始跟索格地亞那人發展合作，最初就是作為索格地亞那人的護衛武士。<br><br>這兩種人同時出現在東亞的時候，最初東亞的文官沒有把他們區分開來，以為他們是同一種人。一直到唐代的記錄，還經常搞不清楚昭武九姓跟回鶻人或者是突厥人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但是從西方的記錄看來，他們之間的區別其實是相當明顯的。最初出現的突厥人是作為這些商團的保鏢，首先出現在歷史當中的。他們產生這個作用，很可能跟冶鐵工業有很密切的關係。冶鐵工業最初開始出現的時候是在歐亞大草原地帶：在西部是現在的安納托利亞高原，赫梯人運用他們的鐵器屢次挫敗埃及人；在東方首先是，照佛教徒從那裡經過時的記錄，龜茲北部的鐵山生產出大量的鐵器，供應整個西域三十六國的需要，同時也出口到東亞大陸。大概在四世紀和五世紀之間，鐵礦集團的分布發生了變化，阿爾泰山腳下的鐵礦產生出了一個新的鐵礦經營者的集團，就是後來的突厥人。突厥人、鐵勒人、高車人之間似乎有非常密切的親緣關係，甚至有可能是同一個種族集團跟不同人接觸以後產生的不同翻譯。但是無論如何，狹義的突厥部族是從阿爾泰山腳下的鐵礦開採者產生出來的。漢文字記錄開始出現他們的時候，他們的鐵礦冶煉技術已經非常發達，而且在東西方國際貿易當中已經是重要的鐵礦輸出者。<br><br>照漢文史籍的記錄，他們不是消極地等待河間地區的商團來販運他們的鐵礦產品，而是主動地派出自己的推銷員向四面八方推銷。他們把他們的使團和鐵器運到長安，跟北周發生聯繫並且得到了北周的訂單以後，部落內部一片歡騰，說我們得到了大國的訂單，總之我們以後國運昌隆，快要發財了。同時，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的使臣也到過突厥，他們的目的是跟突厥人結成聯盟，共同對付波斯人。這個使臣一路上經過中亞各城邦的時候也就發現，幾乎所有這些城邦都有突厥商人在推銷突厥的鐵器產品。他們到達突厥本土或者核心地帶的時候就已經確定，突厥人是整個內亞地區最主要的鐵器提供者。鑒於三世紀的時候至少其他地方還有鐵器提供者，所以可以想象，突厥人要麼就是發現了品類更好的鐵礦，要麼就是在鐵礦冶煉技術上勝過了前人，以至於他們的鐵器推銷工作變得很順利。鐵器跟武器是有聯繫的，能夠推銷鐵器的人通常也就是最善於使用鐵器的人，所以他們變成了河間人或者索格地亞那人的武裝護衛團體，跟這些商團結成了長期的夥伴關係，也就不值得奇怪了。<br><br>這時，就是在東亞史籍中相當於是南北朝後期的時代，整個伊朗和外伊朗地區的政治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是突厥人跟波斯人結盟，打敗了騷擾波斯帝國的白匈奴人（嚈噠人），瓜分了其領土。但是這個瓜分是很短暫的，照波斯人的記載，突厥武士很快就越過了阿姆河和錫爾河，一直推進到波斯帝國的內部邊地，也就是說，波斯帝國瓜分得到的那些土地，實際上是很快就完全喪失了。這個故事的下一步就是，突厥人很快就跟拜佔廷人結盟，夾攻波斯。後來薩珊波斯帝國的滅亡，跟這個夾攻是很有關係的。但是從河間地帶那些同樣是波斯語民族的記載來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如果是按照薩珊人的記載的話，那麼應該是突厥人的武士一直打到他們家門口來了；但是按河間記載和中亞昭武九姓那些人的記載，他們好像根本就沒有被突厥人征服過，突厥人似乎是作為同盟者或者是夥伴，以穿插交錯的方式進入了河間甚至兩河以南的木鹿和內沙布爾那些城邦的，這個跟波斯的記載完全不同。<br><br>考慮到波斯到晚期的時候，它的記載像是漢文史書一樣，也充滿了恭維王室和諱敗為勝的浮誇，也就是說把王室描寫成為天朝上國，蠻夷畏服，產生出了很多像科幻小說而不像真實歷史的勝利記錄，諸如此類，同時蠻夷方面總是失敗，但是蠻夷方面的記錄則跟它恰好相反，所以實際情況很可能是這樣，就是波斯人為了掩飾自己的失敗，不僅是軍事上的失敗而且是政治上的失敗，把他們喪失內亞外伊朗地區的整個過程描寫為單純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滅亡的時候情況也是這樣的。但是實際上發生的過程則是，河間地區的各個城邦和貿易團體覺得波斯的官僚制度太具有剝削性和壓迫性，反而不如突厥人是更好的合作對象，因此他們跟突厥人達成了協議，讓突厥人來做他們的護衛者，跟突厥人合作，這個過程基本上是無血進行的。而波斯人因為過於腐敗，已經不可能維持自己原先脆弱的帝國統治，然後就把他們喪失統治、被索格地亞那人趕出去這個過程描寫成為純粹的是被更加強大、但是只有武力沒有文化的突厥蠻族趕出去的過程。至少照拜佔廷使節的描繪，以及從北魏到唐朝中原使臣的描繪，當時的中亞地帶，黃金時代最高潮的中亞地帶，是一連串各種城邦、各種部落斷斷續續形成的地帶，並沒有波斯人描繪的那種成吉思汗式的野蠻入侵的跡象。<br><br>而且那些部族和城邦顯然擁有很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多的金幣、銀幣和金銀器，這一點在東亞的史籍中留下的痕跡非常清楚。整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初期，最主要的能工巧匠好像都有波斯語的姓名，給人的印象就是，他們要麼本身就是波斯來的移民，要麼就是波斯移民的學徒或者波斯人跟土族通婚產生的結果。同時現有的考古學證據就可以看出，南北朝時代，普通百姓在進行交易的時候，基本是用布匹或者以物易物，連秦漢的銅幣都基本消失了，但是上層人物的墓葬和遺物中間，還留有金銀器或者是玻璃器皿。當時的玻璃器皿儘管在埃及和敘利亞並不值錢，但是在中原地區、在東亞則是一種非常昂貴的奢侈品，比黃金還難得的，基本上是沒有人會做。現在東亞地區挖出來的六朝和唐代的玻璃器皿，要麼是薩珊系的，要麼是羅馬系的，所謂羅馬系多半就是敘利亞的產品，薩珊系的不一定是現在伊朗地區的產品，也可能是河中地區的產品，但是總之都是外來貨，要麼是海外進口的，要麼就是海外移民進來的商人和工匠在本地鑄造出來的。<br><br>像梁武帝，本來是南朝最富裕的皇帝，但是大同二年的時候，有一個胡商給他帶來了一個大玻璃碗，據史家記載，是晶瑩透剔，比珍珠更美麗，皇帝和大臣都很想買下，但是算了一下價格，發現他在位這麼多年，積攢下來的整個國庫都買不下這一個玻璃碗，買了這個玻璃碗就再沒有別的錢可供開支了，只好無可奈何地把那個胡商打發走了。這就是玻璃碗在東亞的價格。但是在西亞，這並不是什麼很稀奇的東西，埃及人早就會造玻璃了，敘利亞的玻璃是一個很常見的產品。即使是在河間地帶甚至是突厥人當中，一般的比較小的土豪，遠遠達不到可汗這一級，都擁有玻璃器皿，同樣他們也擁有黃金器皿。從北魏到唐代，上層人物所使用的黃金器皿都有明顯的薩珊式或者是波斯式的風格。這就是這一時期外伊朗地區東向輸出文明的產物的一個側面證據。<br><br>從六朝到唐代經過內亞旋轉門前往印度的這些佛教徒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波斯人對於外伊朗地區的描繪是不實的。這些佛教徒朝聖者的記載雖然有各式各樣的不同，但是有一點是根本上相同的，就是這些地方沒有一個統一的威權。即使是後來西突厥汗國最強大的時候，它對這些各小邦也頂多是有一種保護人的關係，談不上是直接統治。基本上所有的旅行者都記載，他們走不了多少路，或者是進入下一個綠洲，就會碰上新的統治者。這些統治者的宗教信仰是各式各樣的，有新興的佛教的，也有比較早的拜火教的和各式各樣的多神教的。後來到唐朝初年，在突厥和回鶻人當中傳播最廣的宗教，仍然是來源自波斯的拜火教，而不是來源於印度的佛教，這就很說明問題了，可見是直到唐朝初年，在整個大的內亞地區，波斯人的文化輸出仍然是佔絕對優勢的。突厥人在這個體系當中，最初，至少在語言文化上講沒有什麼明顯的優勢，但他們的軍事團體和冶鐵技術已經為他們自己爭得了一席之地。今後這個一席之地會不斷地擴大，但是真的要擴大到能對波斯語各民族取得優勢，還有待於阿拉伯人的作用。[edit]2017-02-09 21:41:24.280963[/edit]

阿拉伯人消滅薩珊帝國，向河間地帶發展，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摧毀了波斯系各民族對自己在軍事方面的信心。阿拉伯人征服以後的波斯語各民族不再以產生土豪騎士著稱，他們給阿拉伯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專門生產文官、財政專家、律法學家，總之他們全都變成了文人。這個過程本身也有很多複雜的成分，但是最關鍵的節點並不是發生在阿拉伯人對波斯的征服本身，而是發生在阿拔斯人對伍麥葉王朝的顛覆當中。最初的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以後，把阿拉伯人的部落軍事團體安插到主要的重要城市，例如像是木鹿或者內沙布爾這樣的城市。這樣，原先的土豪除了在河中地區、外伊朗地區還有些殘餘以外，在伊朗本地就基本上是沒有用處了，他們此後在歷史上消失了。但是教團和文官集團並沒有消失。有很多理由顯示，阿拉伯人對當地的宗教團體並沒有進行過多干涉。原先那些由家族掌握的宗教團體在過了幾代人以後還在發揮作用；另一種就是跟家族極端不同、由選拔產生的那種宗教團體，經過阿拉伯人和伊斯蘭入侵以後，有了極大的發展。<br><br>這種團體我剛才把它漏講了。我剛才講到宗教團體的時候，提到有兩種：一種是，神聖的魅力是由家族傳播；另一種方式則是，神聖的魅力是由品學兼優的門徒產生，由一種類似共和制的教團組織產生。也就是說，在信教的這些信徒當中，自己組成一個類似長老會或者是共和政體的組織，他們自己評選出最品學兼優、信仰最虔誠、魅力最強的人，讓他來當下一任教主，而教主在代際更換的時候，不由血統，而由類似選舉的程序產生。這種形式的教團跟由血緣傳遞的教團相互交錯。兩種極端的類型都有，但是更多的是兩者兼而有之。例如某一個家族經常被選舉產生，就很難說這個教團的傳統到底是選舉制度呢，還是家族世襲制度。伊斯蘭和阿拉伯的入侵對波斯本土地區教團的衝擊，主要是打擊了世襲性的教團，使兄弟會性質的教團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時間越靠後，兄弟會性質的教團、具有平等主義和共和主義性質的教團所佔的優勢就越大。像張爾蕃家族這種家族世襲的教團，在初期似乎是更顯眼一些，在後期就日漸減少了。<br><br>這些教團在阿拔斯家族推翻伍麥葉家族的革命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為我們剛才講過，薩珊王朝儘管在羅馬人看來是高度東方專制的，但是它專制的程度其實仍然是很不徹底的，它保留了很多封建主義的成分，因此它是支離破碎的，平等主義的性質很差；而伊斯蘭對內伊朗地區的影響，主要就是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以平等主義方式重新組織教團的依據。儘管兄弟會性質的教團起源甚早，可以肯定，早在穆罕默德以前，波斯語地區就已經有很多這樣的教團了，甚至早期北印度的佛教教團有很多都是受到他們影響的，然後東亞地區的教團又是間接受到北印度和外伊朗地區佛教教團的影響，所以這種兄弟會性質的教團痕跡是相當之重的，道教和佛教都有很多教團，他們的組織形式是從這兒借來的，起源肯定是早於伊斯蘭教；但是伊斯蘭的烏瑪理念（注：Ummah，指全體穆斯林構成的跨地理、文化、政治邊界的宗教共同體）無疑給這種平等主義提供了很大的戰鬥性。這個差別就在於：早先，伊朗語地區和北印度地區，無論是佛教還是拜火教的教團，儘管有很多是兄弟會性質的，但是他們自己的擴張性或者武力傳教的本能都顯得不是很強大，他們似乎更多地滿足於建立原有的教團，然後以穿插插花的方式向外傳播，他們沒有把整個地方完全洗平的那種慾望，這種慾望明顯是在伊斯蘭教進入伊朗語地區以後才產生出來的。但是，和很多人的設想相反，它們不是征服者 — — 信奉伊斯蘭教的那些阿拉伯人強加給被征服者民族的，恰好相反，是被征服的各個族群在伊斯蘭教當中發現了這種東西，用它來改造自己原有的非伊斯蘭、非阿拉伯的各個社團，然後反過來利用這種強有力的武器打擊阿拉伯征服者，最後把阿拉伯征服者完全打垮的過程。<br><br>伍麥葉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在階級性上有非常大的不同。伍麥葉王朝很像是初期的滿洲人，他們想把伊斯蘭作為一種特權保留在阿拉伯征服者的團體內部，不想讓被征服者接受伊斯蘭教。這裡面有一個很現實的財政方面的原因：如果這些人也接受伊斯蘭教，那麼他們就沒有交納土地稅的理由了。穆斯林內部是要交納相當於慈善捐款這樣的稅收，這些稅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救濟同樣信仰伊斯蘭教的孤兒寡婦、戰士遺孤，或者做各種善事、慈善功德之類的行動，從這些基金會或者慈善用途的基金當中，統治者本人能夠撈到的東西是不多的；但是統治者可以對異教徒徵稅或者是徵取戰利品，這樣徵到的錢就要多得多。伍麥葉王朝主要是依靠異教徒-非穆斯林的供養和軍隊打了勝仗獲得的戰利品的供養，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穆斯林越多，他們的日子反倒是越不好過。對他們來說，最好穆斯林就是純粹的阿拉伯人，再加上戰士身亡以後留下來的那些孤兒寡婦，最好是不要太擴張，擴張以後對他們在財政上是不利的。土地稅的收入比起慈善性的捐款顯然是要多得多，尤其是在伊朗語地區，是古代世界灌溉農業最發達的地區，這些地區提供的土地稅收入是極多的。<br><br>當然，最初的阿拉伯征服者沒有能力經營這些複雜的土地財政，因此他們比起原先的薩珊波斯王朝更加依賴擁有「治國之術」的波斯人專家。這些專家有很多都是從神廟組織中間產生出來的，這些人擅長於計量土地，擅長於算賬，繼承了很可能早在古巴比倫時代就已經產生出來的各種商業法則，他們懂得怎樣搞錢，懂得怎樣處理各種與經濟有關係的、在現在被寫進民法典的那些各種關係。而伊斯蘭教，最初在四大法學派（馬立克、哈乃斐、沙斐儀、罕百里）形成以前，他們關於經濟方面的法規是相當簡陋的。從阿拉伯人的最初幾個總督，像納斯爾(Nasr ibn Sayyar)這些人看來，這種狀況沒有必要改變。但是被征服者，尤其是神廟集團產生出來的這些文官，他們反倒是比較積極的要改變這種狀態。因為他們在財政方面是很有天才的，他們不可能看不出，如果他們自己的身份由佛教徒或者拜火教徒變成伊斯蘭教徒，那麼他們所在團體的財政負擔就會急劇降低。而同時，因為他們是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看來，在伊斯蘭教的四大法學派還沒有形成以前，他們掌握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教法，技術困難並不是很大。你只要想一下，蘇州士大夫在滿洲人征服以後，他們覺得要在滿洲朝廷上做官是多麼容易、覺得在科舉競爭中間很容易打敗滿洲人和蒙古人的情況，就可以理解這些波斯財政專家和治國之術專家的想法了。<br><br>他們的主要障礙就是伍麥葉王朝長期堅持的阿拉伯部族主義。伍麥葉王朝並不是沒有虔誠的哈里發，但是為數不佔優勢，而且他們的虔誠也沒有真正落實到政策上。因此阿拔斯王朝煽動反對伍麥葉王朝，以及什葉派煽動反對伍麥葉王朝，本身在阿拉伯人內部是一種宗派主義和部族主義的行動，但是在波斯語各族群眼中卻是一個獲得解放的極大機會。正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原先信仰拜火教或者佛教的社團大規模地改信了伊斯蘭教。他們改信伊斯蘭教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發起反對伍麥葉家族的起義，艾布·穆斯林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他所屬的軍隊，在曼蘇爾哈里發已經在庫法和巴格達站住腳跟以後，仍然是眾所周知的拜火教徒，他們改信伊斯蘭教似乎是在艾布·穆斯林本人已經死了以後。在東方，廣大的呼羅珊地區發動叛亂的居民，大多數在發動叛亂之前都是非阿拉伯人和非穆斯林，他們加入這場叛亂和加入伊斯蘭教 — — 他們是集體加入伊斯蘭教的，主要動機就是利用伊斯蘭的平等主義和烏瑪對原有的各地教團輸入的這種新的好戰性和生命力，把原先的非阿拉伯語居民在伊斯蘭的國際主義和平等主義之下團結起來，構成一種反對極少數阿拉伯部族主義分子的階級鬥爭。<br><br>這場戰爭的階級鬥爭性質和社會運動性質非常明顯，而軍事性質卻非常不明顯。本來呼羅珊地區 — — 阿拉伯人所謂的呼羅珊，就是底格里斯河以外的整個廣大的領土；從底格里斯河以外薩珊朝的核心領土，一直到遙遠的索格地亞那，也就是所謂河中地區，相當於是伊朗和中亞國家、巴基斯坦大部分領土的整個地區，在阿拉伯人看來就叫呼羅珊；呼羅珊以前有其他名稱，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以後基本上就是指的這個地區 — — 在伍麥葉時期發生的宗派性戰爭，也就是說阿拉伯派和也門派阿拉伯部落之間相互的戰爭，是打了幾場硬仗的，死傷了很多人，在軍事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這些宗派性的戰爭都只算是伍麥葉王朝的內戰，沒有動搖伍麥葉王朝的整個結構。而推翻了整個伍麥葉王朝、席捲整個呼羅珊地區的艾布·穆斯林叛亂，卻沒有打什麼硬仗。<br><br>艾布·穆斯林本人，就算他有一定軍事才能，他也主要不是依靠軍事才能來打敗納斯爾和伍麥葉王朝的各位總督的，他靠的就是他自己的虔誠。他基本上就是沒有進入木鹿和內沙布爾打仗，只是做出了虔誠的表率，他的主要行動是宗教性的、教團性質的，與其說他像一個宗教統帥，不如說他像一個傳教士。加入他陣營的人，就可以享受到不分種族和宗派的兄弟之愛，享受到各種平等待遇；而留在納斯爾旁邊的人，不僅是阿拉伯人以外的人享受不到平等待遇，就連阿拉伯人內部都要根據部族和南北矛盾，彼此之間相互掐來掐去。結果，納斯爾本人好像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他在還有能力打仗的時候多半是打贏的，但他在政治上總是失敗的，甚至在打贏了以後，他也仍然不得不跟他的對手簽署條約，而簽署條約以後過不了幾個月，他在政治上所處的形勢似乎就跟他在打了勝仗以前一樣糟糕。而艾布·穆斯林基本上沒有打仗，等到他最後勝利進入木鹿和內沙布爾的時候，是木鹿本身的穆斯林把他抬進去的；而納斯爾基本上是在沒有打仗的情況下，像是十月革命時期的杜鶴寧將軍一樣，就發現自己在自己的總司令部，四面八方都已經被敵人和叛徒包圍了，他根本沒有辦法認真打仗，就帶著少數隨從狼狽逃走，然後在逃走的過程中間一命嗚呼了。把革命者艾布·穆斯林送進木鹿和內沙布爾的這些新穆斯林，很明顯就是最近才改信伊斯蘭教的屬於波斯語各個族群的居民，他們通過改信伊斯蘭教、迎接艾布·穆斯林和阿拔斯王朝的這件事情，徹底顛覆了阿拉伯人對波斯人的統治。<br><br>阿拔斯王朝首先在呼羅珊站住腳跟，然後利用呼羅珊的兵力西進進攻敘利亞，在哈蘭打敗了伍麥葉王朝的殘餘勢力（750年），摧毀了敘利亞人的勢力，阿拉伯人的部族力量就此結束了。阿拔斯王朝的朝廷首先在庫法，然後就移到新建的巴格達。巴格達城的地理位置，跟原先薩珊和安息王朝的泰西封差不多只有不到一百米，從地圖上看是兩個挨得很近的黑點，而它們之間的大臣和軍官，最初基本上都是來自於波斯。阿拔斯王朝稍稍站住腳跟以後，首先採取的行動就是在最大的幾個行省 — — 敘利亞和埃及，幹掉原有的出身阿拉伯人的指揮官。這些人還能夠逃得出來的，都像是伍麥葉王朝的末代王子一樣，盡可能地逃到西班牙去了，加入了科爾多瓦的哈里發政權；留在埃及的那些阿拉伯軍官沒有堅持多久，很快就被朝廷用非正規的手段幹掉了。這些手段有一部分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例如暗殺最大的革命功臣艾布·穆斯林這件事情，主要就是因為他尾大不掉，他立的功太大了。阿拔斯王朝主要依靠呼羅珊人的勢力，而呼羅珊人集結起來的新穆斯林大多數在艾布·穆斯林麾下，所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在刺殺艾布·穆斯林以後，用羅馬帝國式的方式 — — 給這些軍人大量發放犒賞的方式把他們穩住。但他們幹掉埃及的阿拉伯指揮官的方式就只是純粹的政變的方式。<br><br>等到曼蘇爾去世後，《一千零一夜》的男主人公拉希德擔任了哈里發。拉希德去世以後把帝國一分為二，東部的呼羅珊留給他波斯妻子的兒子麥蒙，西部留給他比較正統的妻子的兒子艾敏，然後這兩部分之間很快就打起了內戰。麥蒙依靠呼羅珊人的支持，很快的就統一了整個帝國。經過這一次革命以後，帝國基本上是變成波斯人的地方了。它在神學上產生的影響就是，高度國際主義的穆爾太齊賴派佔了上風。這一派的主要觀點，照現在的很多原教旨主義穆斯林的觀點來看，很顯然是離經叛道的。它的核心觀點就是：古蘭經是受造之物，因為理性是上帝-真主唯一的語言，這樣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真主，當然只會使用普遍的語言來對人類講話，而只有理性才是普遍的語言，因此，阿拉伯語沒有必要享有特殊地位；而既然先知本人明確說過古蘭經是天使交給他的，而他本人又明確說過他本人也是一個會死的凡人，那麼就可以合乎邏輯地說，凡人產生出來的東西也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不可能是完全沒有錯誤的；因此，即使古蘭經本身也不是權威的絕對來源，權威唯一的來源就是普遍的理性。這是一個連伏爾泰都會贊成的教條。<br><br>麥蒙本人贊成這個教條，一方面是受到那些波斯知識分子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不高興看到在伊斯蘭創教最初一百多年內漸漸積累起來的那些阿拉伯教法學家的勢力。這些教法學家主要的依據當然就是古蘭經和聖訓了，他們認為一切法律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古蘭經和聖訓。如果古蘭經本身也是受造之物的話，那麼也就是說經、訓和教法的權威都要在理性的權威面前低頭，只有理性的權威才是至高無上的。麥蒙本人當然認為自己的理性是很正確的，所以他本人作為最高的君主，他說理性的權威至高無上的時候，在政治意義上講實際上就是說，教法學家的權威不是至高無上的，哈里發可以用他本人的解釋去推翻教法學家的權威。所以，在哲學上看是最開明、最理性的觀點，在政治上講恰好代表著絕對君主對教法學家所掌握的那種司法獨立的侵蝕。因為在伊斯蘭世界能夠秉持司法獨立、能夠保護窮人和弱勢團體的利益、對抗君主的政治現實主義的唯一力量 — — 即使不是唯一力量，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力量 — — 就是教法學家，教法學家把古蘭經和聖訓的地位抬得越高，把教法學家的傳統看得越重，伊斯蘭法庭的獨立性就越強，在位君主幹涉伊斯蘭法庭審判的能力就越弱。<br><br>在這種情況下，麥蒙當然會覺得阿拉伯人的傳統部落勢力很討厭，因為部落長老的勢力是分散的，他們出於宗派主義，不一定完全願意聽從最高君主的理論。另一方面，教法學家也是令人討厭的，他們長期研究古蘭經，研究律法，結果他們對古蘭經和律法的理解很可能跟君主不一樣，他們很可能認為古蘭經和律法是永恆的，過去是這麼解釋，現在也得這麼解釋；而君主出於現實政治的要求，很可能是要求你今年把古蘭經向東面解釋一下，明年又把古蘭經向西面解釋一下，因為我的政治需要是每年都要發生變化的。這樣，君主本人的唯理性主義的傾向是不利於伊斯蘭法律的系統化和司法獨立的，而教法學家抬高古蘭經的原教旨主義和強調律法的小共同體主義反而是有利於司法獨立和限制君主權力的。<br><br>雙方之間的博弈在伊朗語世界產生出來的差別就是，被征服的伊朗系居民更多地支持哈里發本人擴大他的個人權力，支持神學上的理性主義，這樣實際上就是打擊阿拉伯人和傳統教法學家的一種手段。可以簡單粗暴地說，這是征服者君主和被征服者降虜的一個聯盟，因為原先征服者集團的貴族和騎士是這兩個集團的共同敵人。他們的勝利造就了阿拔斯王朝的初期，也導致了阿拔斯王朝後期的衰落和毀滅。他們對於阿拉伯部族長老和武士的勝利是非常徹底的，但是對於教法學家則沒有取得很大的勝利。阿拉伯教法學家在哈里發麥蒙死後，最終是戰勝了哈里發和比較世俗、比較理性主義的君主和大臣，把自己的教法傳統維持下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從行政方面來看，麥蒙以後的哈里發帝國首先是完全被波斯人產生出來的所謂治國之術專家壟斷了，但是治國之術專家壟斷朝廷的結果產生了一個副作用：他們排擠了阿拉伯人的勢力，也就解除了帝國原先的武裝。呼羅珊人的武裝能夠維持的時間很短，他們不能跟突厥人的軍事團體相提並論，突厥人很快就在朝廷上取代波斯人，變成了禁衛軍統領，於是阿拔斯王朝後期的政治結構變成了波斯文官和財政專家為一方、突厥軍官和禁衛軍為一方的博弈。隨著時間的推進，突厥禁衛軍的勢力日益強大，漸漸地處在凌駕波斯人的地位。這就是後來突厥語居民最終取代波斯系居民、在整個內亞佔上風的第一波先聲。<br><br>突厥人佔上風，有賴於一種新的結構的引入，這種新的結構對後來的東亞歷史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就是軍事兄弟會制度。軍事兄弟會制度是一種描述性質的說法，它並不是正式叫這個名稱的，但它們是一種有別於傳統部落的組織。傳統部落帶有一定的血緣性質，習慣法的性質相當強。部族酋長凌駕於部族普通成員的主要力量，來自於他跟其他外部部族或者是跟其他國家君主之間的交易，因此部族酋長在部族內部是半個外人，他的動員能力是很有限的。這樣的組織在突厥人擔任了各種商隊的護衛專家、到各處遠徵的情況下，就顯得有點不夠適用。因此，一種更加不強調個人出身和血緣關係的軍事兄弟會制度就要取而代之。<br><br>這種制度首先產生的時候，是以義子的方式或虛擬親屬的形式產生的，因為舊的制度不會一下子死亡，新的制度只能以依附舊的制度的方式開始自己的生涯，在自己足夠強大以後才能夠取代舊的制度。所以軍事兄弟會新開始產生的時候，像安祿山這樣通曉各國語言、對商業貿易相當通曉、同時也有一定軍事技術的能人，必須以義子的身份依附於原有的部落首領才能產生出來。因為部落首領願意用他，但是必須給他找一個名分，從原來的傳統上來看，部落首領是只應該用本部落的人當他的武士的，那麼這個新人怎麼辦呢？就只能用虛擬的方式：收養。你儘管原來不是我們部落的人，但是如果我們部落的首領願意收養你做乾兒子，那麼你雖然在血緣上不是，但在法律上已經是我們部落的成員了，我們就可以讓你加入到軍事團體中。然後像安祿山這樣的武士多了以後，就漸漸地喧賓奪主了，首領依靠這樣的一群武士，就可以組成那種只講才能不講出身的軍事團體，而這種軍事團體的國際主義性質比原先的部落團體要大得多。<br><br>原先的部落團體，因為他依附於習慣法，所以他往往是不能離鄉的。例如我在裡海東海岸的某一塊牧場有不知道多少代傳下來的傳統權利，可以把這塊地方當我的夏季牧場，但是我在八剌沙袞另一個地方又有一塊冬季牧場，也是經過傳統權利傳遞下來的，這兩塊地方，我想我們部落大多數老人，尤其那些精通習慣法的老人是不願意捨棄的，捨棄了它們，那麼那些原有習慣法就沒有用了，這些長老也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同時部族大多數成員也是保守的、不願意創新的。順著這條道路下去，我的部族就只能夏天跑到裡海海邊去，冬天又跑到八剌沙袞去，就在兩地之間來來回回。如果我要跑到漁陽去做買賣，或者要跑到黑海南岸去做買賣，或者要到內沙布爾去當雇傭兵，我的部族成員就會不讓我去。我這個部族首領如果想要去，最好的辦法就是另外搞一個由安祿山、史思明這樣的人組成的軍事兄弟會。他們原先的出身不重要，他們來自於天南海北，但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團結在一起了。<br><br>這樣的團體就不能夠依靠習慣法來維持。他們第一是不大懂原來的部族習慣法，第二是這些部族習慣法對他們也沒有好處，他們的好處就在於浪跡天涯，誰給的錢多，誰給的官大，我們就跟著誰走，變成一種惟利是圖的雇傭兵集團。但是從軍事技術的角度來看，這種新的軍事兄弟會的技術能力顯然比原有的部族要強。同時他們沒有特殊的依戀，跟拜佔廷皇帝也好，跟波斯君主也好，跟阿拉伯君主也好，還是跟大唐皇帝也好，他們都可以毫無原則地效忠，只要你給的價錢足夠好，比別人的價錢好，那麼給你效忠是沒有問題的。唐玄宗的軍事革命，以及唐代後期一直到北宋初期整個中原地區的軍事革命，都是隨著中亞地區的軍事兄弟會的產生而產生的，每一次都比中亞慢了半拍。可以說，首先安祿山這種人的階級兄弟組成了自己的軍事團體以後，然後漸漸脫離了原有的部族組織，變成一個四處兜售自己技能的武裝護衛團體，給塔什乾的國王或者是給其他什麼地方的小王子護衛商隊賺一筆錢，然後有機會發現有更大的君主願意出更高的價錢給自己賺錢的時候，又投到這些君主的門下。後期阿拔斯王朝的軍事組織和後期唐代、五代和北宋前期的軍事組織，全都是中亞地區這些軍事兄弟會的後代。<br><br>這些軍事兄弟會的種族是非常混雜的，有些是昭武九姓，也就是索格地亞那人，有些是突厥人，有些是其他來源。宗教信仰也是千奇百怪，他們好像是什麼宗教都可以信仰，無所謂的，只要能夠討他們的雇主喜歡，如果他們在為伊斯蘭教君主服務的話，多半最後也會改信伊斯蘭教。但是阿拉伯人的史學家和波斯的史學家也可能是出於失敗者的憤怒，把他們描寫得相當醜陋，把他們描寫成為那種，無論他們表面上說他們信仰什麼教，或者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哪一個教派，其實他們真正貪圖的無非是黃金、果園、美麗的女奴，總而言之是貪圖雇主給他們各種各樣的賞賜，只要給了他們賞賜或者是有利於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賞賜，那麼信什麼教對他們來說其實是無所謂的。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原來阿拉伯人非常贊賞的那些高個子、金頭髮、膀大腰圓、長相非常好看、也就是菲爾多西在《列王紀》中描寫的那些波斯武士，在戰場上是鬥不過這些自稱是突厥人、但其實不一定是突厥人的軍事兄弟會的。<br><br>這些軍事兄弟會發動的軍事革命，把整個中東和東亞的軍事組織和政治組織完全改變了。他們首先是通過突厥禁衛軍向哈里發索取賞賜，最後就直接推翻了哈里發，產生出他們容易控制的年幼的或者是軟弱的哈里發候選人。這種變化導致了哈里發帝國的分崩離析。哈里發帝國分崩離析以後，強大的藩鎮，像是布韋希王朝、薩曼王朝、哥疾寧王朝這樣的君主，分割了阿拔斯哈里發帝國。而這些帝國無一例外的，要麼他們也要像哈里發帝國一樣引用突厥人的軍事兄弟會來保衛自己，要麼他們自己就是禁衛軍建立起來的突厥王朝。在波斯文化勢力最強大、經濟最發達的河間地區，最初產生的還是薩曼王朝，他們是波斯性質很強的。現在波斯人當作民族史詩的《列王紀》和其他名著，其實不是產生在波斯本土，而是產生在外伊朗，就是河間地區。薩曼王朝在伊斯蘭史籍中留下了一句名言，叫做「離開了薩曼家族，連樹都不肯好好生長」，就可以看出這個王朝的君主是非常開明的，他們樂於獎勵文學和藝術。而文學和藝術的承載者往往是波斯語的詩人和學者，所以他們是波斯語文化的一個重要傳遞者。但是即使是他們，在他們的軍事組織中也要大量引進突厥和雜胡。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後來往往都被歸到突厥人名下，因為突厥人好像是在組成它們的各個集團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而且由於突厥語在後來佔了上風，差不多統一了大半個中亞，所以歷史學家用後來的情況追溯以前的情況，往往把以前其實並不是說突厥語的很多河間地區居民也都算成了突厥人。<br><br>他們的主要優勢除了在軍事技術上沒有偏見、能夠引用新的技術以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們的理性客觀中立性質。這個理性客觀中立性質搞到最後，不僅使他們佔據了禁衛軍的職務，而且使他們在原先波斯人把持的文官系統中也佔據了一席之地。因為公務員制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理性客觀中立。最重要的不是技術能力，而是公務員是不偏袒任何階級，不偏袒任何城市、任何部族，在任何人面前都是絕對中立的。請問什麼人能夠保持絕對中立呢？答案是，他們必須是外來人。如果你是這個社會內部的人的話，那麼你在這個社會內部肯定有各式各樣的關係網，因此，如果你是社會內部有機共同體產生出來的精英的話，那麼你不可避免地要具備一些土豪性質，而土豪性質就要使你不公正。華盛頓將軍和李將軍肯定是要偏袒弗吉尼亞老鄉的，否則他就不能叫做土豪。<br><br>波斯人產生出來的土豪 — — 河間地區的土豪，他們的鄉土性還是有的，尤其是在費拉化程度比較差的河間地區，他們的城市出身是非常重要的。你從昭武九姓這個詞就可以看出來，每一個姓對應的都是一個特定的城邦。他們對原來那個城邦的忠誠，即使在幾代人都離開城邦以後仍然保存著。像遷居敦煌或者是東亞內地的那些姓康的或者是姓安的索格地亞那商人來說的話，他們很明顯已經根本就不打算回到中亞地區了，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仍然通過他們的姓氏和祖籍，形成單獨的特殊團體。而北朝和隋唐帝國為了處理這些團體，不得不根據他們原來的傳統設立像薩保這樣的官職，跟原先的郡縣制不同的官職，來安撫他們或者是羈縻他們。但他們擔任了這些官職之後，仍然堅持強有力的屬地主義或者是宗派主義的特點。某一個姓氏的人擔任了這個官職，通常就會把這個官職傳遞給他們的子侄，而不會傳遞給其他城邦或者姓氏來源的同樣是中亞人的其他人。<br><br>這些人在薩曼王朝和其他波斯語王朝當官，自然也就免不了把他們足夠客觀中立的性質引入原先的「治國之術」去。所以在後來像尼扎姆這樣的在塞爾柱突厥當權、但是在文化上基本上是波斯人的大臣看來，當時在外伊朗地區最先進的機構其實還不是文官機構，而是禁衛軍。禁衛軍的好處是什麼呢？照尼扎姆的說法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他們是五湖四海的國際主義者。在他看來，最優秀的君主甚至不是薩曼王朝的君主，而是阿富汗的哥疾寧王朝的君主，因為這些君主搞出來的軍隊，像安祿山的軍隊一樣，國際主義勢力最強，他們來自於普天之下的各個部落，沒有任何一個部落能夠自誇說是這支軍隊是我們本部落的軍隊。而在阿拉伯征服的初期，這個特點是非常明確的：征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軍隊，就是也門人和北方阿拉伯人的兩支軍隊，他們相互之間的仇恨往往比對敵人的仇恨還要大。哪一支軍隊是哪一個部族組成的，壁壘分明。先打下某一座城市，然後他們死也不會讓另一個部族組成的另一支軍隊來佔領。即使在科爾多瓦哈里發國成立以後很久，原先控制城市的那些阿拉伯家族寧可把這些城市交給猶太人或者是其他異教徒來管轄，也絕不會交給他們的敵對部族。波斯人在這方面就比他們好得多，但是最優秀的還是由突厥人和其他亂七八糟、出身不明的軍事冒險家組成的禁衛軍。<br><br>一座城市或一個地區如果交給波斯行政長官來管轄的話，國際主義性質和公平性質就要比阿拉伯部族要大得多，收到的稅收要多得多；但是如果它被交給了突厥禁衛軍的話，那麼它的國際主義性質是最突出的，任何人只要有才幹，都能在突厥禁衛軍中發跡，所以它的效率是最高的，辦事也是最公正的。尼扎姆儘管在文化上講是一個波斯人，但是他佩服波斯人文官的程度好像還不如佩服突厥人的禁衛軍，因為任何一個優秀公務員，他最佩服的，一是公正，二是理性，三是效率，這三者都要求無根的才子，無論這個才子是搞文的還是武的。其實文武之間的區別是個技術性的區別，而客觀理性公正才是政治德性上的區別。<br><br>突厥禁衛軍，可以說，從專制主義的角度來看是最理想的公務員。伊斯蘭世界引進突厥禁衛軍的過程，很像是現代西方世界引入公務員制度的過程。引入了公務員制度以後，你就得到了一批理性客觀的公僕，不會再受原來的土豪和豪強、各種宗教和教派的影響了。但是與此同時，潛入國家機器內部的專制主義和福利主義暗中就上升了一層。薩曼王朝滅亡以後，內亞地區的政權最終完全轉移到突厥禁衛軍手裡面，因此平等主義的性質就更深了一層，同時原有的各城邦的特殊主義也就相應地更降低了一層。當然這個降低是相對的，相對於波斯本土和東亞來說，河間地區的多樣性還是要比它們稍微多一點。直到蒙古征服前夜，從花剌子模諸沙帝國的徵稅制度你就可以看出，它對於自己花剌子模老家的稅收制度是一回事，對於河間地區各個結盟城市的稅收制度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些結盟城市儘管在地圖上講是被划在花剌子模帝國內部的，但是他們原有的灌溉系統和土地管理系統產生了自己的土豪，仍然是只有這些土豪才最善於經營本地的稅收機器，花剌子模政權需要任用這些土豪當當地的收稅官，實行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收稅制度。也就是說，這些城市仍然保留著一定程度的自治城市的性質。<br><br>蒙古人的征服對這些自治城市作了進一步打擊，消滅了它們大量的人口，也打亂了它們原有的灌溉系統。因此蒙古人以後產生出來的各個新的政權，就不如薩曼王朝和花剌子模帝國那樣尊重河間地區原有城市的自治權。這是內亞地區歷史向下轉折的一個重大的關口。但是即使是到帖木兒帝國時代，帖木兒本人，第一是對撒馬爾罕是採取特殊政策的，第二是對喀布爾、哥疾寧、八剌沙袞各地的領地仍然是保留了相當多的封建主義和特殊主義的。有很多地方是專門保留下了封建領地，是封給他自己的子侄的，而他自己的子侄做了當地的領主之後，要想站住腳跟，則必須在當地的各大家族和自己原先出自帖木兒家族的各個親族之間搞好平衡，如果平衡搞不好的話，這些封建領地本身仍然會發生政變，同時領地的繼承人仍然要考慮帖木兒家族內部的宗族關係和各地方勢力之間的平衡。帖木兒帝國的這種狀態，可以說是內亞地區古老的多樣性留下來的最後一點點回聲。<br><br>從薩曼王朝到帖木兒帝國的這整個過程中間，大體上講，就是原有的在薩珊朝時期仍然在河中地區居於統治地位的土豪領主和商團勢力日益衰竭，最後變得只剩下一點影子的過程，同時也是號稱突厥人的軍事兄弟會勢力不斷上升，最後不僅在軍事部門，而且在文職部門都佔據統治地位的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這個過程，基本上是每一個新的征服者都應該負一點責任。儘管後代的伊斯蘭的編年史學家往往把一切責任都算在帖木兒本人身上，但帖木兒本人起的破壞作用好像也不比以前的喀喇汗國或者是哥疾寧王朝來得更大一些。基本上是，每一次發生改朝換代，新朝代的突厥人性質、浪人性質、雇傭兵性質都會比原來的朝代更深一層，波斯人佔據的政府部門都會比原來更少一些，同時城邦和地方的勢力也會比原來更削弱一些。<br><br>帖木兒的征服儘管被外伊朗地區的很多人痛罵了幾百年，但是他所派出的總督通過軍事承包制度和包稅制度，仍然還是保留了沒有被他完全摧毀的原來一點地方自治的殘餘。其實包稅制度本身就是對地方多樣性的一種承認。元代對中原地區實行的包稅制度受到儒生的一貫反對，其實它跟儒生比較習慣的那種編戶齊民制度相比，實際上是更多地保存了各種地方多樣性的因素。如果你採取包稅制度的話，在揚州這樣的貿易口岸就可以包一個很高的稅值，同時在比較貧瘠的地方，例如在德州或者山東其他地方，你就可以定一個很低的數目，這樣的體制相對而言是不那麼僵硬的。而且包稅商本人所徵到的稅收不一定是直接從居民身上得到的，很可能是通過他本人的經商或者是跟當地的商業寡頭達成各種協議，通過對當地流通的商品間接徵稅而得來的，也就是說，不一定需要把負擔安插到每一個戶籍居民頭上。<br><br>而後來明代儒生實行的那種稅收制度就等於是一種僵硬得多的制度，某一個地區的稅收在建國初年固定為多少丁額以後，長期都沒法改變，無論當地的經濟發展形勢可能是更繁榮，也可能更衰落，但是國初定下的稅額很難改變。同時稅額是直接攤到每一戶身上的，所以中間一點緩衝的餘地都沒有。如果某一戶太窮的話，即使是非常輕、非常少的一點稅都可以讓他破產，完全維持不住；同時比較富裕的人，儘管有能力交出更多的稅，但是在這種稅制之下沒辦法向他要錢。負責徵稅的地方官府沒有辦法通過金融手段或商業手段，在「納稅難」區域和「納稅易」區域之間來回進行調節。而包稅制是從中亞產生出來的，它比較適合於中亞，哪怕是相隔幾百里，經濟形勢就非常不同。例如在撒馬爾罕以西的某些灌溉農業地帶，有產量非常高的農莊，有些農莊甚至是薩珊君主本人的私人產業，後來被阿拉伯哈里發繼承，以後又變成歷代君主的私人產業了，性質跟其他地方不同。僅僅是這些產量非常高的私人果園和農莊產生出來的稅收，就足可以替整個省份付稅，因此可以減輕甚至豁免掉整個省份的稅收負擔。這樣的事情在郡縣制度和編戶齊民制度下都是沒法實施的，但是在河間地區的包稅制度之下是可以靈活處理的。<br><br>但是經過歷次的征服，每一次征服都是來一次新的破壞。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來了以後，河間地區過去有很多，一個精耕細作的果園地帶就可以替整個省區納稅的這樣的地方，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壞。《長春真人西遊記》就記載了丘處機在河間地帶居住的時候看到的慘狀，他說，山中都是被打散的盜匪，還經常出來騷擾破壞，原先河間地帶的居民，現在剩下了不到四分之一。原先享有巨大交稅能力、而且能夠通過金融手段在國家和納稅人之間緩衝的那些商團，已經破產或者消失了一大半，原先那些精耕細作的果園也遭到了嚴重破壞。儘管如此，成吉思汗留下來的蒙古諸領主擁有的資源，仍然比帖木兒時代擁有的資源要大得多。帖木兒的征服，等於是把成吉思汗的征服沒有破壞的那些東西又重新洗蕩和破壞了。原先剩下的東西，在他和他的子孫統治之下，也就是撒馬爾罕、布哈拉這幾座他特別寵愛和保護的城市還保留了原先的特權和生機，之外的很多地方已經變成盜匪橫行了。在強有力的軍事強人的統治之下能夠做到暫時的盜匪匿跡、好像是社會治安很好的狀態，但這種狀態是依靠軍事恐怖主義維持的，時間也不長久。而且這樣的總督多半會引起最高君主本人的猜忌，如果他不很快就篡位的話，自己也會死於非命。死於非命的結果，隨著他的下台，道路上又會充滿了盜匪，治安又會變得很差勁，稅收又會維持不上。帖木兒時代以及帖木兒去世以後的波斯語史官，在他們留下的記錄中間充滿了這樣的哀鳴。他們非常清楚，波斯人在藝術和學術上領先於全世界、以至於可以使全世界忘記他們軍事低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受制於突厥人和蠻族，甚至在他們最自豪的點綴文明的各種藝術方面也漸漸落到了下風。西北部的大不里士這樣的地方被土耳其人一再地蹂躪，東部和東南部則被帖木兒帝國一再地蹂躪。<br><br>注：丘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卷四：「方算端氏[指花剌子模]之未敗也，[撒馬爾罕]城中常十萬余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於水北。」<br><br>直到薩法維帝國建立，波斯語地區就沒有產生出一個比較負責任的中央政權，而薩法維王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教團組織。在蒙古人和帖木兒帝國造成的一片混亂當中，唯一不但沒有受到削弱、反而能夠跟軍事兄弟會並駕齊驅、不斷擴張的組織，也就是教團組織。而且這些教團組織，在早期還比較多樣化，在晚期，蘇菲主義的成分就佔了壓倒優勢，而且是越來越大的優勢。蘇菲主義在中亞的意義很像是禪宗在東亞的意義：第一，它是平等主義的，因此強調簡易，平等主義的程度比原先伊斯蘭派各教派更大；第二，它是神秘主義的，強調個人冥想，因此學究式地做學問在這些僧侶看來變成是多餘的了。這兩個特點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費拉化。因此，十四、十五世紀時期的內亞就變成了宗教兄弟會-教團和軍事兄弟會-禁衛軍勢力不斷擴張，原先的各種多樣化組織，像是分化完善的正常細胞被癌細胞吞噬一樣，漸漸地被這兩種組織吞噬，變成了一統天下。<br><br>帖木兒帝國儘管破壞者的成分很重，但是他原先出於偏愛，還是保留下來一點點殘餘；而在帖木兒的子孫完全衰亡、昔班尼人和烏茲別克牧民橫掃過來以後，撒馬爾罕和布哈拉這些城市最後的輝煌也就結束了。昔班尼人和吉爾吉斯人願意保留的唯一一種先進技術，就是冶鐵技術、刀劍鑄造技術和後來才引進的火炮技術。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的中亞，唯一還能領先於全世界的技術，也就是他們用進口鋼鐵鑄造刀劍的技術和鑄造原始大炮的技術，這是他們唯一殘存下來優越於世界的東西。而波斯人薩曼王朝時期曾經使河間居民感到驕傲的那些律法學、醫學、各種工藝技術，都已經找不到痕跡了。最後在俄羅斯人征服中亞的時候，那三個汗國（浩罕、布哈拉、希瓦）能夠使俄羅斯人感到驚訝的唯一一個地方，就是在這樣原始的地方居然還能夠有優秀的軍械廠，而且造出來的大炮和武器跟俄羅斯人自己造出來的武器沒有明顯區別，甚至有些還質量更好。<br><br>在突厥化戰勝波斯化的過程中間，原先種族傾向並不是很明顯、甚至是已經接受了伊朗語的某一個分支的很多種族，都在語言文化上接受了突厥語。而波斯語的衰亡和突厥語的流行，本身就是內亞地區整個經濟和政治形勢惡化過程的一部分。等到最後薩法維王朝和俄羅斯人徹底瓜分了伊朗地區的時候，伊朗語本身的地位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了。朝廷本身要麼是講突厥語的外國人（注：薩法維王朝君主及其「紅頭」教團武裝都是阿塞拜疆突厥人），要麼是俄羅斯人，而這些朝廷比較先進的技術人員本身也是外來的。朝廷如果還有什麼忌憚的話，那麼他們就只忌憚兩種人：一是仍然穿插在各帝國周邊不斷流動的遊牧部族；二是信仰虔誠和狂熱，由於高度平等主義和高度團結，具有巨大殺傷力的教團組織。這些教團組織有能力發動叛亂，甚至能夠把他們自己選出的依靠宗教虔誠和仲裁力量、而不太依靠軍事的領袖送上寶座。薩法維王朝有一半都要依靠這些教團組織支撐。而正是類似的教團組織，在漢志和阿拉伯半島產生出了近代的沙特阿拉伯王國。<br><br>但是從伊斯蘭教本身的角度來看，在阿拔斯王朝時期剛剛皈依伊斯蘭教不久的波斯語學者，在教義教法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不但能夠跟阿拉伯語的學者競爭，甚至能夠凌駕於其上；到蘇菲主義盛行以後，儘管朝廷變得非常尊重教法學家，甚至在二十世紀初葉通過的波斯憲法中還有這樣的詞語：「一面要保佑國王陛下安康，一面要保佑教法學家日益繁榮，人數日益增多」，但儘管在這樣全社會崇拜的狀況下，教法學家仍然產生不出什麼新東西來。最後的幾個世紀不僅是經濟和政治的凋敝時代，甚至也是伊斯蘭教教義學和教法學的凋敝時代。蘇菲派產生出了強有力的神秘主義傳統，但是神秘主義傳統是很難言傳的，有很多東西就是像我們後來見過的氣功一樣，是只能口傳，只能心領神會，不可能記錄下來。其實東亞的氣功，有很多都是通過直接間接方式、運用蘇菲派的口訣傳入的。蘇菲派在伊朗，儘管原先創始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人神融合，但他們對宗教和學術產生的主要結果就是，用比較簡單的、比較神秘主義的、外人沒法理解的口訣和心法，取代了非常講究邏輯和文法的教法學和教義學。結果，無論從阿拉伯文化還是波斯文化的角度來看，教法學和教義學應該是學術的繁榮時期，而口訣和心法則是學術的衰敝時期。蘇菲主義最後的盛行，等於是為內亞的落日余暉塗上了一點點象徵性的反光，以後內亞就要進入長期的黑暗之中。

問：如果用五分鐘時間概述本次講座的內容，您會如何濃縮內亞黃金時代的格局和線索？<br><br>劉仲敬：很簡單，內亞本身不是個單獨的單位，它是文明核心區向文明邊緣區輸出、和文明邊緣區相互交流的一個樞紐，所以它面對西方和面對東方和南方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對西方是持續不斷地輸入，形成鑲嵌性結構，後來居上，但是原先的結構並沒有消失，越往後，後來的結構就越是疊加和鑲嵌入原有的結構當中；對東方則是瀑布式的傾瀉，基本上是從高地向低地流淌的這種結果。隨著文明核心區的核心從兩河地帶移向地中海西部，然後再移向大西洋沿岸，西部的輸入越來越少，相應的，向東部的輸出也就越來越難以為繼。最後等到這個輸出從陸路移動到海路以後，內亞旋轉門就等於是整個作廢了，消失的旋轉門作用的旋轉區域變成被各方同時拋棄的一片荒土。<br><br>問：口訣與心法對宗教有腐蝕作用，為什麼藏傳佛教密宗會成為晚期內亞的文化中心？<br><br>劉仲敬：佛教在晚期內亞是談不上文化中心的。儘管東亞的史籍對佛教的作用有一定的誇大，但實際上在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初年的這個最盛時期，他們在內亞地區都談不上是文化中心，只能說是在波斯語地區流行的各種宗教當中的一種。它的主要作用應該就是把伊朗語地區發展得非常成熟的教團組織，以佛教、道教和基督教 — — 也就是景教派的形式輸入到東亞。但是即使在這個輸入的過程中間，它們跟拜火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關係基本上是平行競爭的，並不是壟斷地位，很難說它們在當時是中心。晚期內亞的核心很明確是伊斯蘭教，佛教只有在西藏一隅還保留著，基本上已經是退守的態勢了。<br><br>問：陳寅恪能夠認識到內亞與東亞的真實關係，更依賴於本人天賦還是更依賴於教育和訓練？<br><br>劉仲敬：基本上是見多識廣的結果。他在出國以前沒有什麼特殊認識。他的認識一方面是得益於晚清重視西北地理 — — 也就是說重視內亞的這種風氣，而這種風氣其實也是國門大開、敦煌學之類的學術引入的一個結果。他主要的東西還是他在德國和中歐遊學以後，從德國人和俄國人那兒學到的。<br><br>問：薩珊文化與印度文化對支那和支那地域內的蠻族輸出過怎樣的組織模式？各地受兩種文化的輸入比例不同是為什麼？<br><br>劉仲敬：薩珊文化通過印度和南洋傳入廣州、然後通過廣州越過贛江進入建康是一條路線，通過中亞移動到平城、再從平城進入洛陽是另外一條路線，兩者的風格是不同的。如果你仔細察看北魏平城那些佛教雕塑或者是北魏達官貴人的墓葬就可以看出，他們比較昂貴一點的器物，無論是金銀器還是玻璃器，其實都有很強烈的薩珊風格。南方的類似器物當中，薩珊風格雖然也是佔多數，但是羅馬風格就佔據了比北方要大得多的地位。可以合理地說，當時的東亞大陸是幾個輸出區域。一條路線就是後來的天可汗道，或者叫做回鶻道，也就是唐朝中後期吐蕃遮斷西域以後、絲綢通過回鶻路線輸向西域走的這條路線，基本上是從靈武出發，向北移動進入蒙古高原的這條路線，就是過去戰國時代所謂的雲中道、在唐朝突厥酋長把它變成天可汗道的這條道路，這條道路通向平城，把現在的山西或者是晉語文化區熏陶成了一個內亞特殊區域。另一條線路從龜茲通向關中，在關中製造出了另外一個區域。這個區域照漢志史家的記載，就是雜胡特色比較濃厚，而平城洛陽那個區域鮮卑特色比較濃厚。它們雖然都有濃厚的佛教因子，但是關中那條線摻雜的拜火教和景教成分明顯更多一些。這是第二個輸出區域。第三個輸出區域就是廣州-南洋向江州、建康移動的這個區域。這個區域在廣州是最強的；在贛江沿岸留下了一系列居民點，這些居民點不斷發展，在唐朝前期則構成了洪州建立和贛江沿岸開發的基礎；最後傳到建康以後，對南朝的佛寺建築留下了一定的影響。但是總的來說，南朝接觸的輸入是不如北朝的。可以合理地推斷，當時海路的地位仍然沒有辦法跟陸路相比。<br><br>問：假如安祿山率領的幽燕雜胡集團在中原兩京站穩了政權，那麼內亞-東亞二元體系的歷史格局會如何演化呢？會不會返回到南北朝黃金時代？<br><br>劉仲敬：基本上沒有影響。無論靈武還是漁陽，都是來自河中地區的武力集團。靈武本身就是蠻族通過回鶻道進入中原的一個孔道，而盧龍地區基本上是敦煌的一個次級中轉站，內亞的各類雜胡則以敦煌為第一個主要的聚居地。而安祿山招募的那些雇傭兵集團，實際上主要的成員，包括安祿山和史思明兩人，都不是從中亞地區直接來的，而是在敦煌定居的這些胡人的二代、三代組成的，所以他們與其說是蠻族，不如說是涼州地區已經部分地接受了唐朝文化的這些二代或三代組成的一個雇傭兵團。唐人一定要把他們說成是蠻族，甚至把他們說成是部落民，多少是帶有污蔑性質的。也就是說，很多歷史學家主張的「唐代中葉以後，邊患從西北轉向東北」這個說法，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所謂的東北就是指的河北平原、盧龍節度使這一系，跟代表西北的朔方軍系統來源基本是相同的。<br><br>問：您如何看待波斯的諾斯底主義及其影響？<br><br>劉仲敬：諾斯底主義在敘利亞的影響恐怕比在波斯更大一些。波斯人接受諾斯底主義的雖然有，但是時間要短得多，維持傳統的延續性也不如敘利亞和埃及。他們可能對後來的蘇菲主義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大多數蘇菲主義者是不高興接受太過於複雜的靈知主義系統的。他們願意接受的部分可能也就是強調最高存在的精神性的那些部分，但他們要達到的目的跟諾斯底要達到的目的恰好相反，諾斯底是要把中間那些層次弄得非常複雜，這恰好是他們非常厭惡的東西。<br><br>問：絲綢之路是誰率先打通的？漢朝是否存在過向外的秩序輸出？<br><br>劉仲敬：絲綢之路並不存在，因為絲綢從來不是絲綢之路上的主要商品，而且內亞到中原地區的這條貿易線存在的時期比漢朝輸出絲綢的時期要早得多。應該說張騫和漢武帝不是開創了這條道路，而是利用了本來就存在的道路，並且用政治軍事手段對這條道路上原有的商業模式進行了武斷干涉。這些干涉的結果對中原地區的經濟其實是非常不利的。從靈武通過趙國通向洛陽的那條道路，很明顯在戰國時期一度是主要的交通路線，曾經壓倒了通過關中進入中原的那條道路。這種繞道現象跟商鞅變法很可能有一定的關係，因為在秦國產生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以前，通過塔里木盆地東向輸出的那條道路似乎是更加重要的。<br><br>問：為什麼伊斯蘭黃金時代的理性主義最終會衰落？以及您如何看待安薩里？<br><br>劉仲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們是高度依賴宮廷和中央集權的，他們是跟哈里發站在一起、跟各地的自發秩序作對的力量，所以在哈里發的朝廷沒有能力再支持他們以後，他們在比較土鱉的小共同體當中找不到足夠的支持者。安薩里這個人在伊斯蘭教的發展中間不算是特別重要或者突出的人物。<br><br>問：從無文時期到近代，外伊朗地區和贛越地區的聯繫在地理上是如何實現的？是通過海路還是陸路？以及陸路的路線是什麼？<br><br>劉仲敬：通過海路。波斯語地區的商人開闢這條路線的時間似乎相當早，可能從東漢晚期就已經開始了。贛江是這條道路的主要依託。走贛江路線就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說海路是到廣州為止的，長江下游缺少像樣的港口，不是主要的貿易口岸。儘管魏晉南北朝時代廣州是極度繁盛的，但是現在的福建沿海地區基本上是荒蕪的，閩江口那個口岸基本上沒有什麼貿易性質，只是南北來往的一個補充淡水和其他物資的中轉站，而長江口現在充滿良港的地區，當時基本上沒有什麼貿易據點。南方的珍奇貨物是通過贛江一路北上，在江州集結，然後東向運往建康的。當時有記載的主要寶器，差不多都是順著這條路線走的。而記載下來有姓名的商人，例如安姓、康姓之類的巨室大賈，基本上也是沿著贛江一線分布的。陸路似乎並不重要，當時除了贛江一線的水路以外的其他地方，似乎是沒有開發、處在蠻族統治之下。但是宗教教團的存在很可能為這些蠻族的組織提供了很多啓示，即使沒有直接的通過例如天師道的傳播或者佛教的傳播、景教的傳播這種方式使遠離江口的山地蠻族受到影響，至少也通過他們的存在為這些蠻族的組織提供了很多靈感，使他們後來的組織在模式上不同於以前。<br><br>問：猶太教與巴比倫等其他古代宗教有什麼聯繫？為什麼您說牛頓受秘傳哲學的影響？<br><br>劉仲敬：成型的猶太教顯然並不是在亞伯拉罕時代成型的，而是在巴比倫之囚時代成型的。猶太教有強烈的學者傳統和把自己的傳統不惜代價流傳下去的這種危機意識，很明顯是在但以理的時代、在巴比倫之囚時代形成的，在第二共和時代和聖殿重建時代基本凝固，以後在這幾千年都沒有明顯改變過的。在這以前，猶太人還更像是一個遷居不定的蠻族，他們經常是改奉異教，至少是受到了改奉異教的誘惑，對自己傳統的神聖性和自己傳遞傳統的使命的神聖性並不像後來那樣深信不疑。至於牛頓，基本上所有的中世紀所謂的神秘主義傳統，最終都要歸結到猶太人和巴比倫人，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的神秘學者，只要他們的研究達到一定的深度以後，最終都要回到從巴比倫到猶太的這條線上。<br><br>問：吐蕃作為更加邊緣的文明地區，在八世紀能夠越過巨大的地理障礙、一度佔領內亞東部的原因是什麼？這一事件是否造成了長期影響？<br><br>劉仲敬：實際上吐蕃人的捲入跟索格地亞那地區反對阿拉伯征服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實際上唐朝是阿拉伯征服的一個重大的幫手，因為這些地方的那些小邦國在對付阿拉伯人的強大勢力的時候是需要有外援的，而他們經常引入的外援是西突厥和突騎施人，而每一次他們在快要勝利的時候，唐朝都會從東面對突厥人或者突騎施人進行打擊，把他們的勢力打散，因此使他們快要達成的勝利化為烏有。從河中的角度看，唐人不斷給他們最好的護衛拆台。吐蕃取代唐人以後，這個問題不復存在。吐蕃的佔領並不干擾中亞小國內部的結構，跟他們最需要的護衛差別不大。本地人沒有理由反對保護者，直到保護者自己支持不住。<br><br>問：現在的中亞各國是如何對待以前的文明的？<br><br>劉仲敬：現在的中亞國家對待它們以前的文明一般是兩種方式。塔吉克是中亞地區唯一一個殘存的波斯語國家，它的文明傳統也是最多的，但是即使是它，也非常依賴帖木兒帝國的遺產。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以前是純遊牧民族，基本上沒有什麼文化傳統，他們接受的是一種近似泛突厥主義的遺產。烏茲別克人是把帖木兒帝國當作正朔的。土庫曼斯坦接受的也是泛突厥主義。<br><br>問：您認為伊斯蘭教既然處在上升期，在吞噬內亞和桂枝之後擁有相對穩定的時期，那未來慢慢會演化出自己的休謨和馬丁·路德嗎？<br><br>劉仲敬：這是個沒法判斷的問題。要是結構複雜度演化到這個程度，它當中一定會經歷過許多網絡結構和許多節點，越過節點的事情是沒法預見的。我只能說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說有些人認為伊斯蘭教全是像大家現在想象的原教旨主義的這種東西，這個想法是錯誤的；第二種想法就是，認為原教旨主義一定產生不出複雜結構，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第一是，伊斯蘭教曾經產生過在當時是最接近於啓蒙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東西；第二就是，原教旨主義本身是有組織創生能力的，並不是說假定是原教旨主義，就一定是非常簡單化的結構。<br><br>問：現在的伊朗人還有多少以前優秀的波斯基因？包括文藝、法律等方面。<br><br>劉仲敬：除了教法學有一定的復興以外，大多數都沒有留存下來。<br><br>問：摩尼教、拜火教、景教在入華後發生了怎樣的演化？在古代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怎樣的作用？<br><br>劉仲敬：它們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魏晉南北朝到唐代的時候，這個時候，絕大多數的民間社會都是在這些教團擴張的過程中經過了重新組織。因為儒家的歷史不大記錄這些社會基層的事情，所以你必須結合考古學發掘的材料和宋代以後儒家重建共同體在各地遭受的不同阻力，以間接途徑來推斷這些現象。這些現象是有高度地區差異性的。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後來被認為是本土性比較強的大多數教團之所以在這個時候產生，主要就是受了這些外來教團的刺激。從它們被動產生的組織模式當中，也可以推出很多草蛇灰線來。<br><br>問：明教和伊斯蘭教在明朝的生存境況怎樣？在明朝發生過宗教衝突嗎？它們在明朝治下的關係是否受到當時伊朗和伊斯蘭文化之間關係的影響？<br><br>劉仲敬：明教可能在吸收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很多成分以後，演化成白蓮教那樣的民間宗教，漸漸地被掌握了明朝官僚機構的儒家當成了迫害對象；而伊斯蘭教，因為它跟中亞各族群的關係比較密切 — — 關係不大密切的那一部分實際上是在明初的格式化當中基本被消滅掉了 — — 跟異族傳統聯繫得比較密切的那一部分形成了比較孤立的社區，從明朝初年到明朝末年，這些社區傾向於日益集中，就是說，儘管他們分布的範圍很廣，幾乎遍及了帝國的所有省區，但是在所有省區當中，他們都傾向於把原先在元朝時候比較分散的社區向地理上和社會政治上比較集中的區域集中。這就是所謂「大散居，小聚居」，這種現象主要也是在明朝形成的。<br><br>問：把蘇南和浙江這類文化相近的地域劃歸成不同的行省，而把文化不同的地域劃歸為同一個行省，這樣的做法，始作俑者是哪個朝代？目的是為了阻止地方共同體發育成熟嗎？<br><br>劉仲敬：主要是明朝。現在的行省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初設計出來的，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打亂山川形勢，使每一個省區在軍事上都沒有辦法自守。文化上把它弄到犬牙交錯還是個次要的目的，但肯定也是考慮在內的。基本上是，吏治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拆散。<br><br>問：現在桂枝正計劃建設橫跨內亞地區的電網、管道、鐵路等龐大的各種跨國工程，如果這些計劃最終得到落實，那麼這些跨國的基礎設施在未來內亞地區複雜的秩序演化過程中，最終命運會怎樣？是會被徹底毀滅，還是會被繼續存留下來？<br><br>劉仲敬：很明顯它的作用就是給人口遷徙提供方便。這就意味著年輕人口眾多、例如是擁有兩億多人口的整個內亞地區，會向那些人口高度老化的地區傾瀉出移民的洪流。換句話說，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為綠化做準備的。<br><br>問：自蒙元之後，省級制度被保留下來，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明帝國，小共同體更無出頭之日，蒙古是始作俑者嗎？<br><br>劉仲敬：很難說蒙古是始作俑者，因為蒙古沒有辦法也沒有打算設計或者建立一個籠罩全帝國的穩定制度。可以說，後來所謂的行省制度是蒙古人創始的，但蒙古的行省制度在蒙古是一個軍事措施和臨時措施，並不是籠罩全局的措施。不是說地理上划出一整塊都歸於行省，只是說這一個區域的軍事行動都由該行中書省負責，軍事行動停止以後，後來的鎮壓行動也由該行中書省負責。這些地區內部通常鑲嵌著很多封建領地和種族集團。行省變成穩定的行政區域，那是明朝初年的事情。<br><br>問：可以說雅利安人是優秀的種族嗎？因為希臘、羅馬、波斯、印度都是雅利安人主導的文明。<br><br>劉仲敬：因為雅利安人不是一個種族，所以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可以說雅利安人是一個泛文化-政治模式，但它不是一個種族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