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br/> 序<br/> 一<br/> 收入这本集子里的十三篇文章，是我新时期以来创作的中短篇科学幻想小说。</p><br/><p> 迄今为止，我大约出版了260万字的文稿。这其中，有60万字是天文学专著；100万字是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纯小说和科普文章；还有100万字，就是科学幻想小说了。</p><br/><p> <br/>我写过四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大洋深处》、《神翼》、《战神的后裔》，这四部小说都是新时期创作的，但命运各不相同。《飞向人马座》荣获第<br/>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神翼》荣获中国作家协会1982－1986年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在宋庆龄儿童文学基金会主办的儿童文学评奖（第二<br/>届）中，获二等奖（一等奖是空缺的）。最长的《战神的后裔》，原名叫《火星建设者》，是1957年我写作的一篇6000字的科幻小说，发表在当时的《中国<br/>青年》杂志上，这个短篇还曾在苏联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会”会上获奖，全世界中奖的科幻小说仅有三篇。改写工作是1983年完成的。篇幅扩充了十几倍，人<br/>物和背景也更为复杂。读者反映最不热烈的要算《大洋深处》，但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我相信它是：一本成功的科幻小说，许多评论家——包括香港的杜<br/>渐、吕思齐，四川的董仁威，贵州的彭钟岷和彭辛岷——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原因看来出自作品之外。因为这本小说是写给成人读的，而科幻小说在成人文学中所占<br/>地地位决定了它无法引起公众的青睐。</p><br/><p> 所以，在我的创作实践中，少年儿童是第一位的。收入这本书的科幻小说都是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作品。回顾我的一生，为少年儿童写作乃是我的一大夙愿。<br/> 二<br/> 我于1929年4月9日，出生于越南海防市的一个职员家庭，原籍是广东省中山县。在越南的华侨学校里掌握了祖国的文字和语言。念中学时，家境衰败下来，我只好一面当印刷厂的学徒一面上学，还在小学教过书。</p><br/><p> <br/>我很早就对文艺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4岁时，我在当地的华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叫《孔尚仁和“桃花扇”》。这是我记忆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br/>1946年高中毕业之后，我还与几个朋友联合编辑了《越北生活》杂志，1947年，我回到了祖国。为了积攒些钱上大学，我在广东省郁南县师范学校当了几个<br/>月教师，接着，一举考入了中山大学。我选择了一门对自己事业最富于挑战性的学科，我要学习天文学！</p><br/><p> 1949年，我辍学离开广州到达香港，在香港的培侨中学任教，同时兼任了香港《新少年》月刊总编辑。我用“郑越”的笔名在《大公报》、《文汇报》上撰写杂文、诗歌以及科普文章。</p><br/><p> 1951<br/>年，我来到北京中国科学普及协会工作，出任《科学大众》杂志副主编。在这段时间里，我突发奇想，要把谜一样的天文学和诗一般的文学结合起来，这导致了新中<br/>国第一篇科学幻想小说《从地球到火星》的诞生。从1954年起，我陆续发表了几个短篇科幻小说，被编成新中国第一本科幻小说集《太阳探险记》，并于<br/>1955年出版。</p><br/><p> 1956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正式会员，并于1957年改行进行专业文学创作。我先后在《文艺报》、《新观察》等杂志担任记者，写出了不少通讯和报告文学。这期间，我还学习了英文和俄文，翻译出版了苏联科普读物《宇宙》和其它一些作品。</p><br/><p>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像个复苏的人，重新拿起扔掉多年的笔，恢复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短短的几年里，我写出了大量新作。</p><br/><p> <br/>目前我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教授。科研工作异常繁重。1983年，我患上了脑血栓，不得不停止创作。但是，在这段时间中，我时时刻刻都在希望着自己康复<br/>起来，希望重新拿起笔，为我的读者们继续工作。1990年夏天，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七年之久的巨大痛苦之后，我终于又开始工作了，我的新作将于<br/>1991年陆续出版。<br/> 三</p><br/><p> 我总共写过24本书，对创作问题，自然有个人的想法，特别是科学幻想小说，我认为这类文学作品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p><br/><p> 首先，是科学性和文艺性相结合的问题。</p><br/><p> <br/>常常有人问我，科幻小说到底姓“科”，还是姓“文”？我的回答很简单：姓“文”！因为，从1818年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创作第一本科幻小说《弗兰肯斯<br/>坦》起，科幻小说就是姓“文”的。当然，事情后来变得很复杂了。19世纪末，著名的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著名的英国作家威尔斯，把科幻小说道创作方向稍稍做了<br/>区分，前者力图进行更多的科学预言，而后者则更为注重其艺术价值。我想，姓“科”与姓“文”的问题，大概是从那会儿产生的。到了20世纪，科幻小说有了巨<br/>大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领域的创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果。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每年出版物中的十分之一时科幻小说。科幻创作还发<br/>展渗入到了电视、电影、教育，甚至玩具制造领域。80年代，国外最卖座的十部电影中，有三部是科幻题材的作品。例如《E.T.——外星人》、《星球大战》<br/>和《大白鲨》。</p><br/><p> 纵观一百多年来国外科幻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其中95％的作品属于威尔斯式的，或者说是姓“文”的。文学是生活动镜子，科幻小说也是生活动镜子，而且是一面具有特殊能力的折光镜，它能在现代化的幻想——科学幻想构思中，曲折传神地展示我们严峻、真实的生活。</p><br/><p> 科幻小说姓“文”，并且不排除其中的科学内容，科学幻想有别于其它形式的幻想，有别于《封神演义》、《西游记》，也有别于《阿丽斯漫游仙境》，而这种差别恰恰是其中的科学内容造成的，因为科学表达了一种时代精神。它为科幻小说创造了坚实的基础。</p><br/><p> 其次，是关于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问题。</p><br/><p> 科幻小说要不要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这种源自外国的“舶来文学”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的确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p><br/><p> <br/>我反对吃洋不化的拿来方式，我觉得越是外国的好东西，在引进之时，就越应进行改造，即所谓“洋为中用”也。从我的作品中，大家不难判断这种改造成功的可能<br/>性。收入本集子中的《古庙奇人》，是我于80年代初期创作的中篇小说，五万余言，充满了东方文学的神秘色彩。上天入地世内世外，以破庙为代表的古老的乡土<br/>中国文化和以火箭为代表的星外文明融为一体。故事从直升飞机的偶然故障开始，直到主人公的奇异死亡，悬念叠起，疑窦从生，颇有中国古典小说的那种情节变换<br/>和迷离之感。</p><br/><p> 与《古庙奇人》不同的，我的其它小说不会给读者更多的世外桃源之感。《海姑娘》和《荒野奇珍》，《鲨鱼侦察兵》和《太平洋<br/>人》都发生在今日的中国，地道的民族气息加上集体主义的向上精神，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孔雀蓝色的蝴蝶》发生在八国联军焚毁的圆明园废墟上，《泅渡东海》<br/>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勇敢的中国少年，他用自己的力量，横越中国东海的万顷汪洋，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短篇小说《地球的镜像》之所以被国外出版界争相翻译，恰<br/>恰是因为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故事虽然发生在外星球，但主人公都是中国人，重大事件都是中国的事，东方作家的深邃历史使命感使作品赢得了荣誉。</p><br/><p> 在我的全部科幻作品中，除了《大洋深处》和《灵犀》两篇，牵涉了较多国外生活之外，其它故事都发生在国内，我相信民族化的创作方式，会推动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而恰恰是这种民族风格，也使我的科幻小说能够走向世界。</p><br/><p> 第三，关于接触现实的问题。</p><br/><p> 和民族化相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科幻小说要不要接触现实？能不能反映现实生活？我的回答是既必要，又可能，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幻为实用”。</p><br/><p> <br/>《星星营》和《史前世界》，大概是我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最成功的两个短篇。前者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一批造反派如何丧心病狂地使用新技术分明，使人性退化<br/>的故事。我极力想表达“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严肃的主题。后者则以一个工读学生，深入模拟定史前时代所受的教益为线索，阐明了不同的<br/>思想教育渠道，在培养改造青年个性中的作用，主题同样相当严肃，我自认为这是两篇不可多得到作品。</p><br/><p> <br/> 当然讲到接触现实，不一定是实实在在地描写作家眼中的所见所感。我的《小说《海豚之神》、《地球的镜像》都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但其主题思想，其哲学内涵都具有现实的意义。</p><br/><p> <br/>尽可能接触现实，要求作家具有深厚的生活功底。对我来说，早年的漂泊生活，当记者走南闯北，加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风风雨雨，实在是一笔难得到财富。我写<br/>过几篇有关香港生活的小说，大家反映不错，特别是《命运夜总会》全部发生在香港，由于我对那儿的生活比较熟悉，人物场景在头脑中又酝酿良久，因此呼之即<br/>出，颇有亲切之感。</p><br/><p> 文无定法，我的这些感受，仅仅针对我自己的创作而言，不一定能适用于他人。但以这些思考为出发点的创作实践，我相信已经获得了成功，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评论家和翻译家热衷于我的作品的原因。</p><br/><p> 四</p><br/><p> <br/>我的科幻小说在海外受到过不少专家的评介。1981年5月，美国《2000年亚洲》（2000Asia）上曾经发表了我的小说《地球队镜像》以及评介我的<br/>作品的长篇文章《中国科幻小说之父》。同年6月，日本《科幻宝石》（SF宝石）杂志发表了这篇小说的日文译本。1982年，这部小说在瑞典正式出版。<br/>1987年著名英国作家阿尔迪斯将其编入《世界科幻小说选》（world omnibus of SF)，两年之后，这部作品又在美国被收入吴定柏主编的<br/>《中国的科幻小说》（1989年）。</p><br/><p> 日本是大量评介我的作品的国家。1984年7月，《海豚之神》由静冈中国科幻研究会出版；1987<br/>年，岩上治翻译了长篇小说《太平洋人》，该书在1989年又被另一位日本翻译家池上正治译出新版；我的小说《命运夜总会》也于1990年在日本出版；此<br/>外，，近腾直子写出了《郑文光作品论》，日本放送协会（NHK)的记者井上孝利还摄制了一部30分钟的记录片，片名叫做《中国科学家与文学家郑文》。</p><br/><p> 在香港，我的许多小说都被印刷发行。其中包括首次先于大陆发行的《古庙奇人》、《侏罗纪》等。香港《开卷》杂志于1980年5月发表了特约记者吕辰的长篇访问记：《访中国科幻作家郑文光》。</p><br/><p> 五</p><br/><p> <br/>很多年以来，时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从事这样一种奇怪的文学创作？”我相信问话的人都是善意的，我也能听出其中的不满和惋惜，他们似乎在哀叹我浪费才<br/>华。但是，我始终觉得，我的生命是和一个极有希望的事业相联系的。只要科学技术还在蓬勃发展，科学幻想小说就必然会越来越多地进入人类生活动领域。</p><br/><p> 这本书就是为这种膨胀变幻的世界而编写的，它将为儿童的心灵打开一扇窗户，透过这扇洁净的窗户，他们将看到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一切，看到我们世界的明天，看到我们终将面对的严峻未来。</p><br/><p> 郑文光</p><br/> 一九九零年十月 北京<br/>

郑老有些作品很有深意 颇有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