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政治生存”与中日关系中的靖国神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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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15 17:03:20

张望：“政治生存”与中日关系中的靖国神社问题 共识网 2016-08-15 本文认为，首相的国内政治正当性(domestic political legitimacy)，是影响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决定让步与否的较为重要的因素。 【编者按】：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官员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备受关注。早稻田大学华人学者张望的新著《Political Survival and Yasukuni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政治生存和日本对华关系中的靖国问题)于2016年7月由英国Routledge学术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从国际关系学中的内政和外交联动的理论视角，分析了过去30年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不同政策反应。该著的部分内容已于2016年刊登在《当代日本中国研究・政治・対外関係篇第5辑》，谨供各位读者指正。 “政治生存”与中日关系中的靖国神社问题[toggle=off][title][sup][1][/sup][/title][content]　　[1]本文中文版的出版获得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公司的许可，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中文版本的部分细节有所更新，特此注明。作者感谢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教授、蓧原初枝教授，青山瑠妙教授，河野胜教授，植木(川胜)千可子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的Mike Mochizuki教授对本研究的指证。另外感谢上村威，佐藤治子，杨志辉，徐显芬，村上刚，田村健一等同僚对本研究的宝贵建议。[/content][/toggle] (张望：早稻田大学地域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当代日本中国研究・政治・対外関係篇　第五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6 。本文为作者为共识网投稿。 靖国神社问题(以下简称“靖国问题”)在过去20年来一直困扰着中日关系。自1985年以来、中国官方曾四次要求日本首相停止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情况通常发生在某位日本首相宣布意图参拜靖国神社，或是某位首相已经参拜了靖国神社的情况下。在过去二十年来，三位日本首相，包括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和安倍晋三，正面回应中国压力，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然而，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拒绝中国方面的要求，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令中日政治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低潮。 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不同反应，同时揭示出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细心观察向中国压力让步的日本首相的背景，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出任首相前往往积极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曾根康弘在日本政界被认为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在70年代，中曾根即积极推动参与有关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立法活动;同样，在1996年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桥本龙太郎于1993年至1995年之间曾出任日本遗族会会长。该会一直是推进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重要团体。而且，桥本作为政府通商产业大臣，于1994年曾以神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引来国内外批评;安倍晋三在在出任首相前也是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急先锋。在小泉内阁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安倍曾多次在靖国问题上展现出强硬立场，并指责中国的抗议为干涉日本内政。[toggle=off][title][sup][2][/sup][/title][content]　　[2]有关安倍对参拜靖国的支持态度，参见：安倍晋三、野田圣子「政治家として「靖国問題」を考える」『正論』 2002年8月、130-140頁;安倍晋三、葛西敬之：「日中は「政冷経熱」で丁度よい」，『VOICE』, 2005年7月，54-64页;安倍晋三，冈崎久彦：「中国の横車を許してなるものか」，『诸君』, 2005年8月，36-44页。[/content][/toggle]与此相反，小泉纯一郎在出任首相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热衷。也未积极参加支持靖国神社国有化的运动。虽然他本人在1997年担任厚生大臣期间曾经参拜靖国神社，但在日本政坛，小泉经常被视为经济问题方面的活跃分子，很难和中曾根，桥本和安倍鲜明的支持参拜的立场相提并论。[toggle=off][title][sup][3][/sup][/title][content]　　[3]参见小泉以前的政治盟友加藤宏一的回忆。加藤宏一：「対米問題になる前に解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央公论』, 2006年8月，第207页。小泉在出任首相前曾撰文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从未提到靖国问题。参见小泉纯一郎：「日本政治の課題」，载小林良彰编：『日本政治の過去、現在と未来』, 1999年，庆应大学出版社，257-280页。[/content][/toggle] 为什么那些本来强烈主张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最终向中国让步，而本来对参拜靖国神社兴趣不大的首相却坚决抵制中国的压力?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外压的不同反应?在以下部分，本文通过比较小泉和安倍两个案例，从“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的理论分析途径解读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反应。本文认为，首相的国内政治正当性(domestic political legitimacy)，是影响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决定让步与否的较为重要的因素。 现有分析途径及其局限 在现有国内外有关靖国神社问题的文献中，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叙述性(descriptive)和规范性(normative)的分析。其中大部分着重从日本的战争责任，日本的国家认同冲突和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解读靖国问题。[toggle=off][title][sup][4][/sup][/title][content]　　[4]有关日本外交研究中外压现象的讨论，参见田中明彦：「日本外交と国際政治の連関-外圧の政治学」，『国際問題』, 1989年，第25-36页。有关靖国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近年的日语文献包括：田中伸尚：『靖国の戦後史』，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三土修平：『靖国問題の原点』，东京：日本评论社，2005年;中野晃一等编：『靖国と向き合う』，东京：めこん出版社，2006年;村井良太：「戦後日本の政治と慰霊」，载刘杰等编：『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対話の試み』,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89-313页;一谷和郎：「靖国神社参拝問題」，载家近亮子等编：『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 东京：晃洋书房，2007年，37-62页。有关近年的英语文献，参见Harry Harootunian, “Memory, Mourning, and National Morality:Yasukuni Shrine and the Reun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in Post-War Japan, ” in Peter van der Veer and Hartmut Lehmann, eds., Nation and Relig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 and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44-60; JohnNelson,“Social Memory as Ritual Practice: Commemorating Spirits of the Military Dead at Yasukuni Shinto Shrin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 no.2 (May 2003): pp.445-67;Tamamoto, Masaru,“A Land Without Patriots: The Yasukuni Controversy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 World Policy Journal 18, no.3 (Fall 2001): pp.33–40; DaikiShibuchi, “The Yasukuni Shrine Disput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Japan,” Asian SurveysXLV, no 2, March/April 2005, pp.197-215;YongwookRyu, “The Yasukuni Controversy: Diverg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lite?,” Asian Surveys XLVII,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7), pp.705-26; John Breen ed., Yasukuni, the War Dead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s Past (Hurst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Tanaka Akihiko, “Yasukuni and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asegawa Tsuyoshi and TogoKazuhikoeds,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p. 119-41; 有关对靖国问题的规范性讨论，参见高桥哲哉：『靖国问题』，东京：筑摩书房，2005年;Wang Zhixin, “China, Japan and the Spell of Yasukuni,”in John Breen ed., Yasukuni, the War Dead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sPast (Hurst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pp.71-90.[/content][/toggle]在中日关系研究的有关文献中，很少有学者从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视角系统地解释日本官方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反应，也少有研究尝试辨析那一个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最主要的。[toggle=off][title][sup][5][/sup][/title][content]　　[5]中日关系研究文献中有关日本官方如何应对中国在靖国问题上的压力的实证研究不多。有关中曾根时期的实证研究，参见有关中曾根康弘时期的实证研究，参见服部龙二，「中曽根・胡耀邦関係と歴史問題一九八三-八六年」，『日中関係史1972-2012 I政治』，东京大学出版社，2012，167-96页;Yuan Xue, The Politics of　Japan’s Response to Chinese Pressure.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pp.138-270; 横山宏章：『日中の障壁：戦争と友好の代償』, 東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4年，第30-44页;有关小泉时期的实证研究,参见Ming Wan,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35-61.[/content][/toggle]虽然现有研究没有明确各自的理论视角，但我们仍可以把它们的分析途径粗略按分为三类：个人的分析途径(individual approach)，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途径(social-ideological approach)，和外交战略的分析途径(foreign strategy approach)。 个人的分析途径，集中分析领导人个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一类型的分析假设外交决策很大程度上受领导人的性格，对特定事务的看法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在解释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反应时，这一分析途径经常强调首相的个人性格和对历史问题的态度，认为首相在受到中国压力停止参拜是由于个人对战争的反省态度和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同样，根据这一逻辑，如果首相在受到中国压力仍然继续参拜，就常被解释为因为首相个人非理性的，感情化的性格所致。[toggle=off][title][sup][6][/sup][/title][content]　　[6]例如，参见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8-59页，第263-66页;Lam, PengEr, “Japan’sDeteriorating ties with China: the Koizumi Factor,”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3, No.2, (September2005), pp.275-91。[/content][/toggle] 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途径，着重思想，文化和世代交替因素的角色。这一派的分析强调过去日本对中国压力的让步是由于左派社会党的存在。这一论述的内在逻辑是所谓“1955年体制”，即自民党和社会党相互制衡的国内政治态势。根据这一派的分析，随着“1955年体制”的解体和保守势力的抬头，导致日本开始抵制来自中国的压力，特别是在靖国问题上的要求。[toggle=off][title][sup][7][/sup][/title][content]　　[7]例如，步平：《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 2001年第4期，第180页。翟新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自民党执政以来一贯的政治立场。参见翟新：《日本自民党执意参拜靖国的国内政治背景分析》，载《社会科学》, 2004年第10期，第36页。[/content][/toggle]其次，日本的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亦被认为是一大原因。该观点认为，正是因为1990年代“55年体制”的解体，日本国内主张迈向“正常国家”的势力壮大，导致日本面对中国压力更容易采取对抗性的反应。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被认为是为历史翻案及宣扬新保守主义，借此推行防卫政策改革，最终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toggle=off][title][sup][8][/sup][/title][content]　　[8]不少学者从普通国家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问题。参见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320-321页。相关的英语文献，参见Blumenthal,Dan, “The Revival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Asian Outlook, February-March,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ccessed on December 14,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22027/pub_detail.asp;YongwookRyu, “The Yasukuni Controversy: Diverg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lite?” pp.705-26; Caroline Rose, “Stalemate: The Yasukuni Shrine Problem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in John Breen ed., Yasukuni, the War Dead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sPast (Hurst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pp.41-2.[/content][/toggle] 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途径还着重从文化和世代交替的角度来分析日本的外压对应。文化说认为，首相坚决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悼念战争死者，而非为了将过去的侵略历史正当化。中日之间的靖国问题起源自双方对悼念战争的文化差异。[toggle=off][title][sup][9][/sup][/title][content]　　[9]一谷和郎：「靖国神社参拝問題」，载家近亮子等编：『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 东京：晃洋书房，2007年，第56页。[/content][/toggle]世代交替说则认为，随着日本国内政界和中国友好，并在相当一段长时间担当中日高层沟通桥梁的老一代政治家(如田中角荣和竹下登)都已离世或退下，日本政界新一代政治家少有对中国抱有特殊感情，令日本对于中国就历史问题的要求反应越来越消极。[toggle=off][title][sup][10][/sup][/title][content]　　[10]参见，DaikiShibuchi, “The Yasukuni Shrine Disput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Japan,” Asian SurveysXLV, no 2, March/April 2005, p.211;Ming Wan,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5.[/content][/toggle] 外交战略的分析途径主张，解读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反应需要摆在冷战结束，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来分析。这一观点认为，由于后冷战时代日本和中国的共同假想敌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对于日本的战略价值下降，日本现在更容易直接表达其意图建立没有负罪感的中日关系的愿望。[toggle=off][title][sup][11][/sup][/title][content]　　[11]参见，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 DaikiShibuchi, “The Yasukuni Shrine Disput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Japan,” Asian SurveysXLV, no 2, March/April 2005, p.212-13[/content][/toggle]这一派的解读接近国际关系学中的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假说，强调国际体系中物质力量分布的变化会改变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 应该说，以上3种分析途径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反应的背景。但是，以上3种分析途径都无法有效统一解释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反应的变化(variation)。从理论上来看，社会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的分析途径都过于决定论，忽视了个人在社会和政治结构制约下做出独立政治选择的自主性。相反，个人的分析途径过多强调领导人的个人感情，思想和偏好，忽视了作为政治行为体的个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利益计算。以上3类分析途径都无法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在个人，社会意识形态，外交战略的因素同样存在的情况下，有些首相选择在靖国问题上向中国压力让步，另一位却坚决拒绝屈服?具体来说，根据个人，社会意识形态，外交战略分析途径的预测，安倍晋三理应拒绝对中国压力让步。因为他本身属战后日本新一代政治家，一直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受到文化和新保守主义的制约和影响，更处在中国崛起，冷战结束，苏联威胁消失的国际体系下。但是，安倍在上任后对中国的压力展现出合作的态度，与在任期间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说，以上3种分析途径都被安倍的案例所反证，揭示出我们有必要发展更加完善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反应。 “政治生存”的分析途径 本文认为，我们可以从“政治生存”的理论分析途径来较好地理解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反应。领袖在国内政治中的“政治生存”问题，是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早在16世纪，马基亚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其经典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就论及维持权力是统治者最为重要的课题。[toggle=off][title][sup][12][/sup][/title][content]　　[12]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5), p.48.[/content][/toggle]国际关系学有大量文献讨论外交政策和国内领导人“政治生存”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例如，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认为，领袖往往会为了巩固其个人在国内政治中的认受性而动用国家的外交资源。领袖在外交上的成功往往有助于加强其国内地位。[toggle=off][title][sup][13][/sup][/title][content]　　[13]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2, No.4. (Autumn, 1978), p.905.[/content][/toggle]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nam)亦指出，在国际谈判的场合，国家领袖会首先计算谈判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并刻意增加外交资源及减少相对损失，以图加强领袖个人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toggle=off][title][sup][14][/sup][/title][content]　　[14]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No.3. (Summer, 1988), pp.456-59.[/content][/toggle]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也指出，政治行为体是理性的(rational)。国家间的合作行为更多受因合作而带来的国内政治后果的影响，而非害怕被别国欺骗的恐惧。如果国际合作损害支持政治领袖的国内政治势力的利益，国家会趋向拒绝合作。[toggle=off][title][sup][15][/sup][/title][content]　　[15]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University, 1997),p.46.[/content][/toggle]在由布鲁斯·麦斯奇塔(BruceBueno de. Mesquita)等四位学者共同撰写的《政治生存的逻辑》(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一书中，国内政治生存和政策选项问题亦被详细论述。该书作者认为，无论是在民主国家或非民主国家，执政者的政治生存有赖于保持本身胜利联盟(wining coalition)的支持。在民主国家，由于胜利联盟规模较大，因此相对较容易转入挑战者阵营。因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往往会为了保持本身胜利联盟而推出一些有利巩固本身支持者阵营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但这些政策并不一定有利于国家利益的。[toggle=off][title][sup][16][/sup][/title][content]　　[16]Bueno de. Mesquita et al.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pp.7-15.[/content][/toggle][page] 在现存文献中，很少有研究以“政治生存”的统一分析框架来探讨中日两国之间的靖国问题。虽然不少文章亦有提及国内政治的因素，但大部分把焦点集中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意无意地强调首相坚持参拜是为了争取右翼团体和日渐对中国反感的日本民众的支持，未能对首相国内政治正当性的内在机制作出详细说明。[toggle=off][title][sup][17][/sup][/title][content]　　[17]有关这类解读的问题，笔者会在以下的案例研究中详细讨论。[/content][/toggle]有鉴于此，本文的分析架构承袭“政治生存”的理论思路，认为领导人的国内政治正当性是决定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让步与否的较为重要的因素。所谓正当性(legitimacy)，根据盖斯的定义，指的是一个声称代表某个组织的特定政府，政权或个人。[toggle=off][title][sup][18][/sup][/title][content]　　[18]Raymond Geuss, History and Illusion in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1.[/content][/toggle]本文认为，维护国内政治正当性，是领导人的核心政治利益。本文将这一利益简化为在选举中争取当选或连任。由于日本行议会民主制，我假设争取为本身党派在国家选举中争取胜利以及确保党内大多数派的支持，是日本首相最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并直接影响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让步与否。如果让步损害首相的国内政治支持，日本会趋向拒绝中国要求。如果让步无害，甚至有益于首相的国内政治支持，日本会趋向合作。 为了验证本文假说，本文运用差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有意识地选择小泉和安倍这两个案例作比较研究。[toggle=off][title][sup][19][/sup][/title][content]　　[19]有关案例选择的方法论，参见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MIT Press, 2004), pp.153-56.[/content][/toggle]在方法论上，选择这两个案例作比较是因为两个案例的基本特点相似但对中国压力反应不一，有利于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国际体系因素(两个案例都发生在单极国际体系下，不存在苏联威胁的因素)，世代交替因素(两位首相都是在战后成长，没有战争经验，对中国也没有特别感情，受世代隔阂因素的影响小)，执政理念因素(两位首相在自民党内都属森派，执政理念相近)。在实证资料的来源方面，由于案例发生时间较近，一手史料有限，本研究主要依靠日本报章和政论杂志对相关事件的采访资料，以及日本外交官和政治家对相关事件的回忆录和公开文稿。笔者个人对退任外交官的访谈，亦起到部分补充作用。 案例研究： 为何小泉和安倍对中国压力反应不一? 为什么向来强烈主张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最终向中国让步，而本来对参拜靖国神社兴趣不大的小泉却坚决抵制中国的压力?“政治生存”的分析框架强调我们有必要从领导人国内政治求存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在以下部分，我们应该预计看到有关日本首相在面对中国外压时特别考虑让步对其国内政治支持影响的实证资料。 小泉 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小泉在靖国问题上对中国压力的坚决抵制是非同寻常的。要了解崮中原因，我们有必要先回到2001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深入理解靖国问题对小泉的政治意涵。 众所周知，2001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小泉起初是处于劣势的。支持小泉对手桥本龙太郎的桥本派和堀内派的人数占全体自民党国会议员的四成，而支持小泉的森派只占一成六左右。[toggle=off][title][sup][20][/sup][/title][content]　　[20]『国会便览 2001年5月临时版』，日本政经新闻社，2001。[/content][/toggle]而且，小泉提出当选后要实行结构改革，触动了不少党内族议员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争取主张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遗族会的支持，进入了小泉的政治议程。日本遗族会自1953年正式成立以来就一直主张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桥本龙太郎在1996年7月29日在任首相期间参拜靖国神社，后来中国抗议，桥本再无参拜。2001年4月初，自民党干事长代理尾身幸次向小泉提议，由于对手桥本早前屈服于中国压力停止参拜靖国神社，遗族会内部已经有不满的声音，小泉如果公开承诺当选首相后参拜靖国神社，将会争取到更多党内选票。据称，当时小泉接受了这一建议。[toggle=off][title][sup][21][/sup][/title][content]　　[21]富坂聪：「靖国神社は中国の人質か」，『文艺春秋』, 2005年1月，第116页。[/content][/toggle]4月15日晚，小泉直接联络遗族会会长中井澄子和副会长森田次夫，保证当选首相后会在每年的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toggle=off][title][sup][22][/sup][/title][content]　　[22]据遗族会副会长森田次夫回忆，2001年当时是他第一次接到来自小泉的电话。详情参见『每日新闻』, 2001年5月3日，第5版;『每日新闻』, 2001年8月9日，第2版。[/content][/toggle]军人恩给联盟亦接到了同样的保证。[toggle=off][title][sup][23][/sup][/title][content]　　[23]『每日新闻』, 2001年5月3日，第5版。[/content][/toggle] 4月18日，小泉在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的讨论会上首次公开表达了这一公约。[toggle=off][title][sup][24][/sup][/title][content]　　[24]『朝日新闻』, 2001年4月19日，第4版。[/content][/toggle] 有人或者会质疑，如果说小泉抵制中国压力，坚决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是为了赢取党内选举，那为什么小泉在2001年8月13日首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仍然坚决不肯放弃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有必要首先了解小泉的长期国内政治目标。一般认为，一系列的结构改革方案，包括减少政府干预，邮政民营化，限制政府预算和清理银行坏账，是小泉政府首要的长期国内政治目标。不过，有不少日本观察家认为，除了邮政民营化，小泉政府并没有触动旧有体制的根基。例如，在2001年曾为小泉亲密盟友的加藤宏一在2009年接受NHK访问时表示，根据他的观察，6年小泉政权的主要政治目标，与其说是为了推进结构改革，倒不如说是为了彻底消除象征自民党旧式政治的桥本派的影响力。[toggle=off][title][sup][25][/sup][/title][content]　　[25]加藤宏一在NHK一套有关日本政治的纪录片时表述了这一观点。该记录片于2009年11月2日公开播出。[/content][/toggle] 桥本派的源头为田中—竹下派，向来是自民党内的主流势力。而小泉所属的森派，上承福田派，是自民党内的非主流势力。两大派阀的激烈斗争，在日本政界称为“角福战争”。1991年，小泉纯一郎，加藤宏一和山崎拓组成YKK，就是为了为了要刷新党内政治，对抗保守的主流竹下派。2001年小泉当选首相时，在党内仍然是一个弱领袖，而所谓反改革的抵抗势力仍有庞大实力。当时自民党内最大派阀仍是竹下派的继承派系桥本派，有100多人，森派才不到60人。而且，据《每日新闻》后来报道，日本遗族会在2001年的总裁选举中支持的仍是桥本，而非小泉。[toggle=off][title][sup][26][/sup][/title][content]　　[26]『每日新闻』, 2001年5月3日，第5版。[/content][/toggle]在这样的背景下，彻底击溃桥本派在党内的势力，成为小泉政府的长期政治目标。推动改革，不但能够切断桥本派的财源，亦有助于消弥桥本派在党内的政治影响力。 参拜靖国神社对于小泉的政治生存有着象征性的作用。简单来说，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有利加强民众对小泉政府的支持，并进而扩大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力量。二是有利于争取反对改革的自民党议员的局部支持。 关于第一个目的，民众对小泉政府支持度的重要性和选举制度的改变有关。1994年，日本选举制度改为在强势的众议院实施小选区(300席)和比例代表并行制(180席)。小选举区制，即一个选区只容许一人当选。这一变化，决定性地改变了自民党总裁(首相)、派阀和党员之间的权力游戏规则。首先是提名权的问题。在过去，党总裁虽然掌握提名权，但由于实施中选举区制，派阀推荐的候选人即使得不到党中央提名也能当选。然而，在只容许一人当选的小选举区制下，没有总裁提名，个人以无党派名义当选的机会甚微。其次，是资金问题。1994年，政治献金法案改革出炉，限制个人或派阀筹集政治资金，同时加强以政党为单位的资金援助，令手上握有提名大权的总裁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处于自身意图当选或连任的利益，这一制度上的改变令党员转向偏重党总裁的意向。反过来说，民众支持度也成了首相政治生存的关键。首相的支持度越高，直接有利于选举，党内的支持就越多。反之，如果支持度下滑，党内议员倾向判断首相无力带领党在选举中胜出，首相的执政基盘势必堪忧。[toggle=off][title][sup][27][/sup][/title][content]　　[27]有关因日本选举制度改变对自民党党内政治及首相权限带来的影响，参见Tomohito, Shinoda, Leading Japan: The Role of the Prime Minister.(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0); 竹中治坚：『首相支配』, 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Ellis S.Krauss, and Robert Pekkanen,“Reforming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in Sherry L. Martin and Gill Steel, eds, Democratic Reform in Japan: Assessing the Impact. Boulder: Lynne Rienner，2008: pp. 11-39.[/content][/toggle] 小泉时代的靖国问题不能脱离以上的脉络来理解。正如日本政治学者大岳秀夫指出，小泉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往往将外交问题放在国内政治的背景下来考量，并尝试令政策和民意共鸣。[toggle=off][title][sup][28][/sup][/title][content]　　[28]大岳秀夫：『小泉純一郎ポピュリズムの研究』, 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6年，第190-193页。[/content][/toggle]对小泉来说，靖国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关乎他个人政治前途的政治信用问题。尤其是日本国内主张应顾及中国意见的政治家，如桥本龙太郎和野中广务，都是自民党内反对结构改革的死硬派。换句话说，如果在靖国问题上让步，等于向日本国民传达了另一个讯息，即小泉改革的决心并非不可动摇。因此，在2001年首次参拜靖国之后，小泉政府特别关心内阁支持度有否下降。8月20日，《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65%的受访者支持小泉改在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28%反对。[toggle=off][title][sup][29][/sup][/title][content]　　[29]『每日新闻』, 2001年8月20日，第1版。[/content][/toggle] 8月23日，小泉在箱根召开记者会时自信地表示，希望外国政府对他的靖国参拜表示理解。[toggle=off][title][sup][30][/sup][/title][content]　　[30]『每日新闻』, 2001年8月24日，第2版。[/content][/toggle]在整个6年的小泉内阁中，其支持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 [pic=http://tc.sinaimg.cn/maxwidth.2048/tc.service.weibo.com/www_21ccom_net/ac11c5b65253f8d7474d7164539399c4.png] 图1：小泉内阁的支持率(2001-06) 来源：内阁支持舆论调查，2001-06,日本时事通讯社。引自饭岛勲『小泉内阁秘录』，(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6)，第330-31页。 此外，另有证据显示，小泉政府以民意调查的方式来了解民众对其参拜靖国的态度。2006年8月16日，《读卖新闻》头版报道，小泉政府在当年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前曾两次委托私人调查公司就靖国问题展开民意调查。据报道，首相官邸意图了解同年7月由《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富田日记对舆论的影响。该日记纪录了昭和天皇对在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的不满。据称，首相官邸先后在7月底和8月初委托私人调查公司展开民意调查。结果前一次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第二次的调查则呈示反对多过赞成。[toggle=off][title][sup][31][/sup][/title][content]　　[31]『读卖新闻』，2006年8月16日，第1版。[/content][/toggle]根据目前资料，尚无证据显示小泉在2006年以前也以同样方式了解民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小泉每年的靖国参拜在政治上是经过周密计算和冷静判断的，而非只凭个人感情而意气用事。 在目前相关文献中，不少论者有意无意地强调小泉抵制中国压力，坚持参拜靖国是为了争取对自民党右倾化政策的日本民众的支持。[toggle=off][title][sup][32][/sup][/title][content]　　[32]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9页。[/content][/toggle]这样的看法存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将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的日本民众等同于支持右倾化。据日本学者一谷和郎的研究指出，2001至2006日本报章就靖国问题的民意调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民意趋势。第一，在是否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议题上，除了2006年，2001年至2005年的各报民调都持续显示，反对参拜的日本民众多于支持参拜。第二，在是否接受外国政府在靖国问题上抗议的问题上，2001年至2006年的各报民调都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都持抵制态度。[toggle=off][title][sup][33][/sup][/title][content]　　[33]一谷和郎：「靖国神社参拝問題」，载家近亮子等编：『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 东京：晃洋书房，2007年，第53-54页。[/content][/toggle]以上数据表明，日本民众支持小泉参拜靖国并不一定是出于支持右倾化，而是更多地对外国对日本频频施压行为本身的反感。此外，小泉为争取右翼支持而参拜的假说的另一个问题是其暗示小泉政府在靖国问题上受民意制约。正如以上数据所揭示，2001年至2005年间，主流民意并不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很多情况是反对和支持势力势均力敌，但小泉仍然每年坚持参拜。小泉政府毫无疑问是在意民意的，但其最后决定并不完全受民意制约。 小泉在靖国问题上的反常动作亦受到外务省高级官僚的注意。田中均是前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在小泉时代主管处理朝鲜问题。他在退任后曾多次在媒体谈到靖国问题，并暗示这一问题和小泉的国内政治有关。例如，田中均于2005年11月在政论杂志《现代》回顾小泉外交，公开提议小泉政府应着手解决靖国问题，理由为小泉在2005年的9月赢得了众议院大选，国内政治基盘稳定。[toggle=off][title][sup][34][/sup][/title][content]　　[34]田中均：「私が見た小泉外交4年間の真実」，『现代』, 2005年11月，第38-47页。[/content][/toggle]在和日本朝日电视台名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合著的对谈集《国家与外交》中，田中均也提到他本人认为靖国问题不容易解决，因为这和小泉的国内政治有关。[toggle=off][title][sup][35][/sup][/title][content]　　[35]田中均、田原总一郎：『国家と外交』, 东京：讲谈社，2005年，第177页。[/content][/toggle] 2009年，田中均出版回忆录，提及他本人曾和小泉就历史问题交换意见多达10多次。田中认为，小泉是意图以达成参拜靖国神社的公约，向日本国内显示他实现结构改革的政治决心。[toggle=off][title][sup][36][/sup][/title][content]　　[36]田中均：『外交の力』, 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9年，第150-152页。[/content][/toggle] 除了争取民众支持，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利于小泉争取反对改革的自民党议员的局部支持，即前文所提到的第二个目的。虽然小泉推行政策大刀阔斧，但他并不是一个鲁莽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在自民党内部打滚多年的老练政客，小泉于在任期间也试图通过有限让步来开拓和桥本派元老的合作关系。据日本学者竹中治坚指出，由于在制度上参议院不能解散，小泉为了推进改革，不惜和桥本派元老之一，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青木干雄维持良好合作关系。青木干雄在道路改革问题上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小泉尊重，换来青木在党内对小泉的支持以及对小泉改革法案的支持。[toggle=off][title][sup][37][/sup][/title][content]　　[37]竹中治坚：『首相支配』, 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第199-202页。[/content][/toggle] 本文认为，小泉在靖国问题亦也运用了类似政治手法，而这次争取得对象换成了古贺诚。古贺诚是自民党内属道路族，也是日本遗族会会长，主张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此，对小泉来说，答应中国要求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在国内政治中增加敌人，相反，坚持参拜则反而有机会在推行改革时争取到对手的局部合作。 从具体资料来看，有多项间接证据显示，小泉参拜的意向受到古贺影响。例如，2001年8月初，古贺随野中广务到北京听取意见。回国后，古贺在8月6日会见当时的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并阐明作为遗族会的立场并不一定要求小泉在8月15日参拜，参拜行为也不一定要依照神道仪式。[toggle=off][title][sup][38][/sup][/title][content]　　[38]『读卖新闻』，2001年8月16日，第2版。[/content][/toggle] 2001年小泉改期在8月13日参拜，古贺的态度是其中一个因素。2002年2月，古贺正式出任日本遗族会会长，并再次表明首相不一定要在8月15日参拜靖国。[toggle=off][title][sup][39][/sup][/title][content]　　[39]『每日新闻』, 2002年2月28日，第5版。[/content][/toggle]4月19日晚，即小泉第二次参拜靖国的2天前，古贺在一次聚会上预测小泉会在春季或秋季大典参拜靖国神社。当时参加聚会的还包括政调会长麻生太郎，前外相高村正彦，前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toggle=off][title][sup][40][/sup][/title][content]　　[40]『朝日新闻』，2002年4月24日，第2版。[/content][/toggle] 在早前17日的另一个聚会上，古贺直接将类似的意思告诉了森喜朗前首相和中川秀直。据称，森后来直接见这一讯息传达给了小泉。[toggle=off][title][sup][41][/sup][/title][content]　　[41]『读卖新闻』，2002年4月22日，第3版。[/content][/toggle]2002年，小泉果然在春季大典首天参拜了靖国神社。古贺后来渐渐抑制批评邮政民营化，并在2005年的邮政法案投票中缺席。[toggle=off][title][sup][42][/sup][/title][content]　　[42]「郵政法案批判は封印」、『读卖新闻』网上版 http://www.yomiuri.co.jp/election2005/news2/el_ne_050831_01.htm .[/content][/toggle]　2006年，古贺曾公开对媒体表示，小泉是唯一一位将靖国问题和国内政局联系在一起的首相。[toggle=off][title][sup][43][/sup][/title][content]　　[43]『读卖新闻』，2006年8月17日，第4版。[/content][/toggle] 总的来说，靖国问题对小泉来说是一个维持政治生存的工具。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其中的个人感情成分，但从以上有限的资料来看，国内政治正当性，是小泉在6年间积极抵制中国压力的较为重要的原因。[toggle=off][title][sup][44][/sup][/title][content]　　[44]小泉个人对年轻神风特攻队员怀有特殊感情，亦可能构成其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其中一个动机。2001年2月9日，小泉在九州参观知览特攻和平纪念馆时曾一度情绪激动。参见，『每日新闻』, 2001年5月22日，第5版;『每日新闻』, 2001年8月9日，第1，2版。[/content][/toggle]以下安倍的案例，作为一个比较，更能说明领导人个人的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page] 安倍 2006年10月安倍的访华，一般被认为标志着中日关系自2001年以来的回暖，而其中关键就是靖国问题的解决。虽然安倍在公开场合对靖国问题持暧昧态度，但在实质上安倍于在任期间放弃了参拜靖国神社。不少学者认为，维护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安倍回避参拜靖国神社的重要因素之一。[toggle=off][title][sup][45][/sup][/title][content]　　[45]有关类似的观点，参见金熙德：《安倍外交的初期成效与展望》，载《日本学刊》, 2006年第6期，第36页。尹承德：《安倍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局限》，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7年第2期，第67页。[/content][/toggle]但是，小泉时代的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空前密切，中国自2004年起就已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toggle=off][title][sup][46][/sup][/title][content]　　[46]『外交青书 2006』, 日本外务省，第40页。[/content][/toggle]如果说维护日本经济利益是关键因素，为何经济利益没能令小泉让步而却能促使安倍就让步呢?解释向来强烈主张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最终向中国让步，有必要首先从国内政治的“政治生存”的角度来理解。 和小泉2001年的境况相比，安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上任初期是一个国内政治基盘比较强的领袖。在派阀方面，安倍得到了党内人数最多的无派阀和森派议员的支持。此外，一些小派阀如古贺派和二阶派亦表示支持安倍。[toggle=off][title][sup][47][/sup][/title][content]　　[47]『读卖新闻』，2006年8月9日，第1版;『读卖新闻』，2006年9月14日，第2版;[/content][/toggle]在国民支持度方面，根据《读卖新闻》2006年9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国民认为安倍适合出任下一任日本首相。[toggle=off][title][sup][48][/sup][/title][content]　　[48]『读卖新闻』，2006年9月14日，第2版。[/content][/toggle]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已经具备在靖国问题上作出有限让步的国内政治条件。 然而，安倍在2006年虽然在国内政治上享有优势，但亦面临着如何继续维持高支持度的问题。在论资排辈的自民党内，只有当选国会议员5次的安倍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多数派阀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各派都认为安倍作为小泉接班人的改革形象有利于赢得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因此，对于安倍来说，如何设法在往后的一年内维持党内和舆论的高支持度，至关重要。而靖国问题，自然被放在这一背景下来考量。根据有限的实证资料分析，不参拜靖国神社可以帮安倍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二是为了巩固当选后的国内支持，以争取2007年参议院选举的胜利。 关于第一个目的，安倍主要是要防止靖国问题给他的自民党总裁选战带来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连小泉也认为，靖国问题不应该成为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议题。[toggle=off][title][sup][49][/sup][/title][content]　　[49]『朝日新闻』，2006年3月28日，第2版。[/content][/toggle]安倍的幕僚对靖国问题态度谨慎，并特别担心靖国问题会为党内反安倍力量所利用。例如，2006年1月17日，安倍在党内的潜在对手福田康夫在福冈参加建立国立追悼设施会的聚会时表示，应慎重处理靖国问题。[toggle=off][title][sup][50][/sup][/title][content]　　[50]『每日新闻』, 2006年1月31日，第2版。[/content][/toggle]这一团体聚集了不少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自民党元老，如加藤宏一和山崎拓。对此，安倍的幕僚认为，在靖国问题上显示明确态度只会为安倍的选战带来不确定性。而且，由于美国方面也靖国问题出现批评的意见，安倍的幕僚担心靖国问题会被党内竞争对手炒作攻击。[toggle=off][title][sup][51][/sup][/title][content]　　[51]『读卖新闻』，2006年5月17日，第4版。[/content][/toggle] 据上杉隆的采访消息，安倍的幕僚在2006年7月开始讨论应在靖国问题上采取何种姿态。据称，虽然他们其中大部都主张不应向中国压力屈服，但基于党内乃至森派内部也有反安倍声音，最后讨论结果仍以谨慎为基调，采取所谓暧昧战略，不明言是否参拜。[toggle=off][title][sup][52][/sup][/title][content]　　[52] 这些幕僚包括：伊藤哲夫，中西辉政，西冈力，岛田洋一，八木秀次，下村博文，世耕弘成，高市早苗。有关详情，参见上杉隆：『官邸崩壊』, 东京：新潮社，2007年，第36页。[/content][/toggle] 关于第二个目的，即安倍及其幕僚团队就新政府上台后靖国问题在政局中的位置也已作了战略性考量。据官房副长官下村博文称，安倍的目标是要连任首相两期，执政6年。[toggle=off][title][sup][53][/sup][/title][content]　　[53]清水真人：『首相の蹉跌-ポスト小泉　権力の黄昏』, 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9年，第121-122页。[/content][/toggle]因此，在当时安倍的政治议程中，赢得即将来临的2007年参议院选举是重中之重，靖国问题也就自然摆在这一国内政局中来考量。[toggle=off][title][sup][54][/sup][/title][content]　　[54]『读卖新闻』，2006年8月17日，第4版。[/content][/toggle]具体来说，在靖国问题上采取暧昧战略，不但能避免给国内政敌提供攻击材料，同时有利于争取党内及民间支持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两边的势力。支持安倍的参议院议员山本一太早在2006年1月对《每日新闻》表示，党内保守派会满足于安倍在上任初期参拜一次靖国神社，之后安倍就可停止参拜。[toggle=off][title][sup][55][/sup][/title][content]　　[55]『每日新闻』, 2006年1月31日，第2版。[/content][/toggle]在10月5日的记者会上，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表示，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亚洲外交，标志着安倍的领导能力。据称，自民党内部已经在讨论期待安倍的亚洲外交成果能如何有助于自民党10月22日在众议院大阪9区和神奈川16区的补选。[toggle=off][title][sup][56][/sup][/title][content]　　[56]『读卖新闻』，2006年10月5日，第3版。[/content][/toggle] 安倍本身希望采取暧昧战略的意向早在2006年4月就浮出水面，可视为其战略性利用中国外压和靖国问题来为其国内政治生存服务的第一步。首先，2006年8月5日，日本主要媒体报道，时为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于4月曾秘密参拜靖国神社。据称，该消息是安倍和秘书官井上义行在经过精密计算，与8月3日故意泄露给NHK和《产经新闻》，而在时间上选择在该年小泉靖国参拜的前一周。[toggle=off][title][sup][57][/sup][/title][content]　　[57]上杉隆：『官邸崩壊』, 东京：新潮社，2007年，第38页。据称，安倍于2006年4月15日上午参拜了靖国神社。[/content][/toggle] 据称，安倍的这一做法同时避免了党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他的压力，同时也令中国难以严厉抗议。[toggle=off][title][sup][58][/sup][/title][content]　　[58]『读卖新闻』，2006年8月5日，第4版;『读卖Weekly』，2006年9月2日，第22-23页。[/content][/toggle] 安倍的第二步是积极和中国交涉，并从中获取国内政治利益。安倍在就任首相后11天即实现访问中国，并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谈，说明安倍对靖国问题的政策在很早阶段就已成形。安倍的幕僚团队在其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例如，安倍的亲信，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就频繁接触中国外交官员。中川秀直本人就在2006年1月对友人表示，他会支持安倍在当选首相后访问美国和中国。他还透露，和中国方面的磋商已经展开。[toggle=off][title][sup][59][/sup][/title][content]　　[59]上杉隆：「中川秀直幹事長　裏の履歴書」，『文艺春秋』, 2006年12月，第284页。[/content][/toggle] 2006年2月19日，中川访问北京，并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中日关系。同年8月3日，中川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下任政府应致力改善中日关系。[toggle=off][title][sup][60][/sup][/title][content]　　[60]『读卖新闻』，2006年8月4日，第5版。[/content][/toggle]9月8日，中川派遣其后出任安倍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盐崎恭久访问中国3天。[toggle=off][title][sup][61][/sup][/title][content]　　[61]『读卖新闻』，2006年10月5日，第3版。[/content][/toggle]在这一阶段，安倍和中国的沟通开始逐渐建立起来。 在官僚层面，直接负责和中国谈判的是外务省外务次官谷内正太郎。据称，谷内是安倍深为信任的外务省官员。早在2006年初，谷内即收到安倍指示，制定一份访问中国和韩国的计划。[toggle=off][title][sup][62][/sup][/title][content]　　[62]　谷内正太郎：『外交の戦略と志』, 东京：产经新闻社，2009年，第40页。[/content][/toggle] 据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回忆，他本人早在2006年3月即接到谷内指示开始构思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外交方案。 [toggle=off][title][sup][63][/sup][/title][content]　　[63]笔者与宫本雄二前大使的访谈，2014年7月，东京。[/content][/toggle]香港《亚洲周刊》对外务省负责中国问题的官员垂秀夫的访问也证实外务省内部在2006年初夏收到谷内的指示，秘密制定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计划。[toggle=off][title][sup][64][/sup][/title][content]　　[64]有关详情，参见香港《亚洲周刊》, 2008年5月25日，第34-38页;香港《亚洲周刊》, 2009年1月11日，第30-31页。据称，外务省内熟悉中国事务的垂秀夫当时起草了第一次安倍内阁改善对中关系的方案。[/content][/toggle]具体参与制定方案的日方官员还包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佐佐江贤一郎和中国及蒙古科科长秋叶刚男。[toggle=off][title][sup][65][/sup][/title][content]　　[65]宫本雄二，『これから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1，第137页[/content][/toggle] 谷内在2009年4月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2006年和中国谈判的来龙去脉。据谷内称，2006年2月，他和中国副外长戴秉国在第4次中日战略对话后在新泻就靖国问题和安倍访华的可能性进行了非正式的沟通。谷内游说戴，安倍目前采取暧昧战略，不明言是否参拜或不参拜，其实犹如走钢丝般的危险，受到来自日本国内左派右派的批评。如果中国拒绝安倍访华，安倍以后将就更有借口参拜靖国神社。[toggle=off][title][sup][66][/sup][/title][content]　　[66]据谷内回忆，中日双方外交官员在新泻县的月冈温泉做非正式会面，就靖国问题交换意见。参见谷内正太郎：『外交の戦略と志』, 东京：产经新闻社，2009年，第36-41页。[/content][/toggle]经过几轮的外交沟通，中方于9月28日接受日方要求，邀请安倍于10月8日和9日访问中国。 基于本身政治生存考量的政策改变，安倍不得不调整其个人就靖国问题的见解。安倍在靖国问题上的见解自2006年夏出现很大转变。面对中国，安倍最低限度地释出不参拜的信号。6月11日，安倍在一个公开场合避免明言是否参拜，并称表明是否参拜只会为中韩和国内政客利用。[toggle=off][title][sup][67][/sup][/title][content]　　[67]柴田岳:「総裁選、最大の論点　靖国を巡る自民党の百家争鳴」，『中央公论』, 2006年8月，第211页。[/content][/toggle]面对国内，安倍要避免给人以向中国屈服的印象。2006年10月6日，中国驻日外交官员表示，中方认为安倍在任期间应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就在同一天，安倍出面否定中国方面的看法，并强调即将举行的中日首脑会谈背后没有秘密交易。[toggle=off][title][sup][68][/sup][/title][content]　　[68]『朝日新闻』，2006年10月7日，第1版。[/content][/toggle][page] 靖国问题对安倍来说是其维持国内政治生存的踏脚石。无论安倍如何在公开场合含糊其辞，事实上的停止参拜靖国，令安倍重开日中之间停顿了将近5年的首脑会谈，而这一外交成果本身，加强了安倍在国内政治中的认受性。正如前述，在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行制下，国民支持度对首相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据《朝日新闻》在安倍访华后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83%的受访者正面评价安倍和中韩改善外交。52%的受访者赞成安倍在靖国问题上的处理手法。[toggle=off][title][sup][69][/sup][/title][content]　　[69]『朝日新闻』，2006年10月11日，第4版。[/content][/toggle]到这一阶段为止，安倍利用中国外压和靖国问题来为其国内政治生存服务的目标基本达到。值得一提的是，安倍晋三于2007年9月辞去首相一职后，于次年8月15日以国会议员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安倍对靖国问题的态度的玄机，从以上的对比之中一目了然。 结论/讨论 通过以上比较小泉和安倍时期的两个案例，本文认为，领导人的国内政治认受性是决定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让步与否的较为重要的因素。相比于个人，社会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的分析途径，“政治生存”的分析途径能够提供对日本不同外压对应的先后一致的解释，即对中国压力让步的不同国内政治成本，导致了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的不同反应。 本研究对理解中日靖国问题和日本对华政策上有几点启示。第一，就中日靖国问题而言，本研究显示日本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对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压力时的反应的影响值得进一步重视。中日之间的靖国问题一般被视为是两国之间就历史问题和战略利益问题的冲突。正如前文所述，类似的解读无法有效统一地解释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反应中的变化，也没有准确抓住靖国问题在日本国内政治背景中的意涵。本文无意否定个人，社会意识形态，外交战略的因素的影响，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日本首相是否拥有对中国让步的国内政治环境，是日本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让步与否的必需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本文认为，研究中日靖国问题，有必要在尽可能搜集到的实证资料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更为准确且具有前瞻性的分析框架，避免简单地罗列概括各个因素。 第二，本研究显示，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不一定遵循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外交战略所指导。有学者认为，近年来日本在包括靖国问题在内的对华政策采取强硬姿态，主要是由于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及受日本外交思想所影响。[toggle=off][title][sup][70][/sup][/title][content]　　[70]有关日本应对中国崛起视角的分析，参见朱峰：《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16-25页。有关从日本外交思想角度的分析，参见赵全胜：《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第16-27页。[/content][/toggle]这些分析途径假设日本是理性的单一行为体，能如个人般计算国家利益得失。但是本研究的实证资料显示，至少在靖国问题上，日本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单一行为体，其决策更多的受国内政治内部这一另外分析层次的影响。在案例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小泉和安倍对中国外压的反应，无论是参拜还是不参拜，都有效地加强了其个人在国内政治中的执政地位。换句话说，从微观层面来看，靖国问题是作为一个议题被日本国内政治所利用，和日本外交战略和日本精英的外交思想关系不大。 本研究中基于日本首相政治求存的分析框架同样有助于我们分析当前第二次安倍内阁在靖国问题上的动向。2012年12月，安倍带领在野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获得压倒性胜利，再次出任日本首相。2013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再传捷报，进一步稳固了安倍政府的国内政治权力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安倍于2013年12月26日断然参拜了靖国神社。以上最新动态显示，安倍的靖国参拜与其国内政治生存之间存在联动关系，即维系政权因素是参拜与否的先决条件。2006年首次执政时，由于07年参议院选举结果未定，党内支持未稳，安倍对靖国参拜表现出自制。但在2013年，安倍带领自民党拿下了参众两院多数议席，政权基础空前稳固，所以敢于不顾中国和美国的劝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时事通信社资深政治记者田崎史郎的采访发现，安倍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主要是为了满足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支持他对抗石破茂的“强硬保守派”党员的愿望。[toggle=off][title][sup][71][/sup][/title][content]　　[71] 参见日本时事通信社资深政治记者田崎史郎的著作《安倍官邸の正体》(讲谈社，2014), 页150-154.[/content][/toggle] 基于这一逻辑，只要安倍政府的内阁支持率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安倍在未来具备再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国内政治基础。反之，如果安倍因为其他国内问题(如日本经济急剧恶化，安倍经济学触礁)导致内阁支持率明显下降，安倍为了推高自身内阁支持率，会倾向以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为条件来改善中日关系，以外交成果来加强其国内执政的正当性。[toggle=off][title][sup][72][/sup][/title][content]　　[72] 田崎史郎指出，安倍2013年12月的靖国参拜是其个人的决定，且是遭到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极力反对的。安倍个人的政治意图是在2013年参拜一次后满足了党内保守派的愿望，然后致力实现2014年的中日首脑会谈，因为安倍研判中日两国领导人会面实现后将很难再参拜靖国。参见田崎史郎,《安倍官邸の正体》, 页163-164.[/content][/toggle] 当然，利用“政治生存”的分析途径解读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反应，也有一定的局限。例如，对小泉的案例作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中日之间的互动也扮演了一定角色。日本方面多个来源的资料显示，中国方面在2001曾对日方表示，如果小泉一定要在该年参拜靖国，希望可以避开8月15日。[toggle=off][title][sup][73][/sup][/title][content]　　[73] 小泉的前政治盟友加藤宏一披露了不少中日两国在2001年就有关靖国问题的谈判过程。参见加藤宏一：『小泉「靖国参拝Xデ-」の内幕』，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言稿, 2005年6月27日，http://www.jnpc.or.jp/cgi-bin/pb/pdf.php?id=151;对加藤弘一的访问，『文艺春秋』, 2006年8月，第132页。其他日方的资料包括：『每日新闻』, 2001年8月14日，第3版; 『每日新闻』, 2001年8月19日，第1和第2版;《读卖新闻》, 2005年8月25日，第1版;赤坂太郎：「飯島秘書VS福田の「官邸靖国戦争」」，『文艺春秋』, 2001年10月，第224-228页;读卖新闻政治部：『外交を喧嘩にした男-小泉外交2000日の真実』, 东京：新潮社，2006年，第222-237页。中国方面亦有资料间接叙述到相关的中日外交沟通。参见唐家璇：《劲雨煦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页1-85。[/content][/toggle]有日本的中国观察家分析，中方的这一讯号在日本被理解为首相可以在8月15日以外的日子参拜靖国。因此当中国在小泉参拜后提出抗议时，小泉感到受骗，并续而影响次年的参拜决定。[toggle=off][title][sup][74][/sup][/title][content]　　[74]有关日本方面的分析，参见《东京新闻》，2006年5月8日，第12版;富坂聪：「小泉「靖国参拝Xデ-」の内幕」，『文艺春秋』, 2005年8月，第145页。[/content][/toggle]从理论来看，以上的实证反映了互动发生初期的偶然事件和认知差距，可能造成事件发展的路径改变，导致后果截然不同。[toggle=off][title][sup][75][/sup][/title][content]　　[75]有关小事件或偶发事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的理论和方法论讨论，参见Ma, Shu-Yun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Edge of Chaos? The Paradigmatic Implication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8, (January),2007，pp.57-78.关于国际关系中行为对行为体以及行为体对整个系统的非故意效应的理论探讨，参见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61-68.[/content][/toggle]本文认知到以上的因素，但仍认为根据现有的实证资料，我们仍然很难断言如果中方没有作出以上有限让步，小泉就会在2001年以后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偶然事件和两国互动过程中的非故意效应如何影响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乃至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有待进一步系统性的研究。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