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 作品－大江东去科幻论坛

20120　小　大 20120　2楼

《希特勒式民主》

2004-04-26 22:05:29

凡尔赛和约 1918年11月11日，法国瓦兹省贡比涅森林。 一条铁路旁轨上停放着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专车，车厢里正举行着协约国和德国之间简短的停战协定签字仪式，一场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再没有那一公顷土地上落下五十吨炮弹的“凡尔登绞肉机”，以及那可怕的伊普尔毒气了，曾经的战场很快就会变得像车窗外这一片静谧的贡比涅森林。德国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从内心来说并不是很勉强地就签了字。 1919年2月6日，德国魏玛新国立剧院。 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的大会从刚刚发生过***起义的首都柏林迁到这里举行，剧院周围仍然戒备森严。五天的会议选举了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为总统，谢德曼为总理，正式产生了由会议举办地点而得名的“魏玛共和国”第一届内阁。 1919年6月28日，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镜厅。 这个著名的大厅又在上演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现实剧，在富丽堂皇的半圆形大拱顶下，在战胜国代表的欢呼声中，德国代表团被迫签署了令他们感到屈辱的《凡尔赛和约》，战败的德意志帝国就此给新生的魏玛共和国深深地埋下了一个祸根。愤怒的德国民众把一切都归罪于新共和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骚乱、暴动不断，继1919年1月4日爆发了德国***领导的柏林起义后，由右翼军人领导的一场更大规模的“卡普政变”又在柏林发动了。到处是痛苦、迷茫、生活无着、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他们来自肮脏的前线战壕，来自被遣返的外国战俘营，或者是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像残忍海盗一样的“自由军团”士兵，他们蔑视法制，只服从自己战时的部队长官；他们仇恨共和国，希望把签订停战协定和《凡尔赛和约》的“11月罪犯”们吊满柏林的每一根街灯柱。那个停战的1918年11月在静谧的贡比涅森林里的埃茨贝格尔，将在另一处森林里遭到报复，1919年他在德国西南部黑森林度假时被自由军团“埃尔哈特旅”的一名士兵暗杀，尸体上布满了足足十二个子弹孔。 人们现在已经不愿意提起魏玛共和国了，只是会这样问：战败的德意志，将走向何方？ 魏玛宪法 1919年7月10日，德国慕尼黑大学。 “不！不是战败的德意志，是战败的欧洲，甚至可以说，是战败的世界到底走向何方？”一个仪表端正、衣着整齐的颇有学者风度的青年教师在课堂上发出了激动的声音，“胜利只属于和平，战争没有赢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仅是德国，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可耻、可悲地战败了。”他的话引起了他的学生们一阵阵嘘声甚至叫骂，这些学生都是刚刚从战场上摸爬滚打出生入死下来的军人们。 青年教师在慕尼黑大学开始讲授主要面向退伍复员军人们的国民教育课以来，就常常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观不为人们所容，这里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盛行的地方。他的一丝不苟、过于条分缕析的讲课风格也使军人们不耐烦，幸好负责办国民教育培训班的军方领导人阿诺尔德·默尔少将进来替他解了围，并把他请到了自己的临时办公室谈话。 默尔少将直言不讳地先开了口：“我一直很想找个人来替我说服你改变某些立场，您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却把才华都浪费在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危险的古怪念头上了。”话没说上几句，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面色苍白、目光锐利的青年士兵应召走进来，向默尔少将敬了个军礼。 “让我来介绍您们二位互相认识吧。”默尔少将站起来说，“我希望您们能够私下好好谈谈，您们二位我都十分看重，我以一个老军人的眼光坚信您们将来一样前途远大，而且您们都是奥地利人。这位是来自维也纳大学法律学院的政治学和法学讲师，弗雷德里克·海因茨·卡尔巴赫。卡尔巴赫先生，这位是阿道夫·希特勒先生。” 教师卡尔巴赫和士兵阿道夫·希特勒握了握手，下士军衔的希特勒是刚刚结束的上一期培训班学员，但卡尔巴赫没有给他们那一期培训班上过课。默尔少将在旁边颇有意味地注视着卡尔巴赫和希特勒初次见面的情景，过了好一阵才慢慢说：“希特勒先生在许多次讨论会上的发言都给人深刻的印象，我得说，他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我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个人命运的看法，完全可以替我和卡尔巴赫先生进行讨论。但在这个时刻，我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我只是在给一幕伟大的历史戏剧报幕并介绍角色，现在年轻的主角都登场了，我这个配角也就该退到幕后，让二位主角在这个壮观的舞台上开始尽情表演吧。” 说完，这个威严的军人竟有点滑稽地微微一鞠躬，拿起桌上的军帽就走出了办公室。 默尔少将走出去好长时间，卡尔巴赫和希特勒都只是用同样锐利的目光默然对视，他们都长着同样的钢蓝色眸子，但卡尔巴赫锐利的目光后面是淡定和沉着，希特勒锐利的目光深处隐藏着狂热。卡尔巴赫亚麻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也不留胡子；而希特勒一撮褐色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则紧紧贴向额头左边并有点凌乱。他们年龄相仿，开口说话时都带着同样的奥地利口音，他们都是出生在奥地利的日耳曼族人。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的林茨，卡尔巴赫出生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一条因河把他们的家乡连接起来。 希特勒可以和其他军人们一样傲视卡尔巴赫，因为他胸前佩戴着一枚战争中获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而卡尔巴赫战争期间既没有加入德国军队，也没有加入奥匈军队，只是加入过著名和平主义者、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克维德教授领导的德国和平协会，又曾想法远逃到美洲躲避服兵役，回来后还一直鼓吹反战思想。 也许，这场景真是一台历史大戏剧的开幕，尽管他们两人刚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时，都还只能称为无名的小角色。 1919年7月31日，魏玛新国立剧院。 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国民议会通过了由政治理论家、法学家普罗伊斯教授负责起草的魏玛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构思严密的完整体现民主精神的宪法，借鉴了当时各个民主国家如美、英、法、瑞士等国的选举制度，赋予人民创制立法权的规定也代表着在法理学上最先进的思想。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它似乎已完全指明了魏玛共和国今后要走的道路。 1919年9月12日，慕尼黑斯特纳克勃劳啤酒馆。 阿道夫·希特勒穿过灯光昏暗、垃圾成堆的赫仑大街，走进这间同样昏暗、同样肮脏的啤酒馆，在衣着破旧的人群中他也毫不起眼，1919年的慕尼黑就是这样一种到处衰败凋敝的景象。啤酒馆里即将举行一场小小的政治集会，是一个叫德国工人党的小党组织的，希特勒一直沉闷地坐到集会快结束才发了言，把一个教授驳斥得哑口无言落荒而逃。他似乎把教授看成了不久前在慕尼黑大学和他辩论的卡尔巴赫，那次辩论他没能占到上风，卡尔巴赫逻辑严密的思维方式和有条不紊的语言习惯都使他无法反驳，一些新颖深刻的见解更是他闻所未闻的，到最后他甚至有点怨恨默尔少将将他派来和这个人见面谈话，当时的那股怨气仿佛压到今天才得以发泄，所以他的言词和态度都有点反常过激，但却引起了德国工人党主席德莱克斯勒的注意，后者邀请他加入德国工人党。 四天后希特勒加入了这个当时还藉藉无名的小党，这对于他本人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很快就夺取了这个小党的最高领导权，德国工人党将由他一手发展成为民族****德国工人党，以其缩写字母的拼音“纳粹”而闻名于世。 1920年1月13日，德国柏林国会大厦。 弗雷德里克·海因茨·卡尔巴赫在这里拜会了慕名已久的普罗伊斯教授，他还将见到大学者马克斯·韦伯，他们都是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在这座宏伟的具有典型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风格的大厦会议厅里，卡尔巴赫产生了一种自己要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传统的浪漫幻觉，他想：如果能用现实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森严纪律性来发扬这一传统，倒真是一个奇妙的结合。 卡尔巴赫是应普罗伊斯教授之邀从慕尼黑来到柏林的，而这又得力于他在维也纳大学的法学老师凯尔森教授和另一个法学界名人拉德布鲁赫教授的推荐，他和普罗伊斯教授见面后很快就谈到当时的热门话题魏玛宪法。 对凝结了自己心血的东西普罗伊斯不无自许：“我敢说这是这个时代全世界最民主的宪法，只除了一点小小的遗憾：我们应当加强中央的权力，把普鲁士和各邦都改为行省。你刚刚从那个分裂倾向最为严重的巴伐利亚来，对此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卡尔巴赫提出了另一个异议：“恐怕还有一点更可以称为破坏民主的缺陷而不只是遗憾，就是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 普罗伊斯：“那只是在紧急状态下，我相信在今后遇到需要采取这种紧急措施行使这种非常权力的时候不会太多。如果议会团结，政府稳定，社会上没有大的乱子，这一条款将永远只能是普遍民主中的一个特殊例外。” 卡尔巴赫心里说：就只怕议会不团结，政府不稳定，而现在社会上大大小小的乱子就从没有断过，但他不愿意一见面就和普罗伊斯为某个问题争执不休。教授这次邀他来是希望他参与魏玛宪法框架下各具体的部门法律的制定，对此他乐于从命，同时也另有打算。他不想在议会中，而是想在某个大学的研究所内作为一个单纯的学者为国家立法出力，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最终研究得出的东西恐怕是和魏玛宪法大不相同的。 刚从内务部长位置退下来不久的普罗伊斯本来还想介绍卡尔巴赫加入他也只是个新党员的德国民主党，然后帮卡尔巴赫竞选议员进入政界，但他还是按卡尔巴赫的意愿向柏林大学作了推荐。最后，他听到的消息是卡尔巴赫并没有去成柏林大学，而是在柏林政治大学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法学研究所，取名为“莱布尼茨法理学研究所”。 博学多才的莱布尼茨尽管也可以称为一个法学家，但他在历史上更多是以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而闻名的，他好像和法理学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卡尔巴赫后来解释说：莱布尼茨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是作为他设计一种不同于自然语言的通用人工语言的目的而提出来的，事实上可以看作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科学的猜想。“我们要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使所有的推理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位哲学家和两位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手里拿起他们的铅笔，坐到计算器前，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吧！” 造成这种结果的前提是有一套通用语言，可以使人类所有的社会问题包括法律问题都化为严格定义的逻辑命题，并建立起一个无矛盾的可靠完备的公理化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正确的命题得到表达，而错误的命题就可以排除。这当中没有一丝哪怕是最微小的人为的因素，全部是自然而然的科学合理的逻辑判断，这样使所有的错误都只成为推理错误，最终归结为计算错误，当算出谁对谁错之后，争论便可平息，矛盾便可化解，人们的一切对抗甚至战争都可以避免了。这正是卡尔巴赫这个和平主义者曾面对世界大战的惨痛现实，从理性和良知上得出的根本解决方案。他将首先从法学入手，从魏玛宪法入手，这也因为法学在社会科学中天然地具有较明显的逻辑性。整套方案将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但也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和一桩光照千秋造福子孙万代的正义事业，它将一劳永逸地结束暴力、战争、专制、非人道和不民主，这样的前景想想都令卡尔巴赫激动不已，而它的第一步已经由莱布尼茨本人和其他数学家逻辑学家踏踏实实地迈出了。 莱布尼茨猜想 1920年2月24日，慕尼黑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 能够容纳两千人的大厅挤得满满当当，但有一半以上是***人、独立社会党人等德国工人党的反对者。那时的慕尼黑各政治团体之间不断有街头斗殴和流血冲突，各党派都成立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德国工人党新成立的是“冲锋队”，他们刚刚用橡皮棍和鞭子对付了***人的捣乱，希特勒站在还时不时砸来一只啤酒瓶的讲台上继续慷慨陈词。他宣布了德国工人党的二十五条纲领。 纲领要求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大德意志国家，废除《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向外扩张，限制、取消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用独裁统治代替现在的民主共和政体，以及一些意在拉拢各阶层人士但后来根本没有得到实施的主张。在当时，仅仅是这些目标的远大和希特勒的雄辩，就使听众掌声雷动、欢呼四起，后来成为纳粹骨干的年轻的大学生汉斯·弗兰克因此也丧失了他所学法律专业应具有的清醒和冷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带着宗教狂热的预感：“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1922年6月19日，柏林政治大学。 还有人试图在另一个方向上掌握德国的命运，这个方向是由弗兰克所背叛的代表法律的正义女神忒弥斯之手来指引的。 卡尔巴赫的莱布尼茨法理学研究所在短时间内就扩大了，随着许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纷纷加入，解决“莱布尼茨猜想”的初步方案或者说“证明大纲”拿了出来，由卡尔巴赫在今天向大家正式宣布并准备发表。这差不多就是将魏玛宪法向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细化并加以公理化，消除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和歧义性后，如宪法第四十八条就得到了修改。经过公理化手段，整个国家庞杂的法律体系都可以归结到少数一些类似几何学的有独立性的公理上，或者说可以由这些公理证明出来，而这些“法律公理”不能再由其它什么来证明，只能进行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成立，这其实就是赋予了全民最根本最彻底的创制立法权和复决权，卡尔巴赫认为这比魏玛宪法规定的有限的创制立法权重要，也比总统和议会双民选重要。因为选举出来的人可能是貌似好人的坏人，或者会在将来某一天变坏，而选举出来的好制度对投票选举它的大多数人来说永远是好制度，除非将来有一天更多的人又重新投票否决了它。卡尔巴赫这一思想受到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凯尔森影响，更早的时候是由于法国数学家彭加勒的“约定论”和孔多塞将数学运用于政治学的启迪，当然最早的源头，还是来自洛克和卢梭。 在“证明大纲”思路下，全面解决“莱布尼茨猜想”差不多就是一个技术活，但要使全德国人直至下一步全世界人都接受它，卡尔巴赫就得首先将他的这场革命从书桌、讲坛带到工厂、农村，带到千家万户，这一切显然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支持，他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从政的问题。 1923年9月2日，德国纽伦堡市中心广场。 足有二十万人的游行队伍沿佩格尼茨河一路延伸到这里，声势浩大的纪念普法战争色当战役胜利五十三周年的大会正在举行，这是南德民族主义势力联合向因为赔款问题进占德国工业心脏鲁尔区的法国、比利时示威，法国、比利时的这一军事行动被认为加剧了德国正面临的一次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 “国家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在怒吼着的希特勒心中，柏林政府比法国人更要为通货膨胀负责。这次大会上的民族主义各党派联盟公开声明了他们其实早就在努力实现的目标：推翻柏林政府。希特勒尤其受墨索里尼已经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鼓舞，他的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褐衫党”将像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黑衫党”一样“向柏林进军”，他要比墨索里尼更彻底地用“信仰、服从、战斗”代替“自由、平等、博爱”。他说的独裁者就是他自己，尽管现在他还只能作为一个配角站在威名赫赫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身边，接受群众挥舞示意的手绢和投掷来的鲜花，但他似乎已经相信总有一天他的名字会被用来重新命名这个广场，也许，还要被用来重新命名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 广场上传来的国歌声更加庄严和激昂了： “从马斯到梅梅尔， 从埃森到贝尔特，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1923年10月17日，柏林大学。 卡尔巴赫的莱布尼茨法理学研究所在柏林大学一直没有取得他所希望的影响，反而是在科隆大学和汉堡大学这样新成立不久的大学里支持者众多，所以他很看重今天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另外出席这一次演讲会的还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他要当场回答他们就“莱布尼茨猜想”提出的问题。 演讲完后第一个问题是由长期反对卡尔巴赫观点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提出来的：“请问卡尔巴赫先生，您认为一切复杂的个人和社会行为都可以用无歧义的通用语言完整表述出来，在一个公理化的自洽的系统中得到对与错的判定，最终抹掉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和由此造成的敌对关系，但您考虑过这件事的难度吗？” 卡尔巴赫：“我当然不敢否认这件事的难度，但是，您会看到这是完全值得的。我们由少数逻辑公理通过添加各种具体内容的特指公理，演绎出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所有法律条文、道德规范，甚至每个企业的内部章程直到乘坐电车的乘客守则，这样，即使最终成文的结果多到柏林大学的图书馆也容纳不下，当两个人对某一问题有了争议，他们还是可以方便地检索出他们观点所依赖的相应公理系统的定理，判断出自己观点的对与错。假如被判定为错的一方不服，他可以循着逻辑证明的脉络一直回溯到最初的少数公理，找出据以判定他为错的那条公理来提请全民公决，看能不能推翻它。这里没有恶意欺诈、强权压迫和暴力威胁的半点容身之地，完全是知识和逻辑的力量在起作用，我们目前工作的难度也就是为了最终减少公民行使这种直接民主权利的难度。” 接着卡尔巴赫在回答后面的提问时就表明了自己有意从政，打算以无党派独立人士身份竞选普鲁士邦议员和国会议员，这方面他得到了已经担任司法部长的拉德布鲁赫教授帮助。卡尔巴赫从政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倡导推行长期的“新国民教育”，讲到这个词的时候他脑中闪现了一下慕尼黑大学那个主要面对士兵的短期国民教育班的情景。他的新国民教育班不但要面对德国所有成年人，还要从中小学开始办起。现在改革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已不再仅仅是搞“非宗教化”，更重要的是推行法理学的启蒙教育，证明莱布尼茨猜想的公理化逻辑方法应该像欧几里得几何一样成为课程早早进入德国中小学的教材。 卡尔巴赫出色地回答了一个个提问后赢得了热烈掌声，他没有针对时局艰难提出任何应急的处方，但是，几乎所有人现在已经清楚：他的公理化直接民主才是根治一切社会痼疾的良药。掌声中还有历史学家迈内克教授的最后一个问题提了出来： “卡尔巴赫先生，您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您为什么不选择有长期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去实现您的理想呢——比如美国和英国？难道您相信这个俾斯麦用铁与血统一的国家有比传统民主国家更便利的达到您目标的条件吗？” 卡尔巴赫有点动情地回答：“是的，我完全相信是这样。我是日耳曼民族中的一员，我知道我们民族有长期专制的历史，我知道我们民族心理有更强烈的屈服权威、崇尚武力的一面，但我更相信我们民族的理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我们有过莱布尼茨和高斯，诞生过康德和歌德、巴赫和贝多芬，当然还有伟大的马丁·路德——如果他不反犹的话就更伟大了，同样我们应该放弃民族和种族的狭隘观念以国家的名义骄傲地举出卡尔·马克思。我们民族个性的讲求纪律秩序恰好符合严谨的、刻板的甚至有点书呆子气的公理化思维方法，在认准一个道理后，我真不敢说自由散漫的美国人或者一个热情奔放的拉丁民族会比我们死板的德国人实践得更彻底。现在一场自然科学的革命正在德国兴起，我的朋友赖辛巴赫先生曾对我说证明莱布尼茨猜想是政治学和法学中的‘希尔伯特规划’，这个说法得到了希尔伯特先生本人的认同。我有理由认为在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中会出现同样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民族取得成功，但它最终的胜利只依赖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智与文明。我出生于奥地利，现在是德国人，我至今信奉的是席勒说过的话：‘我早就丢掉了祖国，以便拿它换取全世界’。” 啤酒馆政变 1923年11月8日，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 啤酒馆外面已经被武装的冲锋队包围起来，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在坐满了巴伐利亚邦政府高官的啤酒馆里，希特勒跳上一张桌子向天花板开了一枪，宣布纳粹党发动的全国革命开始。 鲁登道夫将军随后赶来劝说邦政府长官冯·卡尔等人参加这场政变。尽管经过策划，这场政变看起来还是像可笑的闹剧。当冯·卡尔等人在枪口下勉强答应合作后，希特勒又兴奋地发表了一通演讲，他似乎已经成功地把在场的大多数人争取过来了。演讲结束后，人们热泪盈眶，啤酒馆大厅里回荡着经久不息的悲喜交加的高呼：“德国啊！德国，你已经重生。” 仅仅过了一天，这场暴动就被邦警察、国防军和设法脱身的冯·卡尔等人镇压了，十四名纳粹分子在第二天的游行中被警察开枪打死，希特勒受伤逃走，一度想自杀。两天后他被逮捕，关进了慕尼黑西面的兰茨贝格要塞监狱，纳粹运动似乎就这样以失败而收场了，但很快就有一道命令在纳粹残余分子中秘密传达：“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我们敬爱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流了血……我爱国之战斗同盟……已经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1924年8月23日，柏林国会大厦。 新任国会议员卡尔巴赫在一间会议厅里发表讲话，总结了由他提议的在全德开展的新国民教育运动初步成果，新国民教育运动是实现直接民主或者说“全民参议”的必要前提：“全民参议不是全民参政，社会有分工，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当政治家和公务员，但没有理由认为只能是一部分人当参议员和众议员。也许某一天我们在座诸位都可以合并组成一个参议院或上议院，但众议院或下议院的成员——就必定是全国所有有投票选举权的公民。” 这时曾参与魏玛立宪会议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普鲁士邦总理奥托·布劳恩站起来亲自质疑卡尔巴赫的设想：“我们人民中间不缺政治狂热分子，这种人往往能够煽动、迷惑其他人盲从他的偏激的观点。另外恐怕您也不得不承认还有相当多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哪怕经过您的‘新国民教育’还是会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权利，从而使您的全民参议还原成代议制，直接民主又蜕变成间接民主。这又该怎么办？” 卡尔巴赫：“这就是新国民教育运动要深入进行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先使人获得必要的法律知识，变得独立自主，才不容易受到蒙蔽。另外，唤起更多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也是为了防止您说的那些偏激观点得以流行，甚至提请表决成为一个动议一条法律，因为对某一种看法某一个动议进行表决的人越多，结果就会越趋向于公平合理，真正的全民参议下任何极端的法案都不会出台，就像您不能把高斯分布的钟形曲线变成马鞍形。在自然科学方面，真理也许会在少数人手里，但在政治学和法学上，真理永远在多数人手里，这是一条坚硬如克虏伯的钢的社会科学铁律！” 卡尔巴赫还举了一个近期的例子说明全民参议的另一层意义：“2月26日在慕尼黑开始的那场关于鲁登道夫将军和一个叫希特勒的下士的叛国罪审判——后者我曾见过一面，无疑是纵容了罪犯和嘲笑了法律。那场啤酒馆政变中鲁登道夫将军决不是没有责任，但却无罪释放。希特勒被判有罪，却没有按刑法第八十一条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刑期只有五年并且半年后就可申请假释。是什么原因使得慕尼黑的法官这样无视共和国的法律？我们的法律还缺少一种经过全民公决这一程序后树立起的权威，我不敢保证经过这一程序后慕尼黑的那些法官就会严格执法，但如果有多数慕尼黑人或巴伐利亚人像亲手签订一个商业合同一样出于自己真实意愿表决通过了一个法律，我相信他们就会像反对任何一方无理撕毁合同一样反对任何践踏这个法律的行为。我还可以举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例子：希特勒曾以废除《凡尔赛和约》广为号召，我也不赞同《凡尔赛和约》，但不是因为所谓苛刻的条款，而是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一公决投票程序。也许您会问它由谁公决？由法国人？那么肯定通过；由德国人？我们决不接受，这仍然不能改变什么。不！法国人和协约国人民当中一定还有不赞成这个和约的，就如同德国人当中也有赞成和约的一样，没有经过表决计票，和约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强加的。 “而我最后还想说的是，假如所有国与国的争端都能采取这种解决方法：首先尽量找出共同点，然后把剩下非得断出个真假黑白不可的问题交由有关国家的人民进行公决，占少数的人无论多么不情愿都能顾全大局地接受多数人的意见，相信我前面说的高斯分布、科学铁律和公正无私的上帝总会使更合理的结果产生在多数人一方，那么，战争和《凡尔赛和约》本来都不会存在了。” 1924年12月20日，德国巴伐利亚邦兰茨贝格要塞监狱。 “绝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像的领袖人才。” “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 “绝不相信种族的平等，而是根据种族的不同，承认各种不同种族的价值有高有低。” “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 “纳粹运动必须消除我国人口与我国土地之间不成比例的关系。” “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 “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 这一个个疯狂的念头有些已经由希特勒口述给他的忠实信徒赫斯记了下来，有些还在他大脑中尚未成形，他带着它们在这一天走出兰茨贝格要塞监狱，结束了一年多的铁窗生涯，它们在今后将被写成两卷本的《我的奋斗》。此外希特勒还带走了一个用合法方式渐进夺取政权的策略上的新思考。接他出狱的汽车经过监狱的古堡大门时，希特勒下车拍了一张照片留念：他显得沉着而坚定，同时目露凶光，左手痉挛地握紧了拳头。 1926年7月9日，柏林法鲁士大厅。 这一天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几年来继“新国民教育运动”之后又兴起了常常冠以卡尔巴赫名字的“泛公理化运动”，通过莱布尼茨法理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各地举办学校和培训班，已经形成了好几批运动的骨干力量，并成功地使卡尔巴赫把整个法律体系公理化的思想深入人心，连小学生都能像熟悉加减乘除法一样张口就说出莱布尼茨猜想的基本知识。今天，经过广泛征求民意，反复增订修改，一部兼收并蓄、体大虑周的《卡尔巴赫公理化法》完整出台了。卡尔巴赫借参加***在法鲁士大厅举行集会的时机，在德共领导人台尔曼陪同下，首次向工人们也向全社会宣布了这个消息。 “我要感谢在座的诸位，几年来，是您们在遍布各地的工人俱乐部里热烈地讨论它，您们在您们的马克思主义学校里无私地讲授它、宣传它，公理化法的每一条每一款其实都是您们自己制定的，反映了您们的利益和要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要感谢已故的普罗伊斯教授，我要感谢拉德布鲁赫教授。还有我过去的老师和同事凯尔森教授，他的‘纯粹法学’理论比较早地启发了我。我还要感谢尊敬的希尔伯特教授，我的朋友赖辛巴赫、卡尔纳普，波兰的卢卡西维茨、塔斯基，他们对我的无私帮助奠定了公理化法坚实的逻辑基础。如果可以，我愿意把新法中我个人工作的一部分敬献给以上这些人。” 热烈的掌声中，卡尔巴赫继续说：“即使公理化法已经毫无遗漏地包括了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一个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并且在下一步的全民公决中得到通过，我也不能说就这样证明了莱布尼茨猜想。莱布尼茨猜想归根结蒂是要由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来证明的，因为我实在也无法排除下面这种情况：两个发生争论的人拿起他们的铅笔，坐到计算器前，在他们都共同承认的公理化法中找到了针对他们问题的具体条款，经过计算得出了其中一个人是错误的，但这个人为了他的私利仍然要拒绝接受判定结果，而且跳起来说咱们还是打一架吧。这种时候再伟大再完善的公理化法和相应的判定对错程序又有什么用呢？我只能说：有了公理化法总比没有好，因为没有公理化法，一个人要不讲理他照样不讲理。公理化法毕竟把一般法律中模糊零散不容易看清的逻辑联系揭示出来了，使任何人的横蛮行为都无法披上一层狡辩的外衣。对这种行为任何时候也只有通过强制措施来阻止，这些强制措施同样要预先包括在公理化法中得到大家认可，靠大家执行。并且我相信以上所说终归是少数情况，不能因此就怀疑公理化法的现实可行性。” 当天《卡尔巴赫公理化法》就经过官方批准，以专刊形式向全德国连续发布。在未通过全民投票公决之前它都是一个草案，它还可以获得各方面反馈的意见随时修订，也许，还要接受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挑剔责难，以及不理解或不屑一顾，但重大的一步终于迈出去了。当天夜里，柏林人就可以在菩提树下大街或弗雷德里克大街这样繁华的地方，一边吃着街边小店出售的热气腾腾的芥末红肠，一边浏览官方免费散发的第一期专刊，至于全文也可以随时到柏林大学、柏林政治大学以及其它官方规定的专门地点一次性拿到手。由于使用了一套符号化的人工语言，把自然语言表述的具体法律内容“翻译”过来，确定出一个个初始概念和逻辑联结词，再用初始概念定义导出概念，用各种概念和逻辑联结词写出公理，由公理证明出定理，最后形成的整个系统高度概括而简明，所以全文也并没有像卡尔巴赫原来想的那样连柏林大学图书馆也装不下。 在以后的岁月里，有关公理化法的各种评论就从没有停过，有人说它是卡尔巴赫“用人为法逼近自然法”的不限于民法范围的征服性《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卡尔巴赫法典》，有人戏称这是一部公理化的第十五版《布洛克豪斯大百科全书》——因为它几乎无所不包。还有一条评论是著名记者冯·奥西茨基发表在《世界论坛》周刊上的：“它像是一部结构宏伟的全民参与创作的不朽史诗在庄严地展现，它那从一个个初始概念定义一个个导出概念，从一条条公理推导出一条条定理的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的既自足又开放的庞大缜密体系，像一支世界通用人工符号和标准高地德语混合组成的文字大军，威武地通过人类最高级智慧的检阅台。它穷尽了社会过去与未来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代表着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最广博深刻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超过了英国立宪、美国开国、法国大革命，更别说德国魏玛共和了。它是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结出的最甘甜的果实，又是上帝辩明真假的末日审判书。它是社会科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论。” “公理党” 1929年6月12日，柏林民族俱乐部。 德国民族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向他的民族俱乐部成员介绍希特勒的时候，用的是“民族英雄”这个词。胡根贝格打算和纳粹党合作反对美国人提出的新赔款计划《扬格计划》，根据魏玛宪法规定，他们在获得百分之十选民同意后把一项彻底取消赔款的《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法》草案提交国会，遭否决后进行全民公决，也没有通过。狡猾的希特勒却已经借助胡根贝格手里掌握的舆论工具为纳粹党大造了一番声势。 但这时候占据媒体主要位置的还是卡尔巴赫的“泛公理化运动”和那部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公理化法》。胡根贝格曾就此问过希特勒的看法，希特勒当时不置可否，后来许多人认为他讲过的一句话就是对卡尔巴赫的评价：“受教育过度的人，充塞着知识和才华，却没有任何健全的直觉。”对于很快就要举行公民投票的《公理化法》，他私下看作是一种现代派先锋派的政治和法律“艺术”，谁都知道他对这些时尚艺术的深恶痛绝。 二十年代中后期就是这些艺术发展的黄金岁月，也是泛公理化运动的高潮和纳粹运动的低潮。这一时期德国经济复苏、货币稳定，法国人撤出了鲁尔区，德国也加入了国际联盟，并与其它各大国平等地签署了声明永远放弃战争的《凯洛格—布莱恩公约》，这一片光明的前景直到1929年10月24日才被阴影笼罩，美国纽约华尔街股票暴跌，整个交易市场崩溃了。 1930年4月15日，德国科隆大学。 卡尔巴赫是带伤走上讲台的，在科隆大学外他遭到当地一群纳粹冲锋队暴徒袭击，到医院草草包扎后，他仍然履约来给科隆大学的学生们亲自讲一堂“新国民教育课”。这里的学生们对他的公理化法很热情，科隆大学还是首次将他的“泛公理化”涉及的综合知识列为一门独立学科“公理学”的地方。课堂上，他应学生要求详细地作了一系列演算，比如定理第5371号是怎样从公理第68号推导出来的。公理化法的每一条款都要和一条相应的有编号的公理或定理联系起来，至于演算和推导规则，卡尔巴赫说：“除了许多新规则外，也少不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古老、实用而准确无误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从一个少量元素的公理集出发，由逻辑关系自然地得到无限的定理集，这样人们可以只对较小的有限的公理集进行投票，从而确定整部公理化法。卡尔巴赫说：“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选举总统和国会，但再也不必要就某个单独的法案投票——比如1926年提出的征用王室产业，去年的所谓《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法》，因为这些法案的成立与否都可以逻辑地从公理化法中推导出来。公理化的政策法案漏洞越少，给人任意曲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权力很难被滥用。最终还会减少对总统和国会的投票次数，全面节约选举成本，避免这些年来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国会的争吵不休和政府的软弱无力。” 另外重要的一点卡尔巴赫没有说，它还有助于解决席卷全球的由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崩溃引发的经济大萧条——这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和最大的现实困境。卡尔巴赫已经觉察到萧条和危机的根源还是一个信用问题，公理化法就是重建一个包括经济信用在内的全面信用体系，而现在德国深陷贫困的失业大军根本不相信政府的信用，也不相信他们每个人之间的信用，他们在寻求某个天才的领导和超人的拯救。事情变得比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更糟糕了，这个“天才”或“超人”的轮廓也开始在卡尔巴赫心中一点点清晰起来，他不自觉地摸了摸头上仍在渗血的伤口。 1930年10月13日，柏林国会大厦。 一百零七名身着统一褐衫的纳粹党徒，在赫尔曼·戈林带领下，整齐地列队进入国会，参加9月份选出来的新国会开幕式。这次选举中纳粹党获得的国会议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从一个在众多党派中居于末位的地方小党一跃成为全国性的第二大党，希特勒向合法夺取政权的目标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胜利使纳粹议员们得意忘形，点名时他们都高声答应：“到。嗨！希特勒。”反对派发言时他们全部转过身去背对发言人坐着，以示轻蔑。而在外面的街头，冲锋队更加肆无忌惮地挑起事端，并开始捣毁犹太人商店。 1931年7月28日，德国汉堡大学。 经济大萧条使全民公决《公理化法》的日期被推迟了，卡尔巴赫仍然来到汉堡大学参加一个小型而隆重的授奖仪式，向全国选出的第一批二百四十名优秀“分析员”授奖。这些分析员是在泛公理化运动中作出贡献的佼佼者，都是由莱布尼茨法理学研究所开办的一系列“分析员学校”培训出来的。分析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全国各地直接面对大众作普及性的《公理化法》解释、分析，还要进行辩论，这是和纳粹党的演讲员学校培训出的演讲员对着干。因为和演讲员自上而下的宣传、鼓动、强行灌输相反，分析员的分析需要坐下来平等交流，各抒己见，以理服人，求同存异，最终达成共识或至少是谅解。 就在授奖仪式上，卡尔巴赫首次公开指出了纳粹党才是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他呼吁国会议员们摒弃党派之见，和他的追随者、勃鲁宁现政府甚至还有纳粹党中的左派施特拉塞兄弟等人联合起来，组成反希特勒的阵线：“如果我的预见不错的话，纳粹在成为国会第二大党之后还将成为第一大党，希特勒上台执政已经是现实的威胁。但我们不能用纳粹方式来反对纳粹，我们不能用马基雅弗利的权术来实现崇高的莱布尼茨的理想，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在于推动公理化法通过全民公决成为有约束力的制度。”说这话之前卡尔巴赫已经明确表示：不赞同他的支持者接触惯于幕后操纵政治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施莱彻尔将军，以谋求借助军队的力量阻止纳粹上台，因为军队必须保持不干政的传统。卡尔巴赫还拒绝了他的追随者们提出的组建一个以他为党魁的政党的要求，他宁愿一直以独立人士身份参与政治角逐。德国各地已经有几个在泛公理化运动中产生的“公理党”，卡尔巴赫就连作他们名义上的领袖也不肯，他说泛公理化运动和整部公理化法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超然党争之上的“超党派政府”，甚至党派政治完全消亡的“无党派政府”，那时候剩下的就是一种“纯公务员制”。 只有一个手段是卡尔巴赫完全借用了希特勒的，当天晚上一辆“霍尔茨”牌轿车紧紧跟着卡尔巴赫乘坐的“梅塞德斯”牌轿车，眼看就要从后面撞上来时，卡尔巴赫的司机一下子打开车灯，两道雪亮的灯光从车尾照射到“霍尔茨”牌轿车的车窗上，“霍尔茨”里面的人眼花缭乱紧急刹车，“梅塞德斯”乘机脱身而去。原来为防纳粹暴徒追踪，卡尔巴赫把车大灯装到了车尾，这一手就是早年“自由军团”暗杀时期希特勒对付政敌用过的。 我是民主的死敌 1932年3月13日，慕尼黑布里纳尔大街纳粹党总部“褐色大厦”。 刚一听到首轮总统选举失利的消息后，希特勒就率众从加勒利大街的赫克餐馆匆匆赶回布里纳尔大街的“褐色大厦”，口述声明准备领导第二轮选举。现任总统兴登堡任期届满，按宪法规定要举行新总统的大选。自从2月22日戈培尔宣布希特勒正式参加总统竞选以来，纳粹党在短短时间内打了一场漂亮的“标语和旗帜”宣传战，动用了高音喇叭、录音唱片、广播、电影等一切先进的宣传工具，初选结果仍然表明希特勒的声望和实力都不足以对抗竞选连任的“老头子”兴登堡。第二轮选举之前，希特勒又制定了一个更先进的竞选方案，包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容克型飞机在各个城市进行“飞行竞选”。德国这几年的选举实在太频繁，国会的大选，总统的大选，还有各邦的选举，加上卡尔巴赫的《公理化法》的全民公决，已经成了一个国会、总统、公理化法三重民选的庞大机制和复杂局面。希特勒带着既不安又隐隐有所期待的心情等着第二轮选举也就是终选的结果。 1932年12月5日，柏林体育馆。 希特勒终选败给了兴登堡，但纳粹已经成功地显示了自己可怕的力量，并且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中如卡尔巴赫所言成了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当不上总统——也非总理不当。兴登堡还不打算把总理权力交给这个曾大胆与他对垒竞选又令他鄙视的“波希米亚下士”，希特勒也决不打算去当一个只会“舔舔印有兴登堡头像的邮票背面”的邮政部长。 继勃鲁宁之后的两任总理是巴本和施莱彻尔，这两个人似乎都不是全心全意支持卡尔巴赫泛公理化运动的人，好在卡尔巴赫已经赶在勃鲁宁辞职前得到一个明确的全民公决《公理化法》的日期：1932年12月20日。在此之前除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外，还搞了个全国性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于12月5日在柏林体育馆公布。这里曾是希特勒命令戈培尔宣布他竞选总统的地方，而《公理化法》的支持率决不会像总统竞选中支持兴登堡那样的相对多数和微弱绝对多数，它将是压倒性的绝对多数。令人鼓舞的调查结果出来后，卡尔巴赫被请到体育馆发表讲话。 “我一直在诚心诚意邀请希特勒先生亲自和我坐下来进行讨论，但就像这一次一样他还是拒绝了。他只派出他的代表赫斯先生、戈培尔博士、他们党的理论家罗森堡先生和我见过面，结果就如大家知道的那样，他们的观点都已经由《公理化法》一条条驳倒了。他们有两句广为人知的口号，一句是‘觉醒吧！德意志’，以公理化的眼光来看这不是一个值得争辩的系统内的命题；另一句是‘让犹太人灭亡’，每个人都是也仅仅只能是因为犯了错而遭受惩罚——且不谈他做了好事还应该得到奖赏，除此外我不明白比如犹太人——或者吉普赛人、斯拉夫人这些概念中包含的初生婴儿有什么罪？在逻辑上纳粹主义简直不值一驳，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相信它？我很痛心，大萧条让纳粹能利用人们仇恨政府、迁怒一切的心理，而议会的分裂涣散、官员的贪污腐败、军队的享有特权、容克地主和工业大亨用金钱收买政治代理人又帮了他们不少忙。在此之前我们还错过了两次结束纳粹运动的绝好时机，一次是他们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另一次就是大萧条之前的相对繁荣时期。今天又有第三次机会降临到我们面前——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希特勒竞选总统失败；他们虽然是国会第一大党，但没有取得绝对多数，兴登堡总统是不会授权他们单独组阁的；冲锋队的暴力捣乱越来越不得人心；纳粹党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分裂。我们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了！我们不能再让某个人自认为是对整个国家的恩赐，自认为可以把人民当成容易轻信的女人一样来蓄意欺骗。希特勒先生、戈培尔博士先生，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当成是真理，他们可以践踏别人的权利，但在未来的《公理化法》全民公决投票中，他们仍然可以有自己的一份权利，就是与别人一样的既不多也不少的一票。” 尽管卡尔巴赫一直要求和希特勒当众辩论，一直在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体育馆内的数万名听众在这一刻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泛公理化运动和纳粹运动事关生死存亡的最残酷无情的政治决斗已经开始了。 1933年1月30日，柏林威廉大街德国总理府。 德国的命运、希特勒的命运，在1932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有过多次大起大落的戏剧性转折。纳粹分子利用策略不断地提出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要求增加公理化法的公理，让卡尔巴赫分子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些问题已经包含在现有的公理集和定理集中，这样成功地拖延了原定12月20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以使希特勒能够抢先上台掌握主动权。在这一年年底尽管也经历了一次伤筋动骨的内部分裂——纳粹党核心人物之一、政治部首脑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辞职不干了，逼得希特勒又声言要自杀，但在和巴本、施莱彻尔等人反反复复的权力斗争中，在像卡尔巴赫、台尔曼以及已经有所醒悟的鲁登道夫这些人强烈的反对声中，在柏林有可能发生政变、兵变甚至爆发全国内战的流言声中，在政治风云变幻的一个又一个阴谋当中，希特勒终于胜出了，于1933年月1月30日这一天在总理府向兴登堡宣誓就任总理。 宣誓一结束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回到凯撒霍夫饭店纳粹党总部，回到多年来和他一起奋斗的同志们中间。他的眼里满含热泪，和大家无言相对。当天晚上，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响彻勃兰登堡凯旋门上空，希特勒站在总理府窗前向下面的人群不停地致以纳粹式的直臂礼。魏玛共和国的末日就要到了，泛公理化运动建立全民参议直接民主制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希特勒说过：“我是民主的死敌。” 1933年2月10日，柏林威廉大街德国总统府。 这是一次卡尔巴赫期待已久的秘密谒见总统，虽然他早已不止一次面对高大、威严的“铁人”兴登堡。卡尔巴赫没有再表示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和随后解散国会的意见，他只是说：如果能尽快举行《公理化法》的全民公决并在投票后得到有保障的实施，谁当总理谁当议员都无所谓，就是霍亨佐伦王室复辟都可以，完善的《公理化法》不会有一点空子让任何独裁者可钻。它好比君主立宪制中由全民直接立宪，又要由全民复决，并有权选举、罢免行政司法官员，这种直接民主监督下就算有一个强权的恺撒也不为大害。这话打动了至死都是个君主主义者的兴登堡总统，他没有听懂卡尔巴赫真正的意思，只是认为《公理化法》限制了希特勒的野心，并有望摆脱魏玛宪法强加给他的不断使用总统应急权力的义务，结束国会的四分五裂和政府的频繁更替。他说： “梅斯纳（总统国务秘书）给我解释过您的公理化法，但请原谅我年老糊涂，我一直没有把它全部弄明白，它的内容也太多了。有一点我倒很感兴趣：国会党派众多，一直形不成一个有效的多数，几任总理都向我保证过要争取到多数议员的支持——卡尔巴赫先生，我可以坦率地说，如果您能争取到这个多数我也会任命您当总理的。您的公理化法据说解决了这个麻烦，它是怎样做到的？” 卡尔巴赫：“其实很简单，国会议员既然代表全国的选民，他们形不成一个有效多数那就把议题再交还给全国选民作决定。另外，公理化法把所有复杂的议题都归结到可以用‘是’或‘否’回答，这样全国选民再形不成一个有效或绝对多数就该没什么怨言了，那就按相对多数的意见办。至于出现回答‘是’或‘否’的人一样多这种情况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几乎可以不必考虑。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用语言表述出的议题或方案不像人数是量子化的，或者像最小辅币单位一样不可分割，它可以用概念划分和加否定号的方式不断拆解下去，这样最终总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果，还能避免孔多塞的所谓‘投票佯谬’。总而言之，如果《公理化法》通过了，希特勒总理要么忠实地执行它，要么违反它而被弹劾直至全民投票罢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兴登堡：“您的想法很好，但我还是怀疑太理想化了。据说您还不满足于只在德国试验它，您要在德国做成一个成功的范例后推广到全世界，那时候内战和国际战争都不会有了，我们这些职业军人都该失业了。不过也好吧，德国有过这么多次选举，选民都投了这么多次票，我看再给您的《公理化法》投一次票也没什么。我支持您提出来的3月5日新国会选举后就进行《公理化法》的全民公决。到那时候我也会像您所愿意看见的一样，到投票站投上我自己的一票，而不对它施加什么额外的影响。” 得到老总统承诺后卡尔巴赫完全放心了，希特勒虽然已经上台，但卡尔巴赫在这场较量中并没有落在下风。国会中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一直支持泛公理化运动，内阁中纳粹党员只有三名，其他成员如巴本和胡根贝格等并不都和他们一条心，加上老总统，卡尔巴赫相信纳粹分子再也无法拖延阻挠《公理化法》的投票表决了。投票将要分两次投，3月10日第一次投票是程序性的，《公理化法》一切由定义、公理严格演绎出来，不能出现一个没有定义的概念和公理，不能出现一个没有证明的定理，哪怕再明白无误显而易见的东西都要先经过一道认可的程序，这也是所谓“莱布尼茨充足理由律”要求的。显然可以想像：某个人认为他的观点正确，那么，他就要举出他观点是依据哪一条理由得出来的，这一条理由又是依据什么更深的理由得出来的，这样层层递推，最后回溯到一开始的那一条理由，就是“最充足理由”。在最充足理由之上再也没有可以依据的理由了，又怎么认定它是正确的？这时候只有举行全民投票公决，但全民公决也很不可能出现一致认为正确或错误的意见，如果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还是以少数人的意见为准？这似乎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公理化法的严格性还是要求对这一问题也得通过投票表决，使公理化法的所有定理集都依据公理集成立，而所有公理集的成立又依赖于先通过一个少数服从多数或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这一原则才是公理化法能在逻辑上牢牢站住脚的真正的最充足理由。当它得到通过后再于4月25日举行实体性的《公理化法》的投票，所谓程序先于实体，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这也是法理学的常识。实体性的投票结果也没什么悬念可言，在离开总统府之前卡尔巴赫向兴登堡一再保证：“已经进行的几次民意调查和测验都得出了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率，《公理化法》获得通过是毫无疑问的。” 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柏林国会大厦。 当晚9点27分，剧烈的爆炸掀翻了议政大厅的玻璃圆拱顶，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荷兰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被警察当场逮捕了。很快赶到现场的国会议长戈林兴奋地说：“这是***起义的开始。”而卢勃就是受***指使来焚烧国会发出起义信号的。随后赶到的希特勒大叫：“每一个***人都必须枪毙！所有的***同情者都必须关起来！社会民主党分子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当天晚上就逮捕了四千多人。第二天，以对付这场纳粹捏造出来的“***起义”为借口，希特勒说动了内阁一起劝诱兴登堡签署紧急状态法令，中止了魏玛宪法赋予公民的大部分政治权利。 1933年3月1日，柏林阿德隆饭店。 “内阁和总统犯了一个大错误。”卡尔巴赫在菩提树下大街著名的阿德隆饭店发表声明说，“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应该中止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纵火事件的调查完全可以在非紧急状态下正常进行。希特勒想借机消灭政治对手，搞乱3月5日的国会选举和3月10日的全民公决《公理化法》。我这里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得逞，无论国会选举结果如何，《公理化法》的通过都将遏制他正在建立的恐怖统治，到那时他提出来的紧急状态法就自然无效了。德国公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正义与邪恶，自由和奴役，专制独裁还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广泛的民主，都取决于你们的一念之间、一票之间。拿出你们的良知、理智和勇气，让伟大的德意志祖国成为第一个实行公理化法直接民主制的幸福之邦，让我们率先占据这一至高无上的骄傲的位置，向全世界光荣地垂范。上帝仁慈的目光注视着你们，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会紧紧跟上来的。 “自由、民主和公理万岁！” 这一极具震撼力的呼吁很快传遍了全德国，不但受迫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看到了希望，连被纳粹褐衣冲锋队、黑衣党卫队褐黑色浪潮冲击渗透的绿衣警察和灰衣国防军都有许多人表示拥护，为之欢呼。特别是国防军，据说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已经表示不能任由紧急状态持续下去，军队有可能一改置身事外的态度出来干预局面。前总理勃鲁宁也及时发表声明支持卡尔巴赫，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希特勒借紧急状态拖延、取消全民公决《公理化法》的图谋落空了，而在3月5日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也仍然没有赢得大多数席位。 透过重重黑暗，历史似乎已经把一个无限光明的机遇交到了德国六千万人民手中。 1933年3月21日，德国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 新一届国会开幕的盛典在即，身着燕尾礼服的希特勒却精神萎蘼，像已经垮了。教堂外，已被定为官方旗帜的卐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高高飘扬，冲锋队、党卫队和国防军并肩肃立。教堂内，一片制服金饰和勋章的光芒耀眼夺目，旧帝国时代的老元帅和将军们济济一堂。在这喜庆的气氛中希特勒却颓丧得想自杀，如果说他以前曾几次嚷嚷过的自杀未必就是真的自杀，那么，这一次不嚷出来的自杀倒很可能要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仇恨卡尔巴赫，这个人从第一次在慕尼黑见面起就注定是他的克星，并且多年来他使尽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都奈何卡尔巴赫不得。他又转而怨恨国防军，尽管他一上台就向将军们许愿讨好，他们仍然没有完全站到他这一边。他也不满那些滑头的大工业家大资本家们，尽管他们资助了纳粹党，但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他们同样资助其它政治派别包括泛公理化运动。他还担心自己的许多意志不坚的同党部属，当《公理化法》得到通过并有效实施后，这些动摇分子很可能就会抛弃他倒向敌人一边。国会开幕前将接到柏林的消息，就是对3月10日《公理化法》第一阶段程序性投票的最终统计结果，这次投票选民只需要在“少数服从多数”或“多数服从少数”之间任择其一即可，但真正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实体性投票正式表决《公理化法》，这个可以预料的结果决不是希特勒愿意拿来献给他已经控制的新国会开幕的礼物，所以新任宣传部长戈培尔精心策划的笼络兴登堡和旧帝国保守势力的隆重热烈仪式也不能让他打起精神来。 兴登堡就要到了，这时候胸前缀满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卡尔·弗里德里希勋章、刻有剑的蔡林格狮子勋章、刻有剑的三级霍亨佐伦王室勋章和功勋奖章的肥胖的戈林气喘吁吁跑来，他的这些勋章有一个单位叫“一戈林”，像一伏特、一安培一样，表示“一个人在不致脸朝下跌倒的时候胸前能挂住的最多勋章”。戈林大声叫喊着：“元首，我的元首，计票结果出来了，他们选择了少数！他们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我是说：他们多数人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 希特勒一时间怔住了没反应过来，更不明白这个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和周围几乎所有人一样，他已经作好了接受一个自然而然结果的准备，这个结果未经投票就已经在古希腊城邦民主中使用，曾在雅典以陪审团中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的多数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并作为人们确信无疑的原则一直沿袭了千百年。然而卡尔巴赫的公理化却要求对这个天经地义的原则也得经过人的认证，更没想到的是还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大家一阵发愣过后，读过好几个大学总算不负其博士学位的戈培尔想到了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话，这句话显然胜过了他无数次张开“一个戈培尔”嘴巴的演讲——这又是人们给“一个人嘴巴能够张开到不至于扯破的宽度”制定的单位：“我的元首，这是一个悖论，这是一个‘罗素悖论’！” 这是一个政治学和法学中的“罗素悖论”。如果多数人选择“少数服从多数”，同时意味着少数人选择“多数服从少数”，这都不会出现悖论。但如果多数人选择“多数服从少数”，同时意味着少数人选择“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无论我们认为“多数服从少数”原则成立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成立都会导致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当“多数服从少数”原则成立，这次投票结果就要按这一原则即按少数人意见进行选择，而少数人投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票，选择结果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与一开始假设成立的“多数服从少数”原则矛盾；当“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成立，这次投票中多数人投的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票，按多数人的选择又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结果，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矛盾，成了一个有点像归结到哲学上的“鸡生蛋蛋生鸡”的恶性循环和自指性缠绕。两个原则不能都不成立，也不能都成立，但无论哪一个成立都要走向自身的反面。希特勒等人给弄糊涂了：“那么以后的《公理化法》正式投票到底是要按多数服从少数还是少数服从多数？” 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既不能按多数服从少数，也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我的元首，就让卡尔巴赫自己对自己说‘我这句话是假的’，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想飞上天一样去发疯吧！《公理化法》的投票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可以继续实行我们的紧急状态法，我们还要国会通过新的《授权法》授予元首更大的权力。” 希特勒：“我们在国会里不占绝对多数，这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用多数服从少数原则让国会通过《授权法》？” 戈培尔：“没必要，我的元首。我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怎么做都是对的，如果我们占多数，那您就可以说要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如果我们占少数，那您就可以说要用多数服从少数原则。即使我们的人数和对手一样多，您也可以说那就听我的，在一个悖论之下任何荒谬的结果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总之现在您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您的旨意行在德国，就像行在天上；您的旨意还将行在全世界，就像行在德国一样。嗨！希特勒。” 周围抬起了如林的伸直的手臂，在一片“嗨！希特勒”的山呼万岁声中，希特勒重新趾高气扬地主持了开幕庆典，又虚情假意地恭维兴登堡——两天后他就全面架空了这位老总统。在最后就《公理化法》的投票结果发表讲话时，希特勒傲然宣称：“这其实已经结束了卡尔巴赫的所谓泛公理化直接民主制，旧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也被埋葬了。未来一百年，不！一千年之内，新的第三帝国如果还需要一种民主的话，那就是我的民主，希特勒式民主！” 1933年4月8日，德国巴伐利亚邦柯尼希湖柯尼希斯采饭店。 3月10日卡尔巴赫是在收音机里听到《公理化法》第一次投票的统计结果的，那时他在慕尼黑，已经在积极准备下一阶段的投票了。听到消息后朋友们都劝他去度假休养一段时间，他来到了阿尔高山地区的柯尼希湖，住进湖畔一家叫柯尼希斯采的饭店。 壮丽宁静的自然景色并没有使他从失败中逃避出来，只能使他陷入更深的自省和反思。他曾风闻希特勒私下说过的话：“人们的地位越低贱，对参与某项比他们高贵的事业的欲望就更强烈。如果我能说服他们相信德国的命运危在旦夕，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某项不可抗拒的运动的一部分，这运动还可包括所有阶级。”这是他和希特勒共同的出发点，他的泛公理化运动在这方面也差不多和纳粹运动做得一样好，那么，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卡尔巴赫在盛大集会上的公开演讲不如希特勒，但希特勒笔下也写不出像卡尔巴赫《公理化法》那样有说服力的鸿篇巨制。希特勒一向认为激情的煽动比卡尔巴赫坚决主张的辩论说理更好，群众不要选择的自由，他们只要一套简单的教义和一个敌人，而且最好是只有一个敌人——树敌太多只会混乱他们的头脑。因此希特勒把纳粹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把犹太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树成了敌人——即使没有他也要制造一个出来。而卡尔巴赫从不代替别人思考，他只是把所有事实真相摆出来，让群众自己去判断区分敌友。纳粹还常强加于人“纽伦堡铁处女”（一种中世纪刑具）式的桎梏和肉体的恐惧，卡尔巴赫相信最能感召人的还是“海德堡大酒桶”式的宽容，把尊重、和解既当作手段也当作目的。希特勒认为是说出来的话而不是写出来的文章诱发了所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卡尔巴赫致力于向人们尽可能全面地讲清楚问题，因此非得有一部形诸文字无懈可击的《公理化法》不可。就这样卡尔巴赫似乎终于找到了泛公理化运动和纳粹运动最本质的区别了：一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目不识丁的老年农妇也会在衣服上别一枚纳粹卐字章，尽管她对纳粹党真正的宗旨一无所知，而卡尔巴赫要使这个农妇同样信服他，“只有先教她识字”，这也是为什么在泛公理化运动之前开展新国民教育运动的原因。卡尔巴赫一下子感到了深深的悲哀：这个差别甚至大过了他提出来和戈培尔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宣传口号针锋相对的“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公理（集）”的差别。 柏林传来的计票结果同样使他想到了罗素悖论，事实上不用经过投票也完全可以预先知道它的存在，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会在现实中真的出现。人人都在等待着多数人投“少数服从多数”的票，这仅仅是给一个不证自明的天然合理的原则额外加一道保险。卡尔巴赫听到计票结果的绝望的感觉就像当年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弗雷格接到罗素来信指出悖论时的感觉一样，这个动摇摧毁了集合论和数学基础的悖论改换一副面孔出现，以同样简单、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动摇摧毁了政治学和法学的基础。现在卡尔巴赫的桌上也放着一封取来重读的旧信，这是他的朋友维也纳大学的卡尔纳普教授寄给他的，信里有一篇复印的论文，是数学家、逻辑学家哥德尔发表于1931年的《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Ⅰ）》，论文所起的作用也和当年罗素指出悖论的那封信所起的作用一样，在终结数学上的希尔伯特规划的同时也终结了卡尔巴赫政治学和法学上的希尔伯特规划。这个时候卡尔巴赫在波兰华沙的另一个朋友塔斯基也已经得出了他的“不可定义性定理”，美国的阿朗索·丘奇很快就要提出他和图灵机等价的“不可判定性定理”，加上最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三大定理一起宣告了彻底证明莱布尼茨猜想的希望破灭。 希特勒赢得了完全的胜利，接下来的一切就是按照戈培尔的设想进行了。3月23日国会第一次工作会议通过了《权力授予法案》，把一种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专制极权集中授予了希特勒内阁，其实也就是授予了希特勒本人。现在别说公理化法，就连魏玛宪法也名存实亡了。3月23日那天的会议是在一排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逼视下召开的，是在希特勒露出了他的政治流氓和街头暴徒本来面目的威胁谩骂声中结束的。这时候国会里即使有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敢于站起来告诉希特勒，永恒的思想是任何授权法授予的权力都摧毁不了的，甚至像意大利的社会党议员马蒂奥狄那样对法西斯暴政说出：“我提议这次选举无效，诸位先生，请现在准备给我送葬吧！”结局也会像马蒂奥狄自己预言的和已经遭到的一般无二：十天后被绑架，两个月后尸体在河中发现，这一点上希特勒只会比墨索里尼更残暴。没有公理化法的制衡和约束，希特勒大权在握后可想而知的下一步就是把德国“一体化”即“纳粹化”，他要用俾斯麦的铁与血再一次统一德国，为向外侵略扩张作准备。如果说俾斯麦曾经把德国扶上马，那么，他现在已经是把德国绑在战车上了。 从柯尼希湖经德累斯顿返回柏林安哈尔特车站，当面对前来迎接的支持者和朋友们，卡尔巴赫再也忍不住愤然失声： “德国完了！欧洲完了！” “德国完了！” 1933年5月10日，柏林倍倍尔广场。 一卡车一卡车的图书被拉来倒进广场上的火堆里，熊熊火焰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狂热的脸，约瑟夫·戈培尔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焚书的学生们。到现在为止，希特勒已经废除了德国历史悠久的联邦主权，纳粹分子盘踞了各邦政府的高官显位。5月1日劳动节刚刚在坦贝尔霍夫飞机场举行完一场百万工人的盛大庆祝集会，第二天就取缔了自由工会。议会各党派正在一个接一个被强行解散，最后将会只剩下纳粹党是德国唯一合法的政党。内阁中巴本被压制，而曾帮过希特勒大忙的胡根贝格也很快要被逐出内阁。魏玛共和国的法院、学校被纳粹一一接管过来加以改造，新闻舆论工具只准发出一个声音，让“千百万人民都在收音机前收听元首讲话”。此外还要用纳粹化的各种行业组织代替民间组织，用官方教会代替民间教会。5月10日这一天柏林焚书的烈火也会很快在德国的几百座城镇几十所大学蔓延开来，类似的事件都要以富有象征意义的激动人心的一幕结束： 最后一车拉来的是那部曾经的煌煌大作《公理化法》，当它被抛进火中化为灰烬时，广场上的气氛、学生们的情绪和冲锋队铜管乐队演奏的乐曲声一起达到了高潮。“我早有一个愿望。”戈培尔扯着喉咙大喊，“总有一天要把这个非德意志精神的最大代表付之一炬，我要把这作为我们决心以最快速度完成国家一体化的标志。” 1934年7月3日，柏林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总部。 如果脱去那套阴森的制服，党卫队全国领袖、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看上去就像个银行小职员或小学教师。他正坐在办公桌后听取他的得力助手、负责党卫队保安处的海德里希汇报。希姆莱冷冷的毫无生气的表情，就像从6月30日那个血腥清洗之夜直接带过来的。那一夜他和戈林终于说服希特勒搞掉了冲锋队头子罗姆，清洗了大批冲锋队的指挥官，还有许多纳粹党和他们私人的政治宿敌。曾经镇压啤酒馆政变的冯·卡尔被杀了，闹分裂的施特拉塞被杀了，前总理施莱彻尔将军被杀了，现任副总理巴本虽然留了一命，但他的新闻官被警告性地枪杀了。死亡名单还可以开列得很长很长，最后一名当然是希特勒一度视为自己最亲密战友的罗姆，他前天刚刚在慕尼黑被党卫队秘密处决。 内部清洗演变成的滥捕滥杀还没有触及到一个希特勒最公开的敌人——卡尔巴赫，尽管已经有许多卡尔巴赫分子在大清洗中以及大清洗之前就被除掉，但卡尔巴赫的国际影响太大，希姆莱在等待希特勒亲自下命令。昨天戈林已经把有关大清洗的材料全部销毁，希姆莱让海德里希从戈林那里以及保安处拿来卡尔巴赫的秘密档案，一旦接到命令开始执行后，档案也要被销毁。 现在希姆莱看着海德里希带来的档案，索引卡左上角用红色检字器标出记号，表明卡尔巴赫是最危险的“A部一类”政权敌人，这一类敌人是已经采取秘密监视措施准备逮捕的。右上角还有记号表明卡尔巴赫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并且参加过共济会等等。希姆莱一边看一边暗暗心惊：就是这个家伙差点毁了第三帝国的千秋大业。尽管卡尔巴赫的泛公理化运动已经失败，《公理化法》已经在各地被查禁、焚烧，并且无论政治性的《人民观察家报》还是专业性的《德意志法学报》都在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肃清他的思想残余，卡尔巴赫仍然顽固地坚持他那一套，到处预言希特勒将把德国引向战争和毁灭，并且像自己的记者朋友奥西茨基一样拒不流亡国外避难，使许多人不得不敬佩感叹：“卡尔巴赫已准备为公理而战，为德国而死，他的英灵将会入住瓦尔哈拉殿堂（北欧神话传说中主神奥丁接待战死英灵的殿堂）。”卡尔巴赫则一直大声疾呼：“当一代德国青年像驯服的兽群被驱赶到残害别人也残害自己的猎场上，当欧洲千百万个家庭流离失所，无辜的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倒在不管哪一方军队的枪口和炮弹之下，当我在已经可以像恶梦一样梦见的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面前，我只有为我们曾经失去的一个无法挽回的机会深深痛惜，那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公理化法》投票中出现的悖论本来是可以规避的，它的存在并不能全盘否定《公理化法》和莱布尼茨猜想的价值，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但也绝对不能没有民主！相比即将到来的这一幕历史大悲剧，我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生与死，简直算不得什么。” 电话铃响了，希姆莱拿起电话筒一听就猛地站起来，脚后跟一碰挺直了身子：“是的，我的元首。是的，我的元首。”他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再没有说别的，等到电话那头的咆哮结束了，他才慢慢放下话筒坐回椅子上，抬眼看了看海德里希：“命令下达了，卡尔巴赫现在又去了慕尼黑，逮捕后对他关押的时间可以稍长一些，但也不能太长，你懂我的意思。”希姆莱说着拿起他惯用的淡绿色铅笔在一份早已拟好的文件上签下他姓名首写字母两个H，中间加一斜杠，“他会进入瓦尔哈拉殿堂的，只不过是在达豪（纳粹德国一个著名集中营所在地）。” 1934年7月13日，柏林克罗尔歌剧院。 上午8时，脸色严峻的希特勒走上发言席，似乎要掩盖住内心的某种情绪，他扶了扶讲台，然后伸臂行了个纳粹礼，台下的国会代表们也齐刷刷地伸直右臂。希特勒开始作有关大清洗的国会报告，在此之前清洗行动已经得到了总统、军队和内阁的认可，现在差不多全是纳粹分子的国会自然也报以阵阵掌声。 希特勒最后的结束语中有几句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 1934年8月2日，德国东普鲁士纽代克旧王宫兴登堡别墅。 八十六岁的总统保尔·冯·兴登堡元帅在一张行军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此之前希特勒就急不可耐地通过了一项法律，把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合并，在兴登堡死后由自己一人担任。希特勒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他的政治敌人已经基本消灭干净，全德国人民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对他个人——既不是对国家，也不是对法律，而是仅仅对他一个人——宣誓效忠。首先是陆海空三军： “我对上帝发下神圣的誓言，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元首、德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我将作为勇敢的战士，随时准备为我的誓言献出生命。” 然后是警察、法官和其他公务员，作家、艺术家和各种专业人士，包括“民族****大学教师联合会”的教师和“民族****大学生联合会”的大学生等，一直到最后，是一种最令人痛心的稚嫩的声音，这是希特勒少年队和希特勒少女团的誓言。希特勒不但要扼杀德国的现在，他还要扼杀德国的未来： “我向我们国家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我愿意并将随时准备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请帮帮我，上帝！” “欧洲完了！” 1934年9月1日，纽伦堡齐伯林广场。 一座纽伦堡到处可见的中世纪古建筑。 一个在泛光灯照耀下紧抓花环卐字的石雕展翅雄鹰。 一张刚毅的护旗手脸庞。 然后就是森林般或海浪般的旗帜，铺天盖地的标语，像巨大山坡上茂密的野草顺风倒向一边的无数人伸长手臂的纳粹式敬礼，屎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和黑色制服的党卫队整齐的方阵，百万群众的大游行。最后还会有大群乌鸦归巢一般掠过天空的飞机编队，像滚滚铁流涌动的大阅兵和规模惊人的军事演习。在轧轧响的电影摄影机镜头下，纳粹一年一度的纽伦堡党代会开始了。阿道夫·希特勒出现在高高的圣坛一样的检阅台上，左手大拇指插进皮带扣环里，右手僵直地伸向前方上空。 “嗨！希特勒。”万众一声声嘶力竭的狂喊中，有些女青年竟激动得昏厥过去。“现在，我的人民。注意了，我的人民……”齐伯林广场入夜后亮起一百三十盏防空探照灯，全部垂直向上照射，仿佛用灯光的巨柱把整座广场抬上夜空，朵朵白云在光柱间飘荡，又像是把一座巨大的光柱柱廊支撑着的天上圣殿降下了地，远在一百多英里外的法兰克福都能看得见。在这之前的一片黑暗中，只有一盏探照灯射出一束强烈的追光把希特勒罩住，使他头上似乎出现神圣的光环遮住了魔鬼之角。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从白天到黑夜，齐伯林广场多少次默默忍受希特勒尖利刺耳、伴以手舞足蹈的歇斯底里大发作似的演讲，一直到最后面对德国年轻一代的战争叫嚣： “我要我的脚坚定地站在地上，准备抵抗任何打击。当那一天来临，你将站在我身边，你将站在我前面、后面、旁边，并且在我的掌管之中。我们将一起带着我们的旗帜迎接胜利。” 剩下的事几句话就能说清楚。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恢复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大肆扩充军备。 1936年3月7日，德军越过莱茵河，开进《凡尔赛和约》划定的莱茵兰非军事区。 1938年3月12日，德国并吞奥地利，希特勒在坦克和装甲车簇拥下衣锦还乡。“多年以前，是上帝的意志打发一个青年从这里到德国去，让他成长起来并把他培养成这个民族的领袖，以便使他有一天能够领导他的祖国重新回到德国。” 1938年10月1日，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9月1日，德军机械化部队以闪电战进攻波兰。 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对德宣战。 1939年9月3日下午5时，法国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长沟流月去无声。

58116	● － sid 作品	321字	1楼	桃花仙	2004-04-26 22:04:12
20120	◆ －《希特勒式民主》	54761字	2楼	桃花仙	2004-04-26 22: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