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随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指使他人暴力袭击方舟子案的发生和告破，在科学上打假的是非和命运问题再次引起传媒与公众的注意。肖传国涉嫌买凶犯罪而被公安机关抓捕，使得他与方舟子之间的是非恩怨有了一个明确的了断，但科学打假本身的正义性与必要性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方舟子以前因为科学打假而吃官司并且遭到败诉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今后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br/><br/>在中国，倡导和捍卫真正的科学，辩清非科学、打击伪科学的道路坎坷而漫长，打假斗士往往陷于被重重包围、孤军奋战的境地，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虽然自“五四”以来科学和民主是我们大力追求的目标，但这种追求实际上是不断受挫、成效不大的。我们始终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论是在“科学、民主”的口号叫得震天响的昨天，还是在把“科技兴国”作为国策的今天。<br/><br/>为什么我们离科学那么远？因为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缺少科学的基因；因为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惯于介入科学事务，主观意志压倒科学精神；因为我们的政治家，以及名人、明星缺乏科学素养，没有辨别能力，出于个人爱好和偏听偏信支持非科学的“新生事物”，为不科学的东西流行泛滥推波助澜；因为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不坚持原则，迎合权力或者大众心理；因为我们在科学上落后，想走捷径，靠“中国特色”迅速赶超。<br/><br/>即使没有不良动机和利益考虑，即使是出于善意和热情，中国人也经常闹大笑话，把不科学的东西当作科学，不顾一切地推销。在这方面，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可能对杨沫走火入魔地“为小人物打抱不平”事件记忆犹新。杨沫是著名作家，当时又当上全国人大常委，她偶然遇到一位年轻的微生物科研人员刘亚光，听他胡吹自己的创新成就和受科学界正统派打压的动人故事，由于没有科学基本知识，又没有判断力，贸然出来替刘鼓吹，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和社会关系，给党中央主席、人大、科学院负责人写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全然不顾科学界的意见和科研机关的鉴定，一味替自己看中的“小人物”说话，向科学界宣战。她的活动影响了一些高层负责人，不断有批示意见，科研机关一再为已经证明不成立的“科学发现”做鉴定，浪费了极大的资源。但是，假的毕竟说不成真的，不论有多少领导、权威和外国人的支持，刘亚光的“科研成果”还是得不到实验验证。他在杨沫的大力帮助下出走美国，但他们两人的美梦——— 在国外成功，再回来扬眉吐气———并没有实现。杨沫的儿子，同样是著名作家的老鬼对此有客观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他断定刘是骗子，在《母亲杨沫》一书中说：“如果离开了实验验证和具体专业的科学家的分析，那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报刊的宣传，外国人的感兴趣，都不足以作为科研成果鉴定的依据。”<br/><br/>人们同样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美籍华裔生物学家牛满江的生物遗传理论在中国红透了半边天，但很快就无疾而终。他之所以能在中国招摇撞骗，有两个原因，一是投合了左的意识形态，其“发现”的哲学意义与西方科学理论的哲学含义正相对立，二是满足了证明“文革”正确，结出重大科研果实这种宣传需要。当然，这不是为了政治需要糟蹋科学的最典型事例，更著名的例子是，某科学泰斗在“大跃进”年代用科学理论证明，说粮食亩产几十万斤是有根据的。<br/><br/>在瓦解科学的权威和作用方面，某些身在科学界的学者的言论起到了特殊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从西方传到中国，某些科学哲学和科技史专业人员皈依“后现代科学观”，对科学持质疑、批判、消解的态度，企图以所谓“人文”代替科学，以“怎么都行”的所谓多元论代替他们所谓的“科学一元论”或“科学的独尊、霸权”，抹消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老一代科学工作者对他们很是气愤又无可奈何，称他们的“科学中心”是“反科学中心”。<br/><br/>人们肯定还记得“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开始时的一件大事。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颂扬数学家陈景润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事迹。这篇传遍神州、洛阳纸贵的文章对于中国恢复科学的地位、威望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某些局限，也有一定的误导。该文称，“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个说法是简洁明快的，但也是简单幼稚的，给科学涂上了文学的浪漫油彩。此文使人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关在小房间里冥思苦想，科学家与古代皓首穷经的书生没有什么区别。可以理解，徐迟不懂，数学固然被列为自然科学，但它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它是关于形式推理的科学，而不是面对世界的经验科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经验，不重视理论的经验验证，这是整个民族都需要补上的一课。<br/><br/>没有经历过启蒙洗礼和理性时代的中国人，不但需要在物质经济上奋起直追，而且需要在精神文化方面自我革新。<br/><br/>来源：南方网<br/>

<br/>说“某科学泰斗”，而不直说钱学森，这也是这篇文章推崇的“科学精神”？整篇文章读下来，不知所云。<br/>

<br/>重点在第三段。<br/><br/>“某科学泰斗”和“科学精神”有矛盾么？<br/>

<br/>敢说杨沐，为什么不敢说钱学森？科学精神包括敢于说话。<br/>

<br/>我看直说钱学森不至于为作者带来什么麻烦，谈不上敢不敢。但是有可能一提钱学森这篇文章就发不出来，只是为发表而隐匿了一下。<br/>

<br><br>这篇文章接近“散文”而非论文，要是文章旗帜鲜明，矛头首先应该直指庙堂，而非个把杨沫之流。 <br><br>当然，这样的写话，或者经常这样写的话，我们也就看不到这篇文章，或许再也看不到该作者今后写的文章了。 <br><br> <br><br>很多时候，文章让人不知所云只是因为不得已。比如你我，都知道文中的“某科学泰斗”是谁，而不知道的有心人，可能会去查资料进行补习。至于对此不感兴趣的人，文中指出钱老之名又能如何？退一步说，钱老当时写粮食亩产能够过万斤的论证文章，很可能也是迫不得已。毕竟，科学家需要有机会研究科学，才会有科学成果。牛棚里面是做不出火箭导弹的。<br><br>

<br><br> 其实我一直认为，“科学”是一种最利于探索真相的方法。而天朝2000多年来一直是民不聊生，所以百信为了生存，一直以“实用主义”作为行事准则。 <br><br> 所以科学也在实用主义的原则下被扭曲成为一种抬高自己，或者打压别人的工具。 <br><br> 拥有科学精神的前提就是启蒙，而启蒙总是和天朝2000多年来的渔民政策相悖，所以庙堂之上的人不会去推行科学精神，而底层的百信，离摆脱民不聊生的悲惨现实还有很多距离，哪里有闲心自我启蒙自我革新呢？<br><br>

<br/>启蒙是什么？是仪式？是课程？是奢侈品？<br/><br/>不是。启蒙是空气，在每个人身边，无处不在。<br/><br/>

<br/>&nbsp;&nbsp; 启蒙是空气的成分之一，它无色，无味。所以人类直到1774年，才了解（证明）空气中的氧气是呼吸必须。<br/><br/>&nbsp;&nbsp; 与此同时空气中还含有大量的氮气、二氧化碳等对呼吸无用的气体；更有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臭氧等有毒气体。<br/><br/>&nbsp;&nbsp; 启蒙是让人了解真相，更是让人有动力和意愿去了解更多的真相——所以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欧洲人推翻了封建主义。而渔民手段是混在空气中的毒气，依然是无色无味，等到人们发觉时，已经窒息将死。与原苏联和东德等国家不同，天朝的手段很高明，（通过极高的赋税、随意推翻挪用的社保体系、填鸭和洗脑式的教育体系、滥印纸钞引发通货膨胀和高昂的房价等等手段）让百信民不聊生，但勉强能还够活下去，那么百信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追求真相，去“在精神文化方面自我革新”了。<br/><br/><br/><br/>

<br/>我们对毒气的免疫力日渐提升，他们放毒的能力却早已达到极限。<br/>

5年后，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了。托互联网和兲朝教育“不改革”之福（我党的宣传能力和“义务教育”洗脑强化速度不足以面对互联网加快信息流通的改变速度），我党以前的渔民做法确实玩不转了。<br><br>虽然，老一辈的人依然（即便是不自愿地）相信我党（我周围，80后大概有50%+还基本拥护我党），但是90后，00后看来是不会继续被我党忽悠了。同时90后和00后的穷二代对我党的武力反抗威胁最大。[edit]2015-11-27 12:01:28.423410[/edit]

赶紧翻回去，看看我的看法是什么。。<br><br>我感觉年青一代更多的是不关心、不争论、无可无不可，只想逃避。拥党的和反党的都少了。

逃避是因为我党的舆论钳制和跨省力度不断加大。不过无脑信任我党的年轻人（比起80后来说，90和00）是越来越少了。关键恰恰是90和00后穷二代未来有可能直接用武力挑战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