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都周刊 作者： 王宏宇<br/><br/>相关行业： 投资行业 相关人物： 谢文<br/><br/>真正的创新，用熊彼特的话说，是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邓亚萍说弄一个足球队的乔布斯，宁波说拿5000万批量生产乔布斯，这都是匪夷所思的荒谬之论。如果说可以批量生产，那创新就没有了。<br/><br/>孵化器能成为商业模式吗?<br/><br/>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李开复创新工场的蹿红?<br/><br/>谢文：现在人们对创新工场，是有点神化的。李开复是个不错的经理人和教师，但不是一个企业家，自身也没有创业的成功经历。创业、创新的判断、偏执狂、吃苦耐劳、从零开始这些，都不是他的强项。<br/><br/>这类公司的基本商业模式，是拿初创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等这些公司上市或者卖掉的时候就有回报了。这个周期巨长无比，概率巨低无比。这种广种薄收的事，前提是你的成功率很高很高。这也是所谓的孵化器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br/><br/>南都周刊：但国外也有很多类似的孵化器，很红。<br/><br/>谢文：即便是国外的Y-Combinator，也是一个很旧的概念了。孵化器的概念在1999年、2000年热炒了一阵子，很多孵化器项目里面有拿着国家拨款的各级政府参与，其实就是科技腐败，骗钱、乱花钱、贪污腐化。<br/><br/>当然这种孵化器属于民营商业化运作的也有，但是随便查历史，尤其是在IT产业，被孵化器孵化成功的大创新、大公司，一个都没有。恰恰相反，谁都不看好的，像Facebook这样车库里面出来的，才做出真正的创新。<br/><br/>南都周刊：您的意思是不光是国内的孵化器产业有这个问题?您把国外的Y-Combinator等模式也算进来了?<br/><br/>谢文：对，应该说这个模式没有在产生大的创新、培育大的公司方面成功过。但是如果说让年轻人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融资的渠道，在一定环境下，在创业期或者说学习期获得了一些帮助，这点是没问题的。<br/><br/>但它产生不了真正的创新。真正的创新，用熊彼特的话说，是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邓亚萍说弄一个足球队的乔布斯，宁波说拿5000万批量生产乔布斯，这都是匪夷所思的荒谬之论。如果说可以批量生产，那创新就没有了。<br/><br/>南都周刊：即便如此，孵化器本身可以成为商业模式吗?<br/><br/>谢文：现在有很多种意义上的孵化手段和技巧，包括怎么写程序、怎么弄团队、小公司该怎么管理、怎么包装自己、写好PPT、跟投资者兜售自己的项目，这种技巧训练，这些都挺好的，也有社会需求，不错。这就是所谓的孵化器。我觉得更多的像一个包装行业，可以有个“集合效应”，成批量的，反正东边不亮西边亮，打个概率，我就挣钱了。这不像是创业，而很像是一个想得很清楚的生意经。<br/><br/>其实这也是有社会意义的。我们叫它“集成”吧，这个模式美国有很多，比如你可以在一个楼里租一个办公室，共享财务、保安、会议室(相当于商务中心)，这些是可以降低创业成本的，这些事作为一种服务都挺好。<br/><br/>开复有好为人师的那一面，如果说把孵化当成办学、当做公益事业来做，我觉得也不坏，但创新工场本质上也不是做这个的，至少他主观上或者说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br/><br/>还不是“创业黄埔军校”<br/><br/>南都周刊：但是现在我们看创新工厂发展得还是挺好的，47个项目只失败了两三个，而且他们也打算把这些服务打包起来，作为一种投资，等未来创业项目成功后变现，这是否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br/><br/>谢文：港台投资者喜欢搞这样的东西，就是把一部分创业成本货币化，你可以先免费用着，也不用还我，你用股份还我，要是股份不值钱，就算我风险了，要是你融资了、增值了或者卖掉了，我就可以套现，这个也不能说有多大错。<br/><br/>但是这样弄的话，对很多公司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人家到你这儿来是要学做公司、做产品的经验和技巧，不是为了省那点钱，因为那点钱很有限。<br/><br/>南都周刊：我们抛开创新的问题不谈，我们最近也经常听到人说，idea是不值钱的，在中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真正的创新无法存活。我们可不可以设想一种模式，它不保证创新，它保障你成功。<br/><br/>谢文：没有创新和没有知识产权有什么关系?美国是靠知识产权保护做创新的吗?不是，因为真正的创新不需要保护，真正的创新是我告诉你你也不会。你说Facebook有什么知识产权?没有。它是个框架，是个理念，你可以做、可以抄，但是没用。你说搜索，像google，要那么多人下那么多年的工夫。说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创新，是个混淆概念的说法。<br/><br/>有人说抄袭是入门的捷径。如果你是第一个抄，可以打个时间差，取得一点成绩，这点我承认。但是在人家进入成熟期后，你第50个抄，或者说你抄得太简单，能有效果吗?不能。更何况你还要把这一套再嫁接到自己的模式上，就更没有道理了。<br/><br/>创新工场的主力更多是从台湾过来的，他们的思维还在台湾七八十年代从美国回去的什么新竹园区啊，精耕细作，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教你一下，他们很多人在IBM啊什么的干过，包括流程、工具、经验，可以传授给年轻人，这本身是不错的一件事，但是这更多的是属于一种公益活动，而不是一种商业活动，要制造出规模化、源源不断、批量产生、有发展性的一批创新母体，实在是很难。<br/><br/>南都周刊：假如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公益性质的机构呢?创新工场周围的很多人都很赞同“创业黄埔军校”的评价。<br/><br/>谢文：创新工场需要再踏实些。什么O to O啦，移动啦，你的王牌项目经理，编辑出身，没开过公司，没做过互联网，凭什么去做项目?就这一点来说，像我们互联网上真正的黄埔军校，美国有雅虎，中国有新浪、腾讯，腾讯出了不错的产品经理，新浪出了不错的编辑，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一些锻炼出来的人才。但创新工场本身还没有成为成功的大公司，不是一个成功模式的缔造者，更像一个实验室，离黄埔军校还很远，不能飘飘然。<br/><br/>南都周刊：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创新工场，或是国内的孵化器产业?<br/><br/>谢文：这个模式本身不新鲜，就是一个稍微变点形的孵化器模式，或者说是师傅带徒弟的一个手艺工场，一个训练营，批量化实习场所。这从来就有，只不过现在大家也有点想入非非了，寄予过高的希望，什么中国人也学会了创新、创新居然也是有章可循的、可以大幅度提高创新的成功率，这本身就是违反规律的，创新永远是万分之一的成功率，创新是永远不可以教的，可以教的绝对不是创新。

听到“孵化器”就有点条件反射式的恶心，因为各地政府最喜欢弄这些垃圾，盖几个楼，拉几个骗子搞搞所谓的“项目”，然后当年报告些好看一点，OK。完事了，没下文了。这些狗屁孵化器最后能成为普通的办公楼就不错了，有些白痴在很偏的诸如“xxoo开发区”之类的地方弄，市政和商业配套毛都没有一根，最后连入住的公司都没有。<br/><br/>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创新工场就是个赌博而已。以小博大，广种薄收。其实我也有个思路，比创新工场还好，用的是穷举法，一个都跑不掉，绝对成功，只是没钱——我每年把各大艺术院校学校毕业生的作品，无论好坏统统每人买几个，长此以往，总有个把要混出来的吧？到时候一拍卖，肯定赚。<br/><br/>其实李开复的思路跟我差不多，唯一“高端”点的，就是他不玩“穷举法”，他会挑项目。他有自信，觉得自己挑选的项目更牛逼一些——但我深表怀疑。<br/><br/>我说深表怀疑，当然不是怀疑李开复的智商和能力，而是我同意谢文的说法，“创新居然也是有章可循的、可以大幅度提高创新的成功率，这本身就是违反规律的”。这个东西就跟买足彩一样——足彩，不是摇奖，我当然可以从概率上知道哪个队伍的胜面大一些，但是正常彩票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你是极难猜对的。<br/><br/>所谓创新的项目也是一样，李开复或许可以以他的经验或者直觉，认为哪个东西新东西有搞头，但是最终“搞成功”，其概率仍然极低。<br/><br/>总结：李开复就是利用他偶像、青年导师的身份聚积了大量人气，然后自己坐庄开赌场，专玩以小博大而已。还有一些所谓“职业天使投资人”，也是一回事。

创新工场的“追梦人”：开复你好 聚散的循环<br/><br/>来源： 南都周刊<br/><br/>作者： 王雨佳<br/><br/>创业的人们去了来，来了去，一切如同从前一样。但开复还是原来的那个开复老师吗?<br/><br/>场面乱得就像一场大型招聘会。这是在创新工场新址、北京中关村鼎好大厦9层举办的一场天使投资见面会，李开复、薛蛮子等天使投资人都到场了，并且现场与创业者互动。<br/><br/>他们坐在一个个玻璃小隔间里，被助手环绕着，看上去严肃又疲惫。创业者们拥挤在门外望着，等待叫号后3个一组进去，展开不知将在几分钟时被打断的发言。<br/><br/>已经在国企内退的朱大姐，手上拿着写着第五号的号码，站在写着“李开复”三字的玻璃门外，忐忑不安。她来自四川绵阳，从郑州坐火车过来，公司的名字叫“源动力”，是做节能环保产品的，和李开复的投资方向，并不契合，但她还是就想找李讲讲自己的项目，请他帮忙介绍个可靠的投资人，原因无他，只因为他创办了“创新工场”。<br/><br/>门开了，3个人鱼贯而入。朱大姐先发言，李开复听了几句，很温和地告诉她，创新工场不投新能源项目，还介绍给她另一个投资人。朱大姐挤出门外，去找那位投资人。对方听了两三分钟，要她分清“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区别再来。<br/><br/>“我的项目是市场推广的起步期，属于短平快，天使和风投都可以，我做了6年了，为什么不能听我把话讲完呢?”朱大姐尽管很不满，但她的京城引资之旅的确就这样结束了，连夜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br/><br/>但对李开复和他的创新工场来说，这只是个周而复始的开始。<br/><br/>开复你好<br/><br/>作为豌豆荚创始人之一，冯锋到现在还记得刚进入创新工场时的情景。在成为创新工场第一批招聘来的员工之前，身为诺基亚西门子成都分公司工程师的他，刚刚遭遇了谷歌中国的5次“鄙视”。<br/><br/>那天，在创新工场招聘接近尾声的时候，冯锋飞奔到招聘现场，蹲在地上完成了笔试试卷，之后他还开车送面试官赶往机场。因为他相信，创新工场不像很多媒体所说是“忽悠人的”。<br/><br/>2009年底，创新工场成立，第一天就收到了7000多封简历，随后，开始在全国各地招聘。与此同时，创新工场自我孵化的一批项目开始运作。2010 年，经过了4 个月的研发调试，冯锋和当时仅7 个人的团队决定把产品推到市场看看反馈这个产品的名字，就是现在为众多安卓手机用户熟知的豌豆荚。<br/><br/>那时，冯锋在创新工场的生活似乎与一个普通上班族无异，上班来工场做开发，下班就回家。但是，冯锋感觉到的是不同的压力，“工场有好的idea，但是能否为用户接受，都是未知数。为了工作，我经常会睡在工场。毕竟，工场不是无限期让你做的，只有1年时间，必须看到成果，如果没有起色项目就要砍掉。”<br/><br/>“不想再琢磨PPT怎么写，不想写完一个100多页的PPT再改上十几遍了。”应用汇后来的CEO、联合创始人罗川这样解释加入创新工场的理由。刚刚年过40岁的他，曾任微软MSN中国总经理、新闻集团MySpace中国CEO、中国移动139移动互联COO，来这里的唯一理由，是不想被移动互联时代淘汰。<br/><br/>“如果我不认识开复，我不会和他们联系，我的创业轨道就会不同。”罗说。他还记得来工场看项目时，应用汇当时的两个负责人王京和袁聪见到他之后，第一句话就问：“您觉得应用汇到底有没有前途?”<br/><br/>罗川很文艺地答道：“只要是移动互联，做一切都有前途，就好像站在北极，怎么走都是向着南方。”<br/><br/>“创新工场是点点的舅舅，一直帮助我这个父亲。但是，开复他们没有干预过我的决策。”点点网创始人许朝军这样定义点点和创新工场的关系，他不喜欢“校长”与“毕业生”的比喻。但他也不否认，2010年，正是李开复和汪华反复鼓励他创业，才让当时还在盛大边锋做总裁的他下定了决心。“如果错过这一波机会，我2012年再创业，可能拿不到这么多融资。” 2011年4月28日，点点获得联创策源、红杉资本和创新工场的A轮千万美元投资。<br/><br/>实际上，就在点点网加入创新工场之后，周鸿祎在一次会议上问过许朝军，他也有天使投资基金，为什么不找他?而许朝军的中学学长雷军，业余爱好也是天使投资。<br/><br/>“我希望我找的是专业的天使机构，只扮演投资者的角色。对方不会把自己的实业战略，绑在我的身上。开复也有裹挟的想法，但是相对中立。何况，我如果找周鸿祎，也可能得罪很多人。”许说，他的不少朋友想以个人身份投钱给他，但是他不愿意承担这种人情的风险。用机构的钱，他心安理得。<br/><br/>同桌异梦<br/><br/>谈及在创新工场的经历，冯锋开口闭口都是“工程师文化”，他不讳言，整个豌豆荚团队的文化都是在创新工场形成的。<br/><br/>实际上，冯锋来到创新工场之前，就视李开复为偶像。在他看来，工程师文化，比市场文化、销售文化都要优越得多。“销售文化的公司，特点是将利润作为第一目标，做产品就要挣钱。而谷歌这样工程师文化的公司，最初推出搜索引擎的时候，也没想过怎么挣钱，想到的是，只要能服务社会就有商业价值。我们做豌豆荚，想到的是把产品做好，服务大部分用户。好产品挣钱的日子，就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br/><br/>实际上，对于一群没有多少社会资源的年轻人而言，创新工场在人才招聘、法务、行政等等事务上的服务，弥足珍贵。而自豌豆荚诞生之日起，李开复的团队就从未有一刻放松过对他们的影响。<br/><br/>据冯锋回忆，豌豆荚第一个版本，是以管理个人信息为主，包括通讯录、短信，是一群年轻工程师凭自己喜好做出来的产品。产品做出来之后，汪华就催促他们，马上推出去让终端用户用。豌豆荚推出之后，信息管理的功能反应平平，而其中一个很小的功能让用户装上PC里已经下载好的软件却很受欢迎。很快，整个团队修改了产品。“工场告诉我们的是一种思路，而不是具体的内容你认为的再好东西只要用户不接受就要马上砍掉。”时至今日，冯锋忘记了最初的一年里，他们进行过多少次修改。在这样一个不断的研发、试验、修改的流程中，冯锋说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感觉到莫大的成就感。<br/><br/>罗川的感受明显和这个年轻工程师不同，对于这个大公司的高级职业经理人来说，处理行政事务并不困难，如果没有李开复的存在，他不认为孵化器本身对他多么重要。40岁的罗川已经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他坦言从做企业第一天起就想着挣钱，工程师文化不是他需要的。无论产品的方向、战略甚至融资，罗川觉得都是来自自身团队的力量，而不是求助于他人。何况，创新工场也同样是一个创业公司，而李开复本人不参与每个项目的运营和融资，“他没有时间，他的精力都放在接受采访，对外传播创新工场和每个项目上。”<br/><br/>罗川最先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自从开始创业之后，每天唤醒他的，不是热情和梦想，而是焦虑和恐惧：“我若是哪一点做得不够好，用户抛弃我，我该怎么办?或者，竞争对手施以重拳，让我措手不及?”在他看来，创新工场最可贵的东西，就是互相取暖的感觉。如今，罗川和李开复等人仍保持着一个月会面一次的联络，通过李开复，罗川进入了一些以前没有进入的圈子，认识了做应用搜索的美国quxiey公司CEO、美国最早的应用商店公司getjob的CEO等一批移动互联网的前辈。通过他们，罗川可以及时得到业内最新鲜的一手资料。<br/><br/>“导师和天使投资机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许朝军说，天使投资和其所投资的企业，应该是平等的商业合作关系。何况，以许朝军在业界的广泛人脉，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非找李开复。<br/><br/>实际上，许朝军创业的idea“轻博客”，使用的是美国Tumblr网站的概念，“创新工场的孵化服务让我提前3个月做出了产品。”就算概念是山寨的，制作产品本身也需要时间，有了创新工场，许朝军不需要注册公司、找办公室、招前台、装修……因此，竞争对手的产品比他的产品晚了一步。很快，许朝军在2011年3月拿到了A轮融资，超过1000万美元。戏剧性的是，2011年秋天的欧债危机令全球资本市场疲软。“如果我们再晚几个月，融资热潮已经淡下去了，很多公司都没有拿到钱，或是贱卖了。”<br/><br/>在别处<br/><br/>在罗川看来，从创新工场毕业的标准，是拿到A轮融资，而他想毕业的第一个动力，就是人太多，工场里坐不下了。2011年12月，应用汇正式搬出创新工场，搬到离创新工场不远的中关村海龙大厦。<br/><br/>在创新工场的最后一天，罗川本来想搞一个小仪式，让李开复吹个蜡烛，跟他们告别，可惜，最后那个场面并没有出现。罗川觉得，搬出来之后，应用汇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变化，毕竟，产品已经有稳定用户，也拿到了足以支撑18个月运营的钱。如今，毕业已经近半年，罗川觉得，人才招聘还是最难的，因为，无论有没有创新工场的光环，创业公司找到合适的人，都是件难事。<br/><br/>在豌豆荚离开创新工场的时候，“毕业”还只是个模糊的标准。2011年2月，在创新工场孵化了一年的豌豆荚毕业了，其时他们还没有拿到A轮融资，冯锋和王俊煜一起，搞了一个小仪式，让全体成员在工作过的办公室前合影。那一刹那，冯锋说他的第一感觉是兴奋，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孩子，长到了18岁，要离开家和父母，一个人去面对未知的世界了。<br/><br/>这群第一次离开家的孩子，很快体会到了艰辛。做惯了研发，写惯了代码的冯锋此时才知道，对于创业公司而言，租房子、买电脑、甚至安装电线都是大事。在201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民宅里办公的豌豆荚，为了保证服务器正常运营，甚至一直无法开空调。<br/><br/>实际上，许朝军拿到的A轮融资，在整个互联网社交行业，都是一个大数目。许说，在整个融资的过程中，创新工场始终帮助他，以期不让VC机构占到太多股份使他丧失公司的控制权。<br/><br/>如今，许朝军马上就要搬离中关村，来到文艺青年聚集的酒仙桥，离开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他没有流露出太多留恋，就如同当初离开创新工场时一样，毕竟，点点只在工场呆了114天。<br/><br/>而朱大姐仍在寻找投资的路上。她已经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徐州转了一圈。她听说创新工场只投35岁以下的IT创业者，所以不打算再去麻烦“开复老师”了。但北京已经有两家投资公司在约她，她打算再去北京碰碰运气，然后再回绵阳。“这是我创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她说。

我一直以为，创新工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创新，也不重视创新。其中那些老土的项目即使能靠李开复的眼光人脉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它的全部意义也只是赚到了钱。

我x，你贴的第二篇文章我怎么看都像是软文。<br/><br/>本年度长期看到各种有关“豌豆荚”的软文，强烈反感！